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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光通过这两个可笑的家伙就卖掉了这么多证券。从全部钱中，我个人捞了35万。其中大部分都叫我挥霍掉了。这听起来难以想象，但是我有各种各样的机会大手大脚花钱。我到过世界各地的低级酒店。我家光杂七杂八的开支每月就要5000。我喜欢穿着讲究，每周我都要付给纽约的一个裁缝8500。我的衬衣每件38，我的西装每套500。一双鞋我花120，而且我总是一买就买6双。我穿的裤子不低于100。
因此当这个小丑为赌场的钱再来时，我连一分钱也不会给他。黑手党没有因为我骗了赌场而表示不满，只有这个该死的曲解法律的人却来纠缠我。
“您必须付钱。”他说。
“您不要再打扰我，”我说，“最好叫派您来的那个人自己来。”然后我有些激动的补充道：“我一定会进监狱。我预计要蹲20年。您想看看，我就偏偏担心您的6万块？”
“那么谁来付这钱？”他大声喊叫。
“够了，怎么说我也不给！”我对他吼，“你现在就给我滚出去，否则我敲碎您的脑袋。”之后我再也没有听到他说一句关于赌场的话。我们手上有他们6万块钱，他们根本就不可能追回这笔钱。
7．10特里萨垮台
1968年7月底或8月初，奈德来找我说，他已与登普西…特盖勒经纪人公司拉好了关系，只要我们遵守某些条件，他们愿意出售抢手的有价证券。奈德告诉我，他的联系人叫威廉·德金。
我觉得大干一场的时间到了。于是便打电话给梅斯。
梅斯手上有50万元西弗吉尼亚电话公司的债券，是从纽约海顿·施通经纪人公司的保险柜里偷出来的。他说这批债券不烫手，他要求预支4万元，因为他要付给别人。我同意了。问题是，我手头没有这么多现金。我需要很多钱付给律师和还运动员俱乐部的债。
要是在从前，那很简单，我给塔梅莱奥打个电话，问题就可能解决了。现在不行，他正在坐牢。我也不能去找帕特里阿卡。
他不希望与波士顿黑手党中任何人有联系，因为联邦调查局正像苍鹰一样盯着他，现在正等着他犯错误。在谋杀的指控尚悬而未决的情况下，我不想给他们提供逮捕的理由。于是我去找了赞尼诺。
要想与赞尼诺很好的相处，你必须非常机灵。他是个贪得无厌的人，但涉及到借钱的问题，他却比年轻姑娘的屁股还难以接近。如我向赞尼诺借4万元，他要我还6万元。这是个难题，但没处借，我只好同意。我拿了钱，马上给梅斯打电话。他带上证券乘飞机来到波士顿。我把债券给了奈德，他说，他要转交给德金。不久，登普西一特盖洛经纪人公司按我们在里维尔的地址通过邮局寄来一张48万元的支票。我通过女秘书哈维把支票带给范伯洛，由他存在其公司的帐号上。他从兑换支票的钱中扣除24000元后，给了我256000元现金和四张5万元的现金支票。我首先还了赞尼诺6万元，给奈德2万元佣金，又给10万元由他转交德金，作为替我们将东西卖出的报酬。后来，我跟一个小伙子通电话，他说他就是德金，这时我才明白，奈德只给了他8万元，这个该死的家伙私吞了2万元。
经过左来右去，四张支票也都兑了现。这是我在巴尔的摩同施瓦茨和哈里森做88万证券生意以来收益最大的一笔买卖。只是我所捞到的钱都给了几个律师，他们以在巴尔的摩诉讼中为我辩护为由骗了我大量的钱。
1969年4月我在巴尔的摩受审。一开始我就知道，这回身陷困境了。施瓦茨和哈里森出庭作证。他们与联邦调查局达成协议，以保持自己的清白。我逐渐明白了，他们作证后，我唯一的出路就是坦白交待。我以为我也许可以欺骗陪审团，我搞错了。
他们不但不相信我，而且毫不犹豫的宣布我有罪。法官提出交保释金10万元才能释放，我的律师提出上诉。真是倒霉透顶，我预计要坐20年牢。此外，还有两个案子州法院将对我起诉。且不说为了上诉还要给律师付更多的钱。经过深思熟虑我知道，我彻底完蛋了。我没有现金留在家里。大约有30万元现金放在银行供人租用的保险箱里，那是以我和布拉克的名义租的。要是我坐牢，家里的人生活得比较象样一点就需要很多钱。
在我被判决前，博比·卡尔迪洛就开始与格斯·坎贾诺合作。
坎贾诺是个年轻人，富有进取心，对什么都不放过。他买卖假钞票、假邮票、热门股票、黄色书刊和录像带、做有暗记儿的扑克牌和色子。不管是打字机还是汽车，凡是在纽约和布鲁克林能偷到的一切，没有他弄不到的。
他的收入的最大源泉是靠偷来的证券，这些证券大部分是从一个小偷团伙手中买来的，这个团伙在全国许多机场作案，光是偷来的证券就值100万美元，大部分由坎贾诺销售。
卡尔迪洛和我急于做一笔生意，因此我们去找坎贾诺。卡尔迪洛有个朋友是当律师的，叫伯纳德·伯曼，他想出一个主意，用偷来的证券瓦解一些保险公司，也就是说去接办这些公司，然后促其倒闭井变卖其财产。要实现这个计划，我们需要1200万元的证券。
我觉得这个主意好，于是去找坎贾诺。他叫人把我带到一个公寓，那里有一柜子偷来的股票。我把股票翻了一遍，花了5个小时，没有哪种股票他们没有。坎贾诺把一些股票交给卡尔迪洛，卡尔迪洛交给伯曼。伯曼用这些股票在伦敦和阿拉斯加备接办了一家保险公司，等到他们掌握了全部股票，就可以逐步将公司的财路堵死，然后将公司挤干。我当时蹲在监狱里，没有见到一分钱，卡尔迪洛把我那一份也私吞了。由于我的证词，卡尔迪洛因这两起股票买卖被判18年徒刑，这并非出于我的报复，我检举了他和其他人，是因为我没有别的办法。
不久我的世界就慢慢崩溃了。由于在巴尔的摩做股票投机买卖，陪审团宣布我有罪，联邦法院判处我20年徒刑。这一判决使我大为震惊。我以为我会被释放的，我的律师也这样认为，这次判决对我是一沉重打击。
我的律师马上提出上诉。6月13日法官提出要交10万元作担保才释放我。我相信，就算我可能蹲监狱，我也有6个月时间为家庭挣点钱。像我已经对您说的那样，我整个一生从不知道节俭。我总是象酩酊大醉的水手一样大把大把花钱。我有最上等的享受，我家里有最上等的享受，我的朋友也同样有。钱以我根本不算是一回事。我总是只有用到第二天的钱，第二天到来时我又赢了一大堆，同时再将钱花出去。我根本就不想为艰难的时候存一笔钱。我从来没有这种想法。即便是存在银行供人租用的保险柜里的30万也不是从这方面考虑的；这笔钱是准备在逃离这个地区时以应急需要的。我知道得非常清楚，这30万也不足供我的家用20年。
在宣布判决前不久，我同波士顿的一个商人谈妥了一桩股票生意。此人叫伯尼，是公寓住房、空调方面的大亨。他的父亲是早期的黑手党徒。他本人则更多地在黑手党外围活动。伯尼出了个好主意。他说，他有个朋友在委内瑞拉，也许他有办法。过了几天他把那位朋友带到我下榻的饭店。这家伙叫安东尼奥。伯尼说他是个机敏、狡猾的人。他们俩认为，如果我能搞到500万美元偷来的股票，安东尼奥可将股票换成价值400万美元的咖啡期货合同。虽然这种期货合同今年只值400万元，但是明年可值500万，甚至更多，我同意了。
我马上飞到布鲁克林去找坎贾诺。他有500万元的海湾和西欧的股票，是从肯尼迪机场的邮包中偷来的。他要5％的佣金，即25万元。我同坎贾诺谈妥，把股票转交给伯尼和安东尼奥。
在我能赚这笔钱（大约300万元）之前，我不得不坐牢去了。我没有再听到伯尼或他那个朋友吭过一声。他们拿着所有的钱溜走了。伯尼一个子儿也没有给坎贾诺，他也不认识坎贾诺。
一切的一切（包括与卡尔迪洛所做的保险公司的买卖、与伯尼干的咖啡期货合同、我在信贷买卖中投入的10万以及在银行租用保险柜内存放的钱），加在一起我至少有700万。但这还不是所有的一切。布拉克和我与一个名叫马文·卡格尔的小伙子酝酿过一个新计划。此人是里维尔黑手党老头领卢·福克斯的外甥。
福克斯死的时候，卡格尔从马里兰州赶来了。但是他不是为了参加他舅舅的葬礼，而是先找到一辆汽车。福克斯在这辆车的行李箱中放着一个轮胎，轮胎里藏着几十万元的钞票。
卡格尔有规规矩矩做生意的一面，因此布拉克和我同他说好，以20％的回扣从梅斯那里购买价值差不多200万的有价证券。我做成了这笔交易，并且与梅斯约定，由他们去取证券。即使在这种情况下生意也做成了，这时我已在牢里。在我坐牢期间，他们把这些股票卖了。布拉克应该把我那一份（大约75万元）替我保存好。当然他没有这样做。
布拉克还应该代表我在运动员俱乐部的利益，以及代表1968年他、奈德和我共同投资买的一块地皮的利益。这块地皮在马萨诸塞州韦斯顿市相当高级的地段。我们是从奈德知道急等用钱的某人那里买下的。他卖给我们时，这块地皮值30多万，可是我们只花了12万现钱。现在它起码超值60万。我们每个人可得20万。我可从未见到一个子儿。
反正我对布拉克很信任，真是拿他当自家兄弟对待，我不听塔梅莱奥与帕特里阿卡的劝告跟他交往，把他在一生中绝对不可能得到的一些买卖的份额分给他，将他领进黑手党人的圈子，没有我他永远也进不去的。一直到我1969年5月遭到车祸住进医院为止，我没有理由不信任他。这时我从范伯格那里知道，他没有把范伯格和我们一道干的信贷买卖的3万多元的利息付给范伯格？范伯格气得要命，我也对布拉克非常不满。就将偷来的有价证券的支票兑现这一点来讲，范伯格对我有如黄金一样宝贵。金鹅是不能被人宰杀的。
后来我又发现了布拉克另外一些事，这样我明白布拉克必须滚开。我必须干掉他。
1969年6月30日早晨，我想干脆躺在床上，把全部可恶的事情忘却。天气晴朗，我真想坐到游泳池旁休息。但是我不能过这种舒适的生活，我必须去赚钱，赚很多很多的钱。
前一阵子我的两个能干的伙计到运动员俱乐部办公室来。他有9张弗鲁特联合公司的空白支票，有一张已经签了字。我让女秘书哈维把签名转到6张支票上。我们把填在支票上的钱数以杂费的名义记在俱乐部帐上，说明开支票的人在旅游赌博中输了这些钱。
我轻而易举地在波士顿一家银行兑换了一张7500元的支票，其中3oo0元计在开支票人的存款项下，4500元记的是他还赌债的款项。在其他银行兑换了另外两张支票，也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