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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若夏只需要那家的维生素，它却偏偏位于顶端，她不得不多走一段路。
好在这一段道路并没有让她白跑。她带齐了所有想要的东西，走出了超市的大门。
终于坐上了车，她想着，天又开始暗下来了。姚若夏对出租车司机说了一个地址，汽车在华灯初上之前，上路了。
到了目的地，姚若夏付了钱，然后拎着大袋子走进了小胡同。出租车是可以再往里开一点的，可她不想麻烦，另外也不想节外生枝，宁愿步行走到老婆婆的家里。
上次来的时候，姚若夏给她安了一个特殊的门铃，那是一个由细绳牵到门外的机关，另一头连着屋里灯泡的开关，这边一拉，伴随着门铃还有闪烁起来的灯光。她买了一大堆可以增强听力的食疗产品。但事实上，这些都无济于事。听力学专业的姚若夏明白，老太太的听力损伤是不可逆的。那明知不起作用为什么还买呢？姚若夏自己也搞不清楚，也许是为了让自己心安一点吧。
老太太开了门，认出了姚若夏，热情地把她让进来。老人心情越愉悦，姚若夏就越感到欣慰，这让她还能感觉自己并非一个十恶不赦的坏人。
不久前，李从安的电话如期而至，姚若夏不动声色地聆听着他诉说自己父母身上发生的可怕的事情。她已经练习了很久，做到了毫无破绽地表达自己的吃惊。可让姚若夏受不了的是李从安安慰自己的语气。
她听得出来，他以为她会为此愧疚万分，殊不知一切都由自己一手操纵。然而越是这样，姚若夏心里反而有一种说不来的纠结。
她坐了下来，老婆婆倒来一杯水。她看着老人沧桑的脸，又想起了自己如同老婆婆容貌一样沧桑的经历。
如果一切不是发生在自己身上该有多好。一边是十五年以来深埋着的暗流涌动的仇恨，另一边，又是与日俱增的与李从安一家的感情。
平心而论，如果没有那些渊源，姚若夏很愿意做个称职的儿媳妇。然而命运却将她推入了这场万劫不复的旋涡中。
姚若夏扶着老婆婆坐下，来到厨房，把热水瓶里的开水倒进了一个大碗里，然后把超市买来的猪脚放了进去。“我来吧！”老婆婆在背后要把姚若夏手上的活儿抢过去。
“我来，这个我知道怎么弄的。”
“你看，这多不好意思，又让你买，又让你做！”
姚若夏把煤气灶上火开了，烧上水，然后把洗干净的黄豆倒了进去。“酱油有吗？老抽的。”
“有有有！”
“冰糖呢？”
“也有也有！”
老婆婆忙不迭地打着下手，嘴里还在表示无尽的谢意。姚若夏手上忙着，面带笑容，可心里几乎到了崩溃的地步，因为她自己知道，现在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了心理上的自我原宥。
第二天，姚若夏还是决定行动。这是一个明媚的早晨，冬季里难得的好天气。她从住家出发，依旧打车，带好了所有的东西。
这是一家市级三甲综合性医院，出过很多享誉国内外的专家，如果李从安的父母换一家规模小点的医院，或者接诊的是个不够机灵的实习生，现在一定已经死在手术台上了。
医疗资源的不平衡，让很多平头百姓成为庸医手下的试验品，姚若夏恨得咬牙切齿，她从十几岁就明白人与人之间是有阶层之分的，对此她有切肤之痛。
这些不公平永远都不会落在李父的身上。姚若夏冷笑，他们的身份注定养尊处优，占有着所有的优等资源，而他们就自以为是优等公民，说着冠冕堂皇的话，却恬不知耻地享用着百姓用血肉甚至生命换来的各种成果。
姚若夏不断地在为自己增强信念，她告诉自己，所有的一切都是在替天行道，这不仅仅是复仇，她是在用一己之力，抗争这个世界的规则。下车的时候，姚若夏已经恢复到了冰冷的过去。
她从边门而入，精神抖擞的保安形同虚设，姚若夏手里拎着保温桶，里面装着煮好的莲子银耳。她看上去以及事实上就是个探望病人的访客。保安甚至还对她点头示意，像进入一家餐厅一样为她拉开了大堂的玻璃门。
一股暖气迎面而来，大堂里井然有序，穿梭着穿白大褂的医生护士，还有手提礼盒水果的病人亲友。一个身穿蓝白条纹病服的老人，被她的儿女搀扶着走向户外，他们也许要去晒晒暖洋洋的冬日。姚若夏和他们擦肩而过，站到电梯前，按了13。
1314，姚若夏从裤袋里掏出一张纸条确认，她记得这个数字，然后按着门牌找过去。转过一个拐角，她远远看见病房门口坐着两个男人正在聊天。姚若夏认出了其中的一个，正是李从安队里的人。
“嫂子来了！”男人热情地站起身来招呼，并向姚若夏介绍身边的人，“这是医院保卫科的冀科长。”
姚若夏对着他们笑笑，心里却有些担忧，有客人？或者安排了岗哨？
“队长说，怕是报复，所以安排了人手在门口看着，小心一点好，老队长得罪过不少人。”
“辛苦你们了！”姚若夏不动声色地微笑，她提了提手上的保温桶。
男人说队长的母亲还在重症病房，老队长已经醒了，不过现在还很虚弱。他转头敲了敲门，从门上的玻璃窗望进去，李父应该做了一个开门的手势，男人把门打开，让姚若夏走了进去。
“叔叔！”姚若夏看到一张苍白的脸，果然折腾得不轻，她想。
“小姚来了！”李父强撑着身子，想要坐起来。
姚若夏赶紧跑过去，把他扶住。“没事，只是着了一点凉。”李父强颜笑笑，“你阿姨不太好，腹部被刮了一个大口子。”
姚若夏听着，想到李从安的母亲给自己夹菜时的模样，感到鼻子一酸，然而奇怪的是，这次却是发自肺腑。这一情绪上的变化被李父看到了，“跟你没关系，不是你的错！这是命中一劫，”李父开着玩笑，“躲也躲不过！”
姚若夏背过身去，她已经学会了如何不让情绪写在脸上，可为什么今天这么脆弱？
她把放在桌上的暖瓶打开，倒了一碗热羹在小碗里，端到了李父的面前。
“麻烦了！”李父很有礼貌地感谢姚若夏，姚若夏看着他一小口一小口地吃了进去。
“小姚，今天不用上班吗？”
“嗯，我请了假。”
“我这没事的，别影响工作。”
“不会的！”姚若夏笑笑。
这羹里混着一定剂量的安眠药，用不了多久，他就会沉沉睡去。
姚若夏打开了电视，这间病房是两张床，另一张床空着，电视里播放着不知名的电视剧，姚若夏看不进去，她矛盾的心情犹如在迷路的十字路口。
刚才的信念哪去了？
药效来得很快，想必李从安的父亲不好意思赶走姚若夏，强撑了一会儿，估计还是难以抵挡疲倦，传来了低鼾声。
该行动了，姚若夏看着病床旁吊着的营养液。她必须行动了。她站起身来，走到窗边，从裤袋里取出药瓶和注射器，针头插进了橡皮盖子，吸出了药瓶里的混合液体。她转眼看见睡着的李父的脸，有些苍老，和李从安颇有相似之处，此时此刻，她似乎又在动摇着自己的信念。
该不该做？她在问自己。电视里播放着电视剧的片尾曲，是个温暖悠扬的曲子；阳光斜射进来，撒了一地金黄。
该不该做？姚若夏又问了自己一遍。
第十四章 犯罪心理地图
李从安最初的理想是做一个宾馆的大堂经理，西装革履站在有空调的大厅里迎接客人。
这和他现在的职业相去甚远。要不是父亲从小就把他当做接班人，并不惜采用强制措施，没准人们认识李从安，更多的是从商业杂志的封面上。
他很小的时候就被带进了刑警队玩耍，那时候，父亲还没有调入公安大学，作为在本市公安系统有名的硬汉，李父的名字几乎真的可以说令犯罪分子闻风丧胆。
然而这一点并没有被李从安很好地继承，按照李父的说法，“我儿子偏文”。就算在烟雾缭绕，伴随着形形色色的骂娘声的刑警队中熏陶长大，但一直到了后来他都没有一个“警察的样子”。
他被人更多地称之为“学者刑警”。这是相对于那些精通格斗擒拿、身怀绝技的人士而言。当李父看到儿子在公安大学所有体能测试都刚刚及格挂个零之后，差点失去了信心。没想到李从安后来却从审讯心理学突破，不仅成绩优秀，且颇有建树，弥补了在其他方面的不足。
这是一个典型的子承父业的发展脉络。如果没有李父这层关系，并在背后不厌其烦地支持，没准还没等到李从安学以致用，在业务上显山露水，就已经被淘汰了。
一开始，李从安并不理解父亲为什么一定要像封建专制者那样安排自己的前途。以李从安的条件，满可以找一份稳定舒心的工作，恋爱结婚，生儿育女，而不是现在满身尸臭味地和这个世界上最变态的杀人重刑犯打交道，直到他二十一岁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
那时他刚进刑警队，业务上不熟练，经常做些“留守”的琐事。其他同事受命抓捕逃到该市来的一个全国通缉犯。追捕工作一共进行了七天七夜，最后发现通辑犯躲进了一所民宅。李从安没有出现场，在公安局遇到了来找大刘的一个女人。
大刘二十八岁，刑警队成员，这个女人是他的妻子，结婚三年以来，有一大半的时间都独守空房。
“这些我都能忍了，”女人坐在刑警大队办公室里向李从安抱怨道，“可这次不行！”
原来大刘的岳父患了急性胰腺炎，已下了病危通知单。再不见，估计就成了终生遗憾了。
李从安也觉得这事是大刘做得不对。“嫂子，回头我让队长说说他，这也太不像话了！”
“我不反对你们工作，你在刑警队里打听打听，嫂子是那种胡搅蛮缠拖后腿的人吗？”
“嫂子当然不是！”
“就是，可小兄弟你说今天这事成不成？”
“不成，回来之后我一定让队长批评他！”
“现在不能打电话吗？”
“现在肯定不行，他们正在行动中呢！”李从安为难地说道。
“好，那我就在这儿等着！”
中途李从安去了别的办公室，回来的时候大部队已经回来了，逃犯被成功抓住，但大伙却没有欢天喜地，气氛不太对，没有人说话，抽了满屋子的烟。嫂子沉默地坐在房中间。
李从安已经有了不祥的预感。他上前叫了一声嫂子，没想到她居然哭了，而且是号啕大哭，就在抓捕逃犯的过程中，她的丈夫牺牲了。
这是李从安第一次接触死亡，第一次直面这个职业的危险。警察不是花拳绣腿的摆设，而是真刀真枪地跟歹徒干。说不怕那是假的，人的生命只有一次；说有多高的情操那也是虚的，穿上了警服，风里来雨里去，刀光剑影，甚至不惜搭上生命，仅仅是为对一份职业道德的遵守。
这样的道德，满世界都存在着，未必警察这样干了，就会显得有多高尚。
这件事给了李从安极大的影响，他突然明白了父亲为什么一直要将自己培养成一个合格的刑警了。这不仅仅是职业上的继承，警察每天都面对穷凶极恶的人，意外随时可能发生，父亲结了很多仇人。他是希望自己能够在最坏的情况下，承担起保护家庭的责任。
这件事就像是一剂兴奋剂，突然间催醒了李从安的潜能。这就是命运，从你从事警察工作的第一天起，就注定危机四伏。这是李从安后来琢磨出来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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