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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之前那一轮弹劾里，宋应昌被弹的最凄惨，替石星背了不少黑锅。现在石星又来这么一出儿，让宋应昌十分不爽。
石星对宋应昌的消极也很不高兴，三番五次催促，宋应昌却始终不予正面回应。他的理由是：内藤如安自称是为和平而来，可身上什么文书都没有。陛下要求必须有关白的降表，议和才能继续。
宋应昌搬出皇帝来当挡箭牌，石星无可奈何，只得指示他尽快去日本弄一份降表回来。
宋应昌、石星之间书信往返，一转眼就到了十一月份。在这期间，沈惟敬在平壤呆得如坐针毡。内藤如安迟迟不能赶赴北京，这让他有很不好的预感。拖的时间越长，他的谎话被识破的可能性就越高。
需要说明一点。在沈惟敬胆大包天的操作下，内藤如安表现得非常恭顺，一副要去膜拜天朝的嘴脸。无论是万历皇帝、石星还是宋应昌，在这个阶段都不知道秀吉曾经提出过七条极其苛刻的要求——若是他们知道这个，恐怕早就掀桌子开打，断断不会再有任何和谈。
另外一个谎言制造者小西行长在西生浦也特别着急，太阁大人已经从秀赖公子的狂喜中逐渐清醒过来，开始询问北京啥时候把割让朝鲜的文书签下来。小西行长实在等不及了，给沈惟敬写了一封信，言辞严厉，质问他到底怎么回事。
沈惟敬接到信后一阵苦笑，这事已经有点脱离控制了，他也没好办法。
事情就僵在那儿了。
沈惟敬和小西行长万万没想到的是，最后帮他们解了围的人，居然是加藤清正。
自从明、日停战以后，大规模战斗停息了，可小打小闹却始终不断。在庆州、熊川等地，日军与明、朝联军经常发生战斗。在十月二十九日，加藤清正与朝军在永善又爆发了一次冲突，朝军将领赵希仁战死。十一月二日，明方本想派遣沈惟敬去交涉，可是他离前线太远了，临时派出了一个叫谭宗仁的指挥，前往熊川质询。
加藤清正二话不说，把谭宗仁软禁在了营中。消息传回到明军这边，沈惟敬精神一振，意识到这是个机会，主动请缨前去交涉。明军军中没人愿意去跟倭寇来往，既然他主动要求，便把他放了出去。
沈惟敬到了熊川以后，没去找加藤清正，先找到了小西行长。两人一见面，沈惟敬赶紧把大明提出的条件告诉行长，行长一听急了，说这跟太阁大人提的要求差太多，根本不可能谈得拢啊。
这事若是揭穿，无论小西行长还是沈惟敬，都没好果子吃。两个人愁容满面，都在问到底该怎么办才好。
还能怎么办？继续瞒吧！
万历皇帝不是要关白降表吗？没问题，我们给你伪造一个！
十二月二十一日，两个胆大包天的家伙，居然真的伪造了一份降表。
在这一份伪造的降表里，“丰臣秀吉”极其恭顺地表示，先前的战争完全是一场误会，实在是因为日本太过迫切要向大明进贡。现在误会既然消除了，日本知道自己的错误，希望大明皇帝能够原谅，并赐予“日本国王”的称号。
小西行长怕这谎撒的太大无法收场，还特意修改了“秀七条”的内容。秀吉说要割让四道，他大笔一挥，改成割庆尚一道；秀吉说要公主，他大笔一挥，说女人不要了，赏赐两万两银子就行；秀吉说了四、五条要求，他大笔一挥，改成只要堪合贸易恢复就好。
若是让秀吉知道，这每一处改动，都足以让小西行长剖腹一万次。
很多人看到这一段历史，对小西行长和沈惟敬的举动都大惑不解，这么明显的谎言，难道他们以为日本和大明是白痴吗？
其实，如果把整个议和活动串起来就会发现，两人开始时候只想撒一个微不足道的谎言，接着为了遮掩这个谎言，不得不去撒一个更大的，逐渐升级，逐渐失去控制，等到他们意识到整件事情已经上升到一个荒谬地步的时候，已经无法回头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谎言有多可怕。
第八章 这是误会
沈惟敬和内藤如安兴致勃勃带着《关白降表》回来的时候，已经是万历二十二年春天了。他觉得这次出使非常完美，满怀希望地去找宋应昌表功，可是等到他的，却是一个晴天霹雳。
宋应昌离职了。
无论是主战派还是主和派，这个时候都已经对宋应昌失去了耐心。万历二十一年十二月五日，石星上书，先称赞了一番宋应昌在过去两年里的贡献，然后说他既然已经回国，但倭寇的事不能没有人管，推荐了一个叫顾养谦的人来接替。
对于宋应昌，石星自认仁至义尽。他并没有剥夺宋的职务，而是让他以胜战之身回京卸职交任。更何况，此时主战派对宋应昌不满已久，如果他还留在这个位子上，早晚要出问题，还不如急流勇退，保全自身——把他召回北京，也算是一种爱护。
宋应昌没办法，只得返回大明。在临走之前，他还反复叮嘱朝鲜人和驻朝明军，千万不可撤军，否则局面会不可收拾。他回到北京，交接了职务，还得到了万历皇帝的称许。可他在京城屁股还没坐热，铺天盖地的攻击就涌了过来。
广东道御史唐一鹏、河南道御史黄一龙、辽东巡抚韩取善、兵科给事中吴文梓、直隶巡按李尧民等人开始对宋应昌展开了持续不断地参劾，参劾的内容五花八门：从“经略失当”到“畏缩避战”，从“贪冒军功”到“任用不当”，甚至还有人说他伙同袁黄与刘黄裳等人，从战马买卖中牟取暴利，总之什么屎盆子都有。
其中最重的一条罪过，是吴文梓提出来的。
万历二十一年十二月初二，日军一万人兵分三路，进攻庆州的安康。驻守庆州的南军当时有数千人，主将吴惟忠、骆尚志、王必迪听说日军来袭后，立刻与朝鲜守将高彦伯出战，与日军正面相磕，打了一个平手。
吴文梓以此为论据，力陈日军狼子野心，和议是假，主张和谈的宋应昌是汉奸。
宋应昌有苦也说不出，石星骂他破坏和谈，言官们又骂他只想着和谈，这大明朝做点事怎么就这么难呐！
一时间，宋应昌的处境风雨飘摇，眼看就要被打成大逆不道的罪臣。不幸中的大幸是，这些言官弹劾宋应昌的时候，捎带着弹劾了一个人，李如松。
李如松是什么人？他爹李成梁是名副其实的东北王，他本人是东北李氏家族的家主，辽东精骑的最高领导人，他的升迁贬谪对帝国政局影响极大。不要说李如松这次从朝鲜返回，是打了胜仗的，就是他败退而回，朝廷也不敢拿他怎么样。
李如松回辽东以后，他家中有一个叫诸龙光的私塾先生，不知出于什么目的，突然跳出来向朝廷控诉李如松暗中与倭寇勾结。朝廷毫不客气地判了诸龙光一个诬陷罪，“枷刑日中”，几乎暴毙而死。朝廷对李氏的态度，可见一斑。
李如松和宋应昌在朝鲜战场上一直不和，可现在却被一群言官栓成了一根绳上的蚂蚱。朝廷既然不敢动李如松，自然也不能动宋应昌。
经过一番真真假假的调查，最终证明，大部分对宋应昌的指控都属子虚乌有。
可惜这时候宋应昌已经是心灰意冷，不想再趟这里的浑水，终于提了辞呈，回原籍养老去了。
至此，明军援朝的一文一武两名大员，全都退出了朝鲜战场，终其一生都不曾再度踏足那片土地。
宋应昌自从接手经略一职之后，兢兢业业，驱动大明这尊迟钝的战争机器，与袁黄、刘黄裳等幕僚制订了详尽周密的作战计划，调派各地军队，统筹后勤，协调与鞭策朝鲜官员等等。这些大多是琐碎事情，毫不显山露水，很少为人所留意。
可如果没有了宋应昌强力而缜密的经营，残破萎靡的朝鲜根本无法支撑明军在朝鲜的军事活动，李如松更不可能打得那么随心所欲。纵观第一次援朝战局，明军运动颇有章法，进退有度，没出过任何大差错，此皆宋应昌运筹之功。
至于广为人诟病的补给问题，这是一个客观困难。宋应昌从国内筹措粮草没出半点疏漏，中朝边境粮草辎重堆积如山，奈何朝鲜就那么三五头骡子七八个人，换了谁来也解决不了。在这种极其局限的环境之下，宋应昌勉力支撑，让明军没出现大面积饥绥，应该是有功无过。
宋应昌在朝鲜战争中扮演的角色，很像是一个清洁工。无论你怎么努力扫地，都看不出成果，可一旦你撂挑子了，立刻就看出来了。
当然，宋应昌本人不能说没有毛病。他对南军的偏袒程度不比李如松护犊子的劲头差，南北之争他至少得复49％的责任；他还曾经指使手底下的人向朝鲜人索要倭寇头颅，用来换取军功。这也是宋应昌的污点之一。
不过这些错误瑕不掩瑜，不能掩盖宋应昌所做出的贡献。朝鲜战争历时六年，大明经略先后换了四任，宋应昌的表现是最出色的一位，他在朝鲜战争中的尽心尽力，值得历史给予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
有趣的是，不光是大明有人对宋应昌不满，就连朝鲜人也对他不那么瞧得起。
这其中的表面原因，是因为宋应昌在粮草运输问题上对朝鲜官员不假辞色，动辄呵斥，甚至还越权干涉朝鲜官员的任免，惹得朝鲜朝廷不满；但深层次的原因，却是一个跟战争八杆子打不着的学术歧见。
李朝一直以来师从大明，意识形态上信奉的是朱子学说为基础的儒学。而宋应昌、袁黄等人，则是王阳明的信徒，其中袁黄与王学渊源极深，他父亲袁坡是王阳明的弟子之一，他的老师是王阳明的嫡传学生王畿。
宋应昌、袁黄和其他“王学”门人一样，满怀着将阳明之学传遍天下的伟大理想。在万历十二年，王学门人已经取得了初步胜利，让王阳明正式配祀孔庙。等到宋、袁来到朝鲜以后，却惊讶地发现，一向对大明亦步亦趋的朝鲜，居然对阳明学说无动于衷，这实在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于是，宋应昌、袁黄在打仗之余，还希望把王学萌芽播种在这片荒地之中。王阳明文武双全，所以他们就从最要紧之处入手，先教朝鲜军人阳明兵法，等到时机成熟了，又正式向朝鲜国王提出要讲习王学，传授儒生们阳明心法，甚至建议在朝鲜孔庙里也摆上一尊阳明像。
这一下子可捅了马蜂窝，朝鲜大臣们即使被日本人占领国土时，都没这么气愤。他们对宋、袁的这种做法极其不满，明里暗里拼命抵制，无论如何也要维护朱子学说的尊严，甚至骂宋应昌等人是“世衰妖兴，一至于此”。后来袁黄被李如松弹劾了十条罪过，其中一条就是他在“左道惑众”，连带着一些对王学有兴趣的朝鲜儒生，都被问罪处罚。
在这种情绪带动之下，朝鲜官员对宋应昌的一切都看不惯，种种记载里颇多讥讽。讽刺的是，这种激烈反弹与争论，反而让王学在朝鲜人所共知，引发了更多人思考，并最终发展出朝鲜阳明学分支的江华学派，也算是无心插柳。宋应昌、袁黄若知后事，也足堪欣慰了。
插播完毕，咱们回到正题。
宋应昌走了，顾养谦来了。
顾养谦是嘉靖四十四年进士，时任兵部左侍郎兼蓟辽总督，也算是一号人物。石星推荐他，一是因为他办事水平不错；二是因为他没参与过抗日战争，政治上没有包袱，可以毫无心结地展开议和活动。
比起宋应昌来说，顾养谦推动议和不遗余力，真心诚意，因为他的使命是促成和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