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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沈惟敬一直呆在釜山附近，有点风吹草动，便能立刻逃入倭营中。一旦让他投靠了日本人，朝廷最后一点脸面可就挂不住了。当时明军在朝鲜兵力不多，只有驻守南原的辽东军杨元和驻守忠州的南兵吴惟忠，其中杨元和沈惟敬比较接近你。郉玠为免打草惊蛇，叮嘱杨元要秘密逮捕之。
杨元接了任务，表面上若无其事，暗地里开始暗暗跟踪沈惟敬的行止。他发现沈惟敬带着一个三百多人的小营，只在宜宁、庆州附近活动。
杨元决定先解除他的武装，假借驻军将领的名义，偷偷以移营、换防为借口，把他身边的人更换一空。其实沈惟敬在军中毫无根基，杨元这么做只是为了预防万一。捉拿沈惟敬是头等大事，不能有一丝疏忽。
日军此时已登陆半岛，开始展开作战。沈惟敬虽不知杨元到来，但多少听到些北京巨变的风声。骗子天生敏感的嗅觉让他惶惶不安，开始琢磨着投奔小西行长。
小西行长绝对是个讲义气的好哥们儿，他听说沈惟敬在大明混不下去了，立刻派了柳川调信和五百名士兵，分坐九条船去接应。沈惟敬看到日军有接应，大喜过望，收拾收拾行李，悄悄离开宜宁驻地，朝着釜山逃亡而去。
这个动向立刻被杨元的眼线侦知。杨元二话不说，率领六名辽东骑兵风驰电掣地追击而去。辽东军别的不行，若比起速度，在东亚根本没有敌手。他们从南原星夜疾驰，一路追过宜宁十里路的丹溪境内，正看到沈惟敬带着细软赶着马车正慢慢溜达着呢。
沈惟敬这几年可赚得不少，装了足足一马车，严重影响了逃亡的速度。杨元一见大喜，追赶上去，还有心情弄一出猫玩老鼠的游戏，假装问他倭寇情形如何？沈惟敬带着一丝侥幸回答：“成不得了。”杨元说既然成不得了，干嘛不到我那儿去回报？
沈惟敬到了这时候还想骗，说加藤清正派了人去庆州谈判，我得赶去办事，怎么也得呆一个半月吧。杨元玩够了，面色一变，六名辽东骑兵如狼似虎地扑了上去，沈惟敬一个风烛残年的老头子，哪里抵挡得住，直接被抓了一个正着。
沈惟敬落到明军手里以后，杨元没敢多留，立刻打造囚车，派了重兵保护送这位大骗子回辽东。这时候已经是万历二十五年七月，朝鲜半岛很快就要迎来丁酉再乱的第一次高潮。
令人佩服的是，沈惟敬一直到了这时候，仍旧表现出极佳的心理素质。他没有像石星一样失魂落魄，一蹶不振，居然仍旧在积极求生——他不知走了什么门路，搭上了山东按察使萧应宫的线，重金贿赂，希望他能给自己说说好话。
萧应宫和沈惟敬是大乡，是个见钱眼开的货，也不问这事有多严重，收了沈惟敬的好处以后，便派了一个叫丁应泰的幕僚——这人后来在丁酉再乱里也掀动起轩然大波，此是后话，暂且不表——到邢玠那里去求情。邢玠一看，愣住了，见过蠢官，可没见过这么蠢的。沈惟敬是朝廷指名要抓的钦犯，这种高压线他都敢说好话，是嫌命长了么？
邢玠没客气，把求情书信直接上交朝廷。很快御史们就用口水把这个要钱不要命的萧应宫参倒，削去职衔，滚回家去了。
沈惟敬被押送回北京以后，直接下了锦衣卫的诏狱。所有人都认为，这个骗子死定了。可是沈惟敬在监狱里，仍旧表现出坚韧的求生意志，他不像石星为了名节宁可饿死，该吃就吃，该喝就喝，只要一天不死，就要挣扎着活下去。
奇怪的是，万历一直没有下达处死他的命令，于是沈惟敬在诏狱里一呆就是两年。
这种平静生活一直持续到了万历二十七年四月。取得全面胜利的大明军队班师回朝，万历皇帝除了祭告郊庙、大赏功臣以外，还搞了一次公开处决，处决对象包括日本俘虏、通倭汉奸和作战不利的明军将兵。
沈惟敬赫然列在通倭汉奸名单之首，被判弃市。这位大骗子终于结束了自己的奇妙一生。
讽刺的是，跟沈惟敬同时问斩的，居然还有亲手捉拿到他的杨元。而他倒大霉的其中一个关键因素，正是因为沈惟敬。
原来沈惟敬被捕之后，对杨元极为痛恨，他偷偷派遣娄国安潜入日军阵营，告诉小西行长，杨元驻扎在南原城内，总兵不过三千辽东兵马，附近还有全州两千明军，可一鼓而下。这间接促成了丁酉再乱时日军首先把矛头指向南原，杨元不能抵挡，被迫撤军，结果以“弃师”的罪名被枭首示众，与沈惟敬同时处刑——老沈也算是报了一箭之仇。
如果说沈惟敬之前的遭遇，尚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这一次密报南原的举动，把他彻底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是不折不扣的汉奸行为。
沈惟敬是整个抗日援朝战争中最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以一介卑微布衣之身，游走于战争之间，依仗三寸不烂之舌把三个国家都忽悠得晕头转向，从秀吉、万历到小西行长、石星、宋应昌、柳成龙，当世的顶尖人物都被这个小老头挖了个大坑唬弄过，不愧是明朝——不，是东亚第一巨骗、十六世纪东亚外交史上的一个奇葩。
公平来说，在一开始，沈惟敬自己也没想到最后会走到这一步。他当初被石星从北京城里挖出来的时候，确实是尽心竭力，披肝沥胆，相比起大明其他外交人员的颟顸表现，他已经算得上很敬业了。别的不说，单说单骑闯进平壤城的壮举，便非常人所能做到。他的努力为李如松的进军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这份功绩不容抹煞。
真正悲剧的根源，在于他的身份。市井无赖的烙印，注定了他只是一枚用过即弃的棋子，庙堂之上的人压根看不起这个低贱的家伙，沈惟敬只能拼命证明自己有用，才能活下去；而也正因为骗子的身份，让沈惟敬一次又一次选择用欺骗的方式来证明自己的价值。这两种作用力相互作用，最终让他走上了一条汉奸卖国的绝路。
当沈惟敬在大阪城向秀吉那屈膝一跪时，他这个人在历史中的形象，便已经凝固了。可怜，可悲，亦是可恨。
秦相李斯在被腰斩之前，对儿子感慨说忽然很怀念当年在老家上蔡的东门溜黄狗的美好生活。不知沈惟敬在死之前，是否也会怀念起自己当初在京城跟人炼丹胡闹的日子？
或许沈惟敬一点也不后悔。他死的时候，年纪已经超过七十，已比同时代大多数人活得长。而且他人生最后七年的经历，远比此前几十年的人生，以及大部分人一辈子加起来都要精彩曲折。
第十一章 狡兔未死走狗烹
如果以万历二十一年三月停战算做壬辰战争结束，那么到万历二十五年二月丁酉再乱，恰好是四年的和平时期。
在这四年的战争间歇期，大明与日本你来我往地忙活着议和的事，那么朝鲜人到底都干了些什么？
他们没资格参加谈判，所以只好闷在国里，做点正经事——练兵备倭。
朝鲜官军在整个壬辰战争的表现实在是太差了，动辄一溃千里，差到连他们自己都看不过眼。因此早在万历二十一年二月二日、战争尚未结束的时候，柳成龙便已经明确地向军方提出了要练兵备倭的口号。
他的这个提议很快便得到了执行，没遇到什么大阻力。原因很简单，朝鲜官军在壬辰战争中几乎被消耗一空，从基层到高层都死的差不多了……一张白纸，才好做文章。柳成龙把各地义军重新整编，纳入官军范围之内。这些义军经过一年战争的洗礼，无论士气和战斗力都比原来的朝鲜军队高出一大截。截止到丁酉开战之前，朝鲜军的总兵力已经达到七万到八万左右，其中一半集中在釜山附近的前线，用来防备倭寇。
练兵分成了两个层面：一个是精神层面的，一个是物质层面的。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两手都要硬。
精神层面指的是军队的战法与战术手段。一支军队必须得有自己的一套核心作战理论和与之相配的战术，比如日军的铁炮战法，再比如辽东军的铁骑战法，而朝鲜陆军却极度缺乏这种理论支撑，基本上还处于“看见敌人抡着大刀一窝蜂就上”的初级阶段。壬辰战争中朝鲜军动辄崩溃，就是因为缺乏组织力的缘故。
在这方面，朝鲜人有一个现成的老师：明军——或者说的更准确一点，是南军。
南军出自戚家军，而戚家军是十六世纪乃至中国整个军事史上最讲究组织性和战术性的军队，尤其是对倭寇的战绩无出其右。请他们来当老师，真是再合适不过了。
朝鲜人对南军的崇拜深入骨髓，简直就是奉若神明。当初李如松撤走，留下了吴惟忠的南兵守卫汉城，让朝鲜人欣喜若狂。
南军将领入朝，在壬辰战争中并不怎么重要。但在中朝两国交流史上，将领大多为武林高手的南军入朝，却是一件大事，因为这纠缠出了一起中朝交流史上长达百年的官司。自然，对朝鲜人来说，这是件必须要“辩诬”的大事。
吴惟忠出身于南方军系，而南方军系的两尊大神——抗倭名将戚继光和俞大猷，大家都知道。这两位名将是正经的武林高手，大家也知道，戚继光的《纪效新书》《练兵纪实》，俞大猷的《剑经》，不是随便什么武将都能写出来的。
然而，戚继光虽然在他的《纪效新书》里收录了中国很多种长短武艺，却惟独没收刀法，原因据他自己说，是因为当时的中国刀法虽然很多，但“传其妙者绝寡”，所以不收，留待后人有发现者增补。而他在军中所传的“辛酉刀法”，则脱胎于他得到的日本刀法，因此在他修订的第二版《纪效新书》里，删去了他认为在军中用处不大的一些内容，譬如拳法，增加了日本刀谱等内容。
与此同时，明朝不少文武双全的文臣武将和军事理论家们，如何良臣、宋懋澄、茅元仪等人，都不约而同地在各自记叙及著作里说，中国唐宋时古军阵所用的实战刀剑法，到明已经式微，基本没人会了，或者干脆可以说就是失传了。
毫无疑问，来自戚家军的吴惟忠，必然精通脱胎于日本刀法的“辛酉刀法”，他们对上了日本武士，这也是件很有意思的事。从朝鲜战场上的表现看，似乎正宗的日本刀法并没占便宜，在白刃战中，很多时候日军敌不过明军，譬如碧蹄馆之战……
比之戚继光，南军的另一尊军神俞大猷身上的传奇色彩，要浓重得多。
俞大猷当年南下平倭时，曾路过少林寺，并与少林和尚们进行了亲切会谈，之后还教了少林和尚不少武艺——因为他认为当时的少林武艺有不少已经失传，有必要吸收新鲜血液。
再说他那本武学著作《剑经》，如果只看名字，是人都会认为这是讲剑法的，可惜它偏偏就不是。这本书主要讲的是棍法，或者说什么都讲了，就是没讲剑法。
写了一本名叫《剑经》的书，里面不讲剑法讲棍法，实在很没道理。
俞大猷不是没文化的人，他文化好得很，易学底子比一般文人都好，著作也很多，显然在这事上，有他自己的道理在。
那么，到底是什么道理呢，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没人知道。
这是俞大猷留下的一个谜。
最讨厌的是，他还不留标准答案，所以到现在也没个大家能一致认可的权威答案。
不过，线索还是有的，而且还不少，这事不算完全无解。
我们目前知道的资料是，俞大猷本人精通剑法，而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