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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仍然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怎么界定内心的光明呢？
我的答案是，符合自己真性情的想法就是光明。
这就跟孔子所说的“直”、“礼”和“仁”一样，这是做人的三重境界。“直”是人的真性情，地球人都有，小孩表现得最多，大人一般情况不表现出来。“礼”是什么呢？孔子的礼不是礼教的礼，而是选择一种不伤害他人、恰到好处的表达方式。
那仁呢？仁就是“直”和“礼”的自然流露，个体情感与理性原则的高度契合。
明朝一哥王阳明 以心写史最牛新锐 叫板当年明月 电子书制作：李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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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心学上来，光明与否不是外人说了算，是你自己说了算。不能说服自己的话是废话，不能从内心产生认同的道理就不是你的“理”。
于是又有问题了，光不光明都是我说了算，那是非标准由谁来定？其实，我们常说的“善”和“恶”都是社会根据需要来划分的，人性本善或人性本恶都是伪问题，人性用四个字总结就是“趋利避害”，不存在什么善恶之分。然而，用社会规范来约束人的行为是非常必要的，就跟孔子的用“礼”来修饰“直”一样，没有限制的社会是欲望爆炸的社会，最终只能走向毁灭。大部分限制是根据既往经验总结得来的，是符合浑然天成的良知的，但也有一些限制是违背“趋利避害”的本性的，这就看个体如何巧妙地处理这些矛盾了。
经历的多了，就会发现“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这句话是很有道理的。这里的“君子”不单指贵族阶层，而是普遍意义上道德文化修养高的人；“小人”也不是指品格低下的人，而是指没有见识，社会地位很低的平民百姓。君子见多识广，心胸豁达，不贪图小利，往往能成大事；小人鼠目寸光，患得患失，往往把很小的事都搞砸。比如当你去见比自己社会地位高很多的权贵时，君子因为心怀坦荡，谈吐不俗，就会妙语连珠，给对方留下一个很好的印象。而小人因为急功近利，难以坦率，只会给人以畏首畏尾的形象。
良知之心就是君子之心，渊默之心，临危不乱之心。君子的权术是高超实用的艺术，小人的权术是滑稽可笑的表演。怎样成为君子？拥有光明之心。如何拥有光明之心？深入思考，全面把握，说服自身，内心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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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危言（1）
阳明此刻并不平静，观政工部却去考虑户部、兵部的事，很明显是不想按部就班当个官混子。
明朝言官权重，有点追求的人都希望跻身其列，王阳明也不例外。当他的朋友以礼科给事中擢为京兆尹（北京市市长）时，他羡慕道：给事中是言官，京兆尹是三辅（治理京畿地区的三位官员）之首，朝廷这项任命是用言官来试做三辅啊！
在此期间，王阳明被委派以钦差的身份去督造威宁伯王越的坟墓。
这个王越比较神，虽然是皇帝的亲属，但很有追求，是个进士。当年参加殿试时，狂风突起，将王越的试卷给吹到天上去了，王同学顿时欲哭无泪。还好考官又给了他一张卷子，让他答完交了。
没承想这年秋天，朝鲜国使节来京进贡，竟然带来了王同学的那张卷子，说是朝鲜国王一天视朝的时候，一物从天而降，定睛一看，却是天朝学生的试卷，不敢怠慢，便叫使者将之带回北京。
一张卷子跋山涉水从北京飘到朝鲜已然够神了，而据《王阳明年谱》考证，经常“通神”的王阳明早年曾梦见王越赠送弓箭给他就显得更神了。
作为此次工程的包工头，阳明格外留心，预演了一下自己的统御之才。他组织民工演练“八阵图”，劳逸结合，按时作息，比之前在桌上聚果核为戏更加真实直观。这次的监工经历让王阳明明白了一个道理：权力越大，指挥的人越多；指挥的人越多，越能成就大事。
任务完成后，29岁的王阳明循例担任实职，授官刑部云南司主事。这个正六品的官相当于现在公安部分管云南省案件的处长，小是小了点，但很有实权。
权利与义务从来都是对等的，刑部主事要求身处京师而能决断于千里之外。并且，大小事务，杂乱无章，是一项很费脑力很磨耐心很容易得罪人的工作。
而且，礼与法、情和理的冲突是刑部官员必须时刻面对的悖论，悖论思考得多了，王阳明自然也就越来越成熟，越来越深刻了。
第二年，阳明被派到江苏淮安会同地方官审决重犯。职务虽说不高，但可以实现意志，施展才华，于是阳明又来劲了，详细审阅卷宗，四处走访证人，平反了许多冤假错案。
事毕，他冒雨游览了九华山，沿着羊肠小道涉险寻幽，探奇览胜，访问了许多名人隐士，心旷神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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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九华山，阳明结交了不少僧友。比如化城寺有个叫实庵的和尚，生得仪表堂堂，能诗善画，学识渊博。王阳明与他相识，当即结为诗友，并为他的画像题词：从来不见光闪闪气象，也不知圆陀陀模样，翠竹黄花，说什么蓬莱方丈，看那九华山地藏王好儿孙，又生个实庵和尚。噫！哪些妙处？丹青莫状。
也只有时刻对外部世界保持浓厚兴趣的人才可能写出这样俏皮生动的文字。
之后，阳明又找喜欢谈仙论道的道士蔡蓬头搭讪。蔡蓬头装13，不鸟他，他也不生气，客客气气继续请教，心理素质非常强大。蔡蓬头被问烦了，扔下两个字“尚未”，就起身走到后厅去了。王阳明不甘心，又跟到后厅追问，蔡蓬头还是说“尚未”。
王阳明软磨硬泡，蔡蓬头终于不说废话了：“你虽然以隆重的礼节待我，终究还是一副官相。”说罢，一笑而别。
地藏洞有位异僧，坐卧松毛，不吃熟食。阳明听说后，攀绝壁、走险峰，好不容易找到了这个和尚。
和尚假寐，想试验他道行深浅，被阳明一眼看穿。阳明不慌不忙，在他身边坐下，摸他的脚。和尚觉得他不是个酸腐文人，就“醒”了，道：“路险，何得至此？”
阳明没有回答他，只说自己想讨教修炼上乘功夫的方法。和尚见他对佛学颇有见解，便同他谈论大乘教义。俩人越聊越投缘，大有相见恨晚之感。18年后，王阳明重游九华山，而异僧早已远去，不禁发出“会心人远空遗洞”的感慨。其心心相印，可以想见。
九华山之游让王阳明看清了道家和佛家各自的局限，同时又吸取了两家的精华，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
而此时的北京正流行诗文复古运动。这是一场由李梦阳、王廷相为代表的“前七子”发起，反对当时千篇一律的八股式文章的文学改良运动，同环绕在内阁首辅李东阳周围的“茶陵诗派”针锋相对。
李梦阳绝对是愤青的偶像，他傲睨当世，曾上书孝宗皇帝，历数皇后之父张鹤龄的罪状，差点为此送命；出狱后在街上遇到张氏，他仍痛加斥骂，并用马鞭击落张氏两颗牙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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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危言（2）
“前七子”中另一个何景明更变态。此人在京城做官时，曾让仆人带一只便桶去赴宴，席间竟坐在便桶上读书，以示对时人的不满。
这帮人之所以这么傲然不屑，一是有资本，二是文坛确实死气沉沉，让人难以忍受了。
李梦阳行文自由、感情真挚，最可贵的是能直抒胸臆、针砭时事，曾激愤地写道：“若言世事无颠倒，窃钩者诛窃国侯”，很有点韩寒的味道。而何景明更是在《东门赋》中通过一对濒临饿死的夫妇的辩说，得出了“潜寐黄泉，美谥何补”的结论，鲜明地亮出了反对宋儒“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之教条的旗帜，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问题是李东阳也是大文豪，人4岁就能写径尺大字，乃至景帝朱祁钰召试时竟喜而抱至膝上。
一次，父亲带他进宫考神童。李东阳人小足短，跨不过门槛，考官笑道：“神童足短。”李东阳随口对答：“天子门高。”临考时，李东阳坐上考席，父亲站在旁边，考官出一上联：子坐父立，礼乎？李东阳当即作对：嫂溺叔援（嫂嫂落水小叔子去救），权也。
此时，朱祁钰正在品尝御膳房的螃蟹，便以此为题出一上联：螃蟹浑身甲胄。李东阳略加思索，对以“蜘蛛满腹经纶。”朱祁钰喜而赞道：“是儿他日作宰相。”
从天顺八年中进士起，李东阳立朝五十载，历任礼部、户部、吏部尚书、内阁首辅，参与内阁机务长达十八年。
由于文官集团在成化朝饱受黑恶势力的摧残，或贬官或隐退，一度与皇权产生了距离感。等到老好人朱祐樘一上台，文官们都觉得属于自己的时代又来了。于是，左愤右愤纷纷登场，与皇权之间的信任关系重新建立起来。
这从李东阳对宪宗朱见深和孝宗朱祐樘流露出的不同感情就能看出。
李东阳为这两个皇帝分别撰写过悼词，孝宗的悼词极尽赞美，比如：极意穷幽隐，虚怀仰治平。近臣常造膝，阁老不呼名。
而之前给朱见深开追悼会时，李东阳就不知道该说什么了，总不能说“御姐甲天下”吧？于是只好绞尽脑汁编些空话来凑数。实在编不出，就把后代拉出来凑数，说些“欲知圣泽远，圣子复神孙”的鬼话。
因此，孝宗朝的李东阳虽然也痛陈朝野弊端，却从未表示过对朝廷的失望。相反，这恰恰是他求治心切，追慕“三杨”和仁宣之治的内心写照。因此，李东阳继承“三杨”衣钵，续写僵硬空洞、华而不实的“台阁体”诗文的举动就显得自然而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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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朝廷被划分为两代人，一代是先朝旧臣，另一代是当朝新进。就跟现在的80后骂90后是非主流、脑残、小Loli，90后骂80后是宅男、腐女、伪小资一样，弘治朝的斗争也异常激烈。
新生代以李梦阳为代表，他不像李东阳那拨人因为经历过天顺、成化两朝的政治环境、人世风波，人格已变得干练老成，而是充满了义无反顾的进取精神。这帮人搞文学复古就跟现在的很多小青年穿着汉服到处乱跑一样，其本质是出于对现实状况的不满，李梦阳就曾在《上孝宗皇帝书》中公开指出国家已患元气之病，不改必亡。
李梦阳开的药方只有两个字：复古。他认为唯有复古才能振作士气，革新朝政。而王阳明的设想则更彻底、更全面，他要从改造思想意识入手，使士人树立起求圣的志向以及远大的政治理想。
可惜，李梦阳一帮人在京师搞得轰轰烈烈，王阳明微小的声音早就淹没在复古潮流的汪洋大海之中，不见踪影。
国人徒好标新立异、盲目跟风，所谓复古，所谓国学热，不过是叶公好龙，得其皮毛，形式大于内容罢了，自古已然。
失望至极的王阳明决定告别政治、告别文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