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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多亿美元，伤亡几十万士兵，使用了除原子弹之外的一切武器，但没有得到想
得到东西，美国反而被越南这个泥沼拖住。美国经济日趋恶化，到1970年在国外的
美元有430 亿美元，而美国国内的黄金储备仅有163 亿美兀。
美国总统尼克松在70年代初强调；“由于我们的视线被越南问题挡住了，我们
看不到世界上发生的非常重大的变化。”“同我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不久
所处的地位相比，美国遇到甚至连做梦也想不到那种挑战……从经济角度来说，美
国不再是世界头号国家，也不再仅仅有两个超级大国……今天世界上有五大力量中
心。它们是美国、苏联、西欧、大陆中国，当然还有日本。这五大力量将决定世界
在本世纪最后1 ／3 时间里的前途。”
苏联积极推行全球战略。苏联新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利用美国深陷越南战争之机
和美国经济危机之际，加紧发展自己的经济、军事实力，成为与美国并驾齐驱的超
级大国。
60年代中期——70年代初期，苏联强化了军事经济，壮大了整体军力，取得了
苏美大致核均势。1972年5 月签署的《苏美关于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的某些措施的
临时协定》（即第一阶段关于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协定）和《苏美关于限制反弹道
导弹系统条约》的生效，标志着苏联军力的成长已经迫使美国承认苏联至少在军事
上是一个同自己并驾齐驱的超级大国。
70年代初中期——70年代末期，苏联在取得战略核武器数量优势的基础上持续
改进其武器质量，至70年代末期，取得苏美战略核武器质量上的真正均势，常规军
力则有胜出趋势，1973年1 月开始的苏美关于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历经6 年
半才达成协议，结果最令美欧恐惧的苏联重型导弹SS－20和逆火式轰炸机未被触动，
被称为“灰色武器”。这样在苏美军事较量的天平上勃列日涅夫的砝码明显地加重
了。
在核武器方面，到1969年美、苏洲际导弹分别为1054枚和1050枚，到1970年苏
联的洲际导弹数量超过美国，达到1300枚。
在海军方面，苏联从近海防御到大力发展远洋海军，核潜艇数量大大增加，向
美国的海洋霸权挑战。长期处于优势地位的美国，第一次面临美苏军事实力趋于均
衡的状态。伴随着苏联军力的急剧膨胀，苏军“积极进攻战略”的军事战略指导思
想也修改完毕。“积极进攻战略”是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扩张野心与军事实力相结
合的产物，是苏联全球扩张战略在军事上的体现。
在作战样式上，强调先发制人、突然袭击、连续突破、速战速决。苏联军事战
略继承并发展了二战时德国的“闪击”战术，认为先发制人。突然袭击是未来战争
中最有效的开战方式，“总是对进攻者有利”，往往可以速战速决。故苏军主张向
对方“实施先发制人的、突然的、毁灭性的打击”，一举瘫痪对方的防御体系和支
持战争的能力。
在战略部署上，加强以欧洲为重点的全球战略部署，加紧两线和多线作战的准
备，积极向外扩张。苏联全球性军事部署要点为：以美国为主要对手，以欧洲为战
略重点，从中东、非洲侧翼迂回包抄欧洲，积极向第三世界具有战略意义的关键地
区和薄弱地带渗透扩张。强占战略要点、战略资源和两洋通道（印度洋、大西洋）。
以缓和为掩护，外交谋略与军事实力并用，力求通过全面战争以外的一切手段在全
球取胜。
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的苏联是自俄罗斯立国以来综合国力最强大，对外活动最
活跃，扩张势头最猛烈的一个时期。美国学者塞维林·比亚勒宣告：“勃列日涅夫
时代很可能要以一个成就最为显著的时代，一个过去无法匹敌，而且在可能预见的
将来也无法匹敌的时代，载人苏联史册。”这一时期的苏联在经济与军事竞赛中取
得了对美欧的大幅度的相对增长和绝对增长，并在“战略缓和”政策的掩护下，向
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发起“历史性总攻势”，使得“俄国熊来了”的呼号响彻西方世
界。
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于欧洲本土和东欧盟国集结了3 ／4 的陆军，约125 个师，
140 多万地面部队，30000 余辆坦克，6000余架作战飞机，700 余艘舰艇，90％的
中程导弹，80％的远程导弹。使华约核军力与北约基本持平，常规军力对北约形成
数量优势。并且从1974年和1977年开始部署针对西欧的图—22M 逆火式轰炸机和SS
－20中远程导弹，对欧形成更大威胁。并作南北夹击态势：于欧洲北部科拉半岛建
成世界最大的海军基地，集中了苏海军战略潜艇的70％，挪威北部海岸附近活动着
400 余苏联舰艇，北方舰队活动范围扩展至格陵兰、冰岛和苏格兰一线；波罗的海
舰队伸展至丹麦附近海城，直逼西欧心脏；于欧洲南部常年保持60艘左右的舰艇数
目，苏地中海舰队实力与美第六舰队实力相当。并且频繁举行规模巨大，针对性强，
实战效果逼真的军事演习。华约自1961年至1979年，共进行100 余次军事演习。并
突出以核战争为背景的突袭战。前沿地带的苏军呈全线展开之势，可随时出击。经
历了70年代的全球扩张活动之后，苏联于80年代开始陷于逆境。勃列日涅夫在苏共
26大上承认：“国际地平线上已是阴云密布”。
苏联至少面临以下三个挑战：第一，美国大规模扩军备战，重夺霸权的挑战。
1981年里根上台后，推行遏制苏联和“推回”苏联势力的战略政策，突出僵硬的两
极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斗争，强调大力加强军事实力，对苏实行“全场紧逼”战略，
压迫苏联退却；第二，在国际上陷于孤立。苏联于70年代，特别是70年代后半期的
扩军备战和全球扩张，威胁损害了美国及苏联周边国家的安全，苏联人认为自己陷
人了美、欧、中、日的战略包围之中，尽管这个同盟并未正式存在；第三，国内经
济陷于困境。国民经济军事化及超负荷的军事支出使得国民经济结构畸形发展，增
速接近停滞。在这样严峻的国际和国内形势下，勃列日涅夫及其后继者安德罗波夫。
契尔年科被迫对苏联外交政策做以调整。希望通过倡导缓和，以减少军备竞赛，赢
得喘息时间。1981年勃列日涅夫于苏共26大上提出“巩固和平、加深缓和。制止军
备竞赛”八点倡议。安德罗波夫提出“缓和政策绝不是一个走完了的阶段，未来是
属于它的”。但美国总统里根不予理睬，美国庞大的扩军计划仍在实施当中。
面对美国强大的军事压力，为了保住苏联在70年代军备竞赛和对外扩张中所获
成果，苏联领导人强调要不顾一切地继续加强军事实力。1982年勃列日涅夫对军队
领导人说：“为了使军队能够永远胜任自己的职责，人民是一切都在所不惜的……
党中央采取措施使你们什么都不缺少。”他还特别强调，在军事技术领域是“不允
许落后的”。安德罗波夫则称苏美之间的军事战略平衡是“最近几十年来的最重要
的成果之一”，苏为此“花费了不少的力量和资金”，因而“不会允许”美国予以
破坏。苏联于80年代初加快了第四代洲际弹道导弹的部署和现代化，积极研制第五
代弹道导弹（SS－24、SS－25），加紧试验远程巡航导弹。1983年为抗议美国潘兴
11导弹运抵西德，安德罗波夫宣布苏联中止暂停部署SS－20的决定，并在东欧加强
部署新型战役战术导弹（SS－21、SS－22、SS－23）的准备工作，以及在海上部署
能打击美国本土的导弹。
1985年戈尔巴乔夫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他提出了“外交的新思维”。强调所
谓“全人类利益高于一切”，“人类共同利益高于阶级利益”，试图淡化美苏对抗
的意识形态色彩，为双方寻找缓和与合作的基础。戈尔巴乔夫强调：建立新国际安
全体系、建立国际关系的民主化、人道主义化和国家关系非意识形态化的观点。确
立与资本主义长期和平共处关系，强调要使“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对抗仅仅
并且完全通过和平竞赛的方式进行。”
美国对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表示赞赏。由于放弃对抗和逐步接触，美苏关系有
极大的改善。结果出现了一种明显的反差，戈尔巴乔夫在国内的威信不断下降，而
西方受欢迎的程度越来越高。1990年美国总统布什在向苏联人民发表的新年讲话中
表示：美国支持苏联的改革里程。
九、和平演变·无硝烟的战争
所谓“和平演变”政策，是一种西方政府针对社会主义制度和苏联的压力，在
反思20年代直接的军事干涉和经济制裁惨败原因之后所被迫采取的间接和迂回的政
策。它是一场以利用苏联政府在政治和经济政策上的失误、苏联国内的各种社会矛
盾为途径的“和平政治攻势”。民族问题是多民族国家最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它也
是政治和经济问题的反映。西方政府和战略家们都注意到苏联国内紧迫的民族问题
和自50年代中期的地方民族主义的急剧上升。早在40年代末，乔治·凯南就特别强
调苏联的民族问题是可资利用的工具，“我们可能期待一个新的俄罗斯，它将不把
压迫的枷锁强加于具有民族自决的本能和能力的其他民族身上。”杜勒斯在1959年
表示：“即使在共产主义国家里，也有一股渴望扩大民族自由的强大而坚持不渝的
情绪。”1960年初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发布的第十号研究报告《意识形态与外交
事务》中提出：“通过民族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压力来腐蚀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好战
的一面，将是一个逐步的演变过程，这个演变过程取决于时间的推移和适当条件的
创造。”美国助理国务卿迪安·腊斯克在1963年10月12日的一次演说中强调：“斯
大林主义的恐怖和压迫的最黑暗的长夜过去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民族主义的力量显
然正在起作用。”
到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认为共产主义是对“我们自己以至整个
自由世界极其危险的力量”，鉴于朝鲜战争的教训，他提出比遏制政策“更为有力
或更为主动”的“解放政策”，即以和平的方法，“解放铁幕后的卫星国”，促使
共产主义“从内部解体”。他批评美国国会中的某些人：“那些不相信精神的压力，
宣传的压力能产生效果的人，实在是太无知了。”肯尼迪在1961年当选美国总统后，
立即提出以“和平战略”取代杜勒斯的“解放政策”，即“为东欧准备好一套灵活
的和现实的做法，而且要做到经常有准备。”主张“通过援助、贸易、旅行、新闻
事业、学生和教师的交流，以及我们的资金和技术”来实现其“和平演变”的战略
目标。
苏联的经济发展从70年代末开始，由于苏联70余年所积累的沉疴痼疾而难以触
动，加之苏联领导人在改革方向上的偏差和具体政策上的失误，使苏联的社会发展
陷入了困境。西方政界认为等待已久的“历史性机会已经到来”。1982年6 月8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