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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这里只想告诉读者的是，苏州工业园区有今天这个样子，都是李光耀和他们的新加坡人所期待的结果，也是李光耀和新加坡人一向引以为自豪的新加坡“软件”的魅力所在。
新加坡管理模式的成功点和闪光点，皆在苏州工业园区上得出展示与体现。难怪李光耀现在时常在国际场合总是拿“SIP”说事。他曾夸耀说，中国苏州工业园区是他新加坡精神与管理模式的“青出于蓝”的成功成果。然而，苏州人为了把这新加坡“软件”成功移植，并如邓小平所要求的“比他们还要好”的目标，实现这种“国家经验的移植”，与新加坡人共同付出了巨大的艰辛与努力……
“当时金鸡湖这一片区域，都是坑坑洼洼的地方，‘十年九涝，划船扬不了帆，走路五分钟就要拐弯’，意思是说：湖塘多但都是大大小小不成规则，道路更不成样子。新加坡人偏看中这样一块地，并且说是要在这样一块地上建设起世界上最现代化的新工业城市。我们虽然是园区筹备组的成员，但当时确实不太相信这种可能。我们私下里还议论说：原来新加坡人比我们中国人还要‘左’啊！我们中国人搞了几十年空想共产主义，乌托邦的事原来新加坡人比我们还相信得厉害啊！也有人说，反正钱是他们新加坡资本家的，用他们的钱我们不心疼。道理很简单：就是不相信这个不被我们苏州人看好的地方会在新加坡人的雄心壮志下搞出个新天地来。可后来证明是我们错了……”一位“老园区”感慨地说。
根据初步协议确定的“SIP”方案是：最先启动开发的是8平方公里，中期是70平方公里的开发面积。按照新加坡的“软件”模式，这70平方公里面积在正式招商引资和开发建设前，必须将地下设施一步到位地建好，而且是按照世界最先进的现代化先进工业城市的标准“一步到位”。
什么叫“一步到位”？简单说：道路、环境、消防、通讯、污水处理、地面绿化等等，在外商进入园区时必须都按世界现代化工业城市最先进的条件给配备好了！
因为没有钱，因为习惯了“边规划、边建设”的中国人，哪见过这种干法！但新加坡人说，这就是我们的“软件”精神——地下设施必须走在地面建设前面，而且要求地下设施“百年不落后”。
开始苏州人不理解为什么非得这样做。事过十几年后再回头看看今天的园区发展，现在的苏州人，没有不佩服新加坡的这一“软件”之高明——一步到位后，避免了无数重复建设所带来的成本的成倍增加和降低效益的恶性循环。
“最让我深切感受新加坡‘软件’理念精神的是，他们提出要让园区70平方公里的面积内，能够达到百年不遇洪涝的防淹能力。就是说，要把整个70平方公里面积的园区填起70厘米高。我们当时听了没一个人相信！这怎么可能嘛！不说70平方公里，就是首期开发的8平方公里面积，不说那些低洼与湖塘怎么个填法，就是本身地势低洼的地面上再填高一米高，8平方公里要多少钱知道吗？当时填一方土是8美元，8平方公里就是4亿美元哪！4亿美元，等于30几亿人民币，什么都没干，光平整地面，就一下花30几亿元人民币。我们当时想，换了中国，根本不可能。而且有的专家还说，我们苏州从伍子胥建城那天起，就是用的围塘筑堤挡洪水的办法，苏州城不也走过了2500多年的历史嘛！但园区现在是中新两国共同建设的，尤其是说好了要用新加坡的‘软件’来管理和经营，所以必须按新加坡人说的去做，也就是说必须填土，把所有那些低洼地、烂河塘和大大小小的湖泊都填到能防百年不遇的洪涝。”周志方现在谈起当时的情形，感触很深：“当填土大战开始后，整个苏州市周围的道路上不分日夜地有几百辆拉土车子在跑，满城尘土飞扬，老百姓把我们骂得狗血喷头，因为确实对大家的生活带来很多不便。但园区建设的战车已经启动，必须朝前走，而且新加坡人时间概念特别强，谁耽误了就得赔付大钱！再说那些钱中有我们中国人的、有我们苏州人的，谁也不愿白白浪费。拉土的车子都是陕西出的，车牌子是黄的，车身颜色是黄的，拉的土又是黄的，所以百姓说苏州现在了不得，满城都是‘三黄鸡’……我要说一句：苏州园区今天建设得那么好，苏州百姓当年是做出牺牲的。我们应当感谢他们。”
苏州市民的牺牲精神换来的园区美丽，无疑可以留在“洋苏州”的史册里。
仅用一个多月的时间，首期开发的8平方公里面积填土工程顺利完成。1998年，江南真的来了次百年不遇的大洪水，当时常州、无锡等苏南一带几乎全都成了一片汪洋。江泽民总书记在飞机上往下看时，突然发现在汪洋之中有一片绿地，问随行人员那是什么地方？当有人回答说那是新建的苏州工业园区时，江泽民欣喜地说，我要到那里去看看。后来他真的来到园区，并且感叹道：看来新加坡李光耀他们的许多建设理念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
苏州工园区后来开发的70平方公里面积，都按这个模式，将原本低洼烂湖之地，填得高高的，如同江南大地上挺起的一块坚强而雄健的胸肌，充满了力量与生机。据说现在国内许多地方把苏州园区这种在地面建设之前、先把地下工程“一步到位”的开发经验都运用到自己的开发区建设上。“规划就是法”，这话拿到一般的行政区域和城市来说，听起来似乎有些异想天开，这是因为中国不少地方的建设一般来说，领导的意见远比“规划”和计划要来得快，也改得快，所以各种建设不按规划和计划办事而是按长官意志执行的事太多，也太“常规”了。但在苏州园区，“规划就是法”，如一条不可更改的定律，你再大的官，或者官改任得再多，已经规划好的东西想改是不可能的。比如开发之初中新双方立下的“先规划，后建设”、“先地下，后地上”这些建园的基本原则，无论你苏州领导换了多少回，谁也别想轻易改动一下园区发展总体规划上已经定的事，哪怕是一条路、一棵树、一根电杆，市长都没这权力。
“一张蓝图绘到底，使规划效益成为园区最大效益，是我们的重要经验之一。”王金华谈起这一问题，双目闪光，“因为我们接手时，整个园区的账面上是严重负债的，但新加坡人给我们留了一笔巨大的资产，就是已经规划好和正在建设着的园区蓝图，这个蓝图包含了极高的预期效益，我们后来能够通过土地置换成资产并有效进行投资拍卖土地来获得抵押，从而实现资本的成功运作，靠的就是园区一步到位的规划蓝图。”
“基础设施建设的高标准，是园区规划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主要原因之一。”参与早期园区建设的人告诉我，在园区启动之前，中新双方的专家就全面编制了各项基础设施的专业规划，在国内率先实行了高标准的“九通一平”，即道路、供电、供水、排水、排污、燃气、供热、通信、有线电视的全通。“一平”就是土地填高平整。其“九通一平”的标准即使放在发达国家也毫不逊色。
李光耀曾经颇为得意地向人夸耀过：“我们的软件其实在很多方面是建立在许多硬件之上的。”
有一家投资1。5亿美元的外企，到园区落户建厂，曾要求在大门前的绿化带上开一个出入口，因理由不足未被园区批准，但这并未影响该企业对园区管理的赞赏，他们说：“园区的开发建设规划做得非常好，我们5年前拿到的发展蓝图，和后来拿到的现状图纸非常接近。”
这种规划就是法，是法就不能随意改的“软件”管理模式，所实现的结果常常是很硬性的，所产生的效应也是可想而知的。
“软件”不软，这是苏州人在学习和移植新加坡管理与经营过程中感受深切的一个重要方面。
“但我们中国人、我们苏州人也有很多让新加坡人感动的‘软件’。”亲身经历了园区初期建设全过程的吴克铨说，“刚与新加坡合作时，他们对我们中国人的工作效率总是持怀疑态度，所以一旦初步协议签订后，就一直在观察我们的工作。是我们后来用自己的行动让他们相信我们中国人、我们苏州人是值得依赖的，并且是最讲究效率的，尤其是我们的艰苦奋斗精神，让他们深切感到我们中国人的‘软件’也是非常了不起的。”
在园区，我听到这样的故事很多，而且每一个故事都让我极为感动——这就是苏州人的创造与创新。话得从建设园区之前和初始开始：
一个城市的成长其实与一个人的成长差不多，在起步的时候通常也会被一些最简单的事弄得焦头烂额，甚至有些放不到台面。我们知道，让新加坡人帮助办工业园区，是因为我们中国人除了没经验外，最主要的是没钱。但当园区建设一上马，人家新加坡人干什么都是按美元或新元付酬的。可苏州人不能，即使已经明确是筹备组的那14个“园区元老”，他们也还只能拿原来的工资。
“按照双方明确的协议，新方的律师，每一个字一新币——一新币是5元人民币，可我们中方律师只能拿‘基本工资’。新方人员加班，是可以拿双倍甚至更多的薪金，但我们苏州人加班加点就是通宵也最多给一个面包，或者一包方便面。园区筹备组成立时，连间办公室都没有，开始借了市政府老干部活动室，后来人家有意见，我们只得搬出来。好在财政局支持，我们从他们那里借了100万元作为园区筹备组的筹备经费。筹备组既然已经开始工作了，总得有个地方办公吧！最后为了省钱，我们在金鸡湖旁找了一个闲置的度假村租用了几间房子，算作‘根据地’，这还是通过章市长与郊区书记的交情才算有个着落。现在留在新加坡的苏州工业园区开发史料中有一张照片就是当年我们筹备组办公的旧房子。办公算有了临时一个地方，但那时的金鸡湖一带，几里路内找不到一户人家，我们工作人员吃饭、喝水都成了问题。最后全部靠外包送大锅饭才解决了我们的难处，所以后来有同志总结说我们苏州园区筹备时靠四个桶起家的：一只盛汤的桶，一只盛饭的桶，一只装菜的桶，还有就是我们这些整天泡在外面晒得黑乎乎的‘肉桶’……”吴克铨回忆说。
“中新方成立联合公司后，我出任行政总经理，为了显示我们中国人的同等尊严，我们要求参加联合公司的中方人员也应该与新方雇员拿一样的薪水。后来这虽然争取到了，我这个行政总经理的工资每月是11万人民币。可我们自己清楚，这是名誉工资，我拿回来的钱是到不了我手的，实际上还是拿原来的一个月2500元。但我们并不觉得有什么亏，因为所有参加园区建设的同志心里都明白：我们是在为苏州、为中国做一件前人从未做过的大事。奉献是我们的全部责任！”周志方说。
当然，后来在园区工作的同志待遇相对提高了一些，但与新方人员相比，仍然是工资上的“一国两制”，远远比不上他们，可即使这样，在市机关的不少人难免有些眼红了，因为在他们眼里，那些在园区没日没夜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