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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灯者赵越胜 读越胜《燃灯者》——代序张志扬：
第一代人辅成先生是将人类知识奠基于人道的楷模；第二代人宾雁先生是将政治救赎奠基于人道的楷模；第三代人唐克则是来自知识的另一极要求在理性规范中伸张感性权利的人性欲求者。
如此三代人的创伤记忆编织成了一曲“人道颂”的勋伯格式变奏，它演奏着演奏者的巴黎夜曲，像Gabriel Faure的Après un rêve（《梦后》）。
然而，我读三篇文字，与其说读三代人，不如说读越胜兄弟。除了唐克，宾雁先生和辅成先生相继辞世——薪尽火传，记忆文字所燃烛者，不正是“火传”的仪式吗？
“人道”，越胜是接纳我“从个人尊严的辩护到思想自由的辩护”的第一人。但在我们之间重要的还不仅仅是文字、思想，而是印在心底里的感觉。
从81年到89年越胜去国前，几乎隔年我都要去北京，一般都要在越胜家小住两天。84年去旅顺参加全国首届电影学会成立大会，回来路过北京就为了看越胜。是时，大女儿蓓蓓才几个月。越胜为了在晚上同我聊天，特意把摇篮搬到我的房间让蓓蓓睡在旁边。半夜，蓓蓓哭醒了，我看见你高大的身躯一手抱着刚数月的蓓蓓，一手拿着奶瓶给蓓蓓喂奶。喂完了奶，你两手抱着怀中的婴儿，摇着，轻轻地唱起勃拉姆斯的摇篮曲。你们父女摇动的身影就这样在我眼前融化到摇篮曲中去了……13年过去，9 7年冬天我在巴黎又见当年的情景，不是蓓蓓，而是盈盈，以致我感慨，你胸中有多少柔情滋润着童贞般的心田啊——你怎么会老！
去国1 7年，你第一次回到北京，我从海南赶到北京见你。到北京已是下午三点。放下行李，亚平、张雪立即带着我，说是去“救越胜”。原来越胜和哲学班的老朋友喝酒喝过了头，还有原来工厂的一大帮师傅等着哩。救出了越胜就往师傅们聚会地赶，仍然晚到四个小时。一进门，热气腾腾，越胜像一滴水珠溶入了沸腾的锅炉。直到饭桌上，越胜在敬酒之前，对自己的晚到，硬是下了大礼，跪在桌前向师傅们谢罪！
……孔夫子修诗从心所欲不逾矩：“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有素为绚，无素则糜。人，何尝不是。
2009年1 2月7日于海甸岛 朱正琳：
小说《1984》中那位“思想警察”对那位受审的“思想罪犯”宣称：“不！……我们对你所犯下的那些愚蠢的罪行并不感兴趣，党对那种公开的行为并不感兴趣，思想才是我们所关心的全部。我们不仅要摧毁我们的敌人，我们还要改造他们。你明白我说的意思吗？”我以为，这话确实表达了人类世界中最狂妄的一种意图，绝非作者奥威尔凭空杜撰。曾几何时，那种意图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几近获得成功，而且至今也还远不能说它已遭挫败。我于是一直在想，在那种蓄意制造的暗昧笼罩下成长起来的我们，何以也曾得见光亮呢？
越胜写了三个曾经给他带去光亮的人物，并称他们为“燃灯者”，至少部分地回答了我的这一问题。薪火相传，这我原先也是知道的，有人也曾点亮过我心中的烛。然而我还有一问：那火种是怎样得来的？读越胜文，我终于是想明白了：人类这个物种自来有“盗火者”在。“盗火”并非普罗米修斯一次就完成了的行为，人世间每一次火的传递，都是一次传递双方共同进行的“盗火”。不是吗？越胜笔下的三位“燃灯者”，连同越胜本人，其实也都是“盗火者”。
在我的心目中，刘宾雁先生是鼓荡天地正气的志士，周辅成先生是守望普世价值的哲人，都是我仰之弥高的人物。但越胜写出了他们的寂寞，这让我得以和他们亲近。他们的寂寞，远离了孤高自许的文人情怀，直接滋生于一种肝胆照人的热切期盼：期盼着暗昧中有别的人也能得见他们所见到的光亮，期盼着那光亮能普照世人。
唐克其人更像是我的弟兄。年龄相仿，经历相似，并且都曾在同一种窒息中努力挣扎过。只不过在那场抗争中，他比我更为勇敢也更为敏锐一些。是他让我确信，“盗火”的事件并非只发生在奥林匹斯山上。他为越胜手制了一个改善音响效果的音箱，显然是想让越胜更真切地尝到“禁果”的本味。这也就罢了，他还在那个音箱上贴了一个当时几乎无人知晓的日本东芝牌商标！老实说，我真愿意成为他的同谋。我相信思想警察们当年若是看到了这个音箱，一定会觉得那个商标亮得刺眼。如其不然，多年后喇叭裤、蛤蟆镜怎么还会一度成为“精神污染”的标志？
言及此，不由想起1989年8月19日在匈奥边境上的那场“泛欧野餐”。正是那场民间发起的跨国“野餐”活动，引发了东德人取道匈牙利的越境大逃亡。成千上万的人跑啊跑，终于跑垮了柏林墙！二十年过去了，欧洲人每年8月19日都会聚集到当年突破边境的地点，纪念那场盛大的“野餐”。而我今日才恍然大悟，那是“盗火者”们的狂欢节啊！我记住了：人类历史上真的出现过那样的时刻，“盗火者”们竟像蚂蚁一样跑得满地都是！
2009年11月23日于贵阳 周国平：
越胜平生最爱有四，曰音乐、书、政治、朋友。把政治列在其中，实在勉强得很，他不过是作为一个草民，只在也只想在台下喊几声罢了。朋友聚在一起，他常慷慨评点时局，疾恶如仇。他真正所爱的是正义，但正义乃一抽象名词，和其余具体名词并列未免抵牾，我只好用政治一词代替。
其实，音乐和书两样，他也只想在台下。音乐不用说，不管发烧友到什么级别，明摆着今生不会做作曲家、歌唱家、演奏家了。书这一样有点奇怪，他嗜书如命，又写得一手好文章，却总是十二分地抵触出书，写了文章传给朋友一读，就 此了事，从不肯结集出版。
在所爱的四样中，他好像认定自己的位置是第四样，做音乐的朋友、书的朋友、正义的朋友，在这三样上都无意登台亮相。
所以，现在他愿意出这本书，我甚感惊喜，这个倔头终于让了一步。看内容，三篇文章都是写朋友的，而同时又是通过写朋友写了音乐、书、正义，唐克、周辅成、刘宾雁三位分别是他的音乐、书、正义之爱的“燃灯者”即启蒙人。因此，由这本书，我们看到的既是他对朋友的赤忱之情，也是他的精神生长的心路历程。
在所写的三位中，我只和周辅成先生略有交往。199 5年，先生到巴黎，我也在那里，同住越胜家里。199 7年和2000年，我先后两次随张雪到朗润园拜访先生。2005年，先生出面息讼，我应召去见先生一次。在先生家里，先生拿出我的书，赞誉有加，我当即惭愧万分。我出了一些通俗的书，没有多少学问，一直不敢献丑，怎么想得到先生自己买了，还仔细读了。先生对我厚爱，但在息讼一事上，我拂了他的好意，令他伤悲，我深感歉疚又无奈。先生每次谈话，声如洪钟，激情澎湃，正气凛然，哪里像一个耄耋老人。直到生命最后一息，在先生的血管里流着的始终是年轻人的热血。
先生是热情的，也是寂寞的。最后一次见面，先生赠我一册书，竟是一个打印的文集，我心中一痛。参加先生的追悼会，看到的场景相当冷清，我心中又一痛。晚年之作无一家出版社肯出，追悼会无一个北大官员肯到场，先生真是寂寞极了。可是，在这样一个只爱金钱和权力的时代，爱智慧和正义如先生，寂寞就是必然的了，这正是先生的光荣。
哲人已逝，现在读到《辅成先生》，方知我对先生了解得太少太浅。文中引述的先生许多话，何等睿智，何等痛快。我本来是可以有许多亲聆教诲的机会的，却因为疏懒而错失了。
回到越胜的这本书，最后我想说：既然你已经开了一个头，索性就继续下去，从此在出书一事上不要太倔了。我的无私的理由是，好文章就应该让更多的人读到，你不能只给我们这几个老朋友吃偏灶，而对许多你不认识的文化美食家的精神饥饿无动于衷。我的自私的理由是，你的清高给了我们这些文章不如你却挺乐意出书的人很大压力，使我们觉得自己像是俗物似的。再那么倔，于义于情都说不过去吧。
2009年1 2月28日于北京 徐友渔：
越胜在这本书中讲述了三个感人至深的故事，三个年龄不同的人，既是师长，又是知己，陪伴、指引和支持着他穿越上世纪七十年代的黑暗，使得孱弱、卑微的生命有了光明和暖意。这样的事情决非偶然和例外，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中国，类似的故事到处都有，因为，人生活需要光，而生活中总是有光，哪怕黑暗以红太阳的名义妄图压倒光明。
一九六六年年中爆发的文化大革命使中国大陆陷入空前的灾难，一代年轻人精神上的愚昧、狂热、野蛮暴露无遗，这当然不是出于中国人天生的劣根性，而是斗争哲学和个人迷信产生的恶果。但人性的强韧无时无处不在，与文革发动者想要塑造一代“革命新人”的愿望相反，反思、探索、反叛的火苗到处冒出来，而且，倒行逆施越疯狂，反弹力越大。极具讽刺意味的是，文革的大破坏、大混乱打破了以前严密的控制，禁书到处流传，不同地位、阶层、职业和年龄的人相互接触和交流，异端邪说或新思想通过各种渠道，以难于想像的速度传播。
越胜是幸运的，他在思想探索的道路上遇到了良师益友，没有为自己的离经叛道付出什么代价。事实上，在七十年代，许许多多的年轻人因为思想探索遭到镇压，有的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有的赔付了青春年华，贻误了终身前途。格外有运气的是，越胜得到了周辅臣先生这样的名师点化，得以直接沿着古今中外人类文明的正道行进，不像很多探索者那样在意识形态的浓雾中艰苦挣扎、曲折前进，耗尽了全身力气还是未能挣脱那精神上的紧身衣，为自认为叛逆的思想弄得精疲力竭、伤痕累累，其实是孙悟空没有跳出如来佛的手掌心。
越胜是很感性、重情义的人，他首先是喜爱一个人，然后才喜爱那个人信奉的思想。他的运气还在于，招他喜欢的人在情与理两方面是统一的而不是脱离或分裂的，所以，对于他来说追求真理和享受友谊是同一个过程，暗夜中的灯火带给他足够的温馨。
越胜书中记载的三位师友中，两位长者——周辅臣先生和刘宾雁先生——已经逝去，但他们的音容笑貌通过越胜的文字将永驻我们心中，他们的光和热将永远照亮和温暖我们。
2009年1 2月于北京 陈嘉映：
我认识的人里，有文才的不止一二，但这样的回忆文章，我想只有越胜写才好。越胜不止于对人好，与朋友人交，交心；越胜与朋友交，完全没有自我心，他做，做得比别人多，却没有任何东西要表现。惟此，友人的情态，友人的天光云影，得以挥洒展现。不说长他几年的唐克，在7路无轨电车站依依不舍分手的周辅成老先生，在一起泡热水澡交换恋爱故事的一代英杰刘宾雁，偏这个没有自我的越胜有这福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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