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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唯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先生在旁注道：为国尽忠，乃义之尽也，为民族尽孝，乃仁之至也。
南墙原来放置康德全集的小书架搬走了，挂上了先生手书条幅“殷鉴不远，多行不义必自毙”，注明“二OO一年六月四日”。知先生心中仍牵挂着十七年前少年学子的喋血。那些曾经鲜活亮丽的青春之魂始终活跃在先生的记忆里。这悲哀如此深重，在已近百岁的先生身上，几是世纪之哀。与此相比，我更惊异于那些衣马轻肥的学界新贵，他们那样轻浮不屑地对这些模糊的血肉扮着鬼脸，尽管我亲见他们也曾在死者生前的行列中举起过拳头。敬问先生起居，先生频频点头，说好，好，只是老了。先生确实老了，临近九十六的人了，能说不老吗？先生走路要人搀扶，或靠支架扶持行走。但先生的活力和精神又好得让人吃惊，尤其是谈吐问答之敏捷，头脑记事之清楚，几乎是一奇迹。我们也知道有近百岁的老人生命虽在，但灵魂已走。而先生，正如圣？奥古斯丁所言：“只有能拿走我灵魂的人才能带走我的生命”。向先生呈上在香港出版的宾雁纪念文集，先生拿过左右端详，说书印得漂亮。又急忙让我读他前几个月在唐君毅先生纪念会上的发言。先生在这文稿的一句话下面重重画了道红线：“唐先生对人类，爱其生，悲其苦，一生依靠一只手，一支笔表达他的善意”。我想这正是先生夫子自道。先生曾在《论人和人的解放》一书后记中写道：“我佩服古往今来站在人民一边，捍卫人民的权利与人格的有良心的志士们的气节与灵魂。我手中只有半支白粉 笔和一支破笔，但还想用它来响应这些古今中外贤哲们的智慧和勇敢”。正想着，突然耳边听不见了先生的声音，原来老人家已经聚精会神地读起了宾雁纪念文集，不再理会我们的闲谈。北国的冬日，天真短，只觉片刻，天竟黑了。打开灯，柔和的灯光洒在先生的白发上，先生捧着那部厚厚的书，凑近眼睛，读着，读着……。我们不再说话，静谧飘来，带我回到七五年的冬日，我初登先生门的日子。就在这个时刻，就在这间小屋。
三十多年，走近先生身旁，受先生教诲，体会先生的伟大人格，渐渐明白，希腊先哲所区分的“静观的人生”与“活动的人生”在先生身上是浑然一体的。先生用超越的纯思贡献学术，又以入世的关注体察民生。平日慎言笃行，却不忘读书人“处士横议”的本份。邦有道，先生闻鸡起舞，邦无道，先生鹤衣散影。内心守死善道，终不忘循善取义。见先生手录佛陀临终语置于案前，“诸有为法，悉皆无常，精励行道，慎勿放逸”，知先生是勘破红尘后仍素怀持守。想先生这一代读书人运气真差。古来“士可杀而不可辱”，而国朝治士，前是先辱后杀，后是辱而不杀，再后，直教读书人自取其辱，乃至不觉其辱，甚而以辱为荣，反辱同侪，竞相作辱人者的同道。清流尽扫，士林心死，其哀何之？先生知其辱而保其尊，守其弱而砺其志。信大道如砥，虽身不能至而心向往之。
先生在给我的信中说：“我希望人类终有一股正气来让人类能安静生活下去，可能这也只是希望，但比较合理一点，也许是可能的。狂风暴雨之后，将有晴朗的一天，这大约是气象学上的规律。我们过去已经等候久了，可能还要等候。今年我给朋友的贺年片上都写着‘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话，看来天总归是要明的”。钱钟书先生曾拈出刘孝标《辩命篇》一语，“‘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故善人为善，岂有息哉”，来解山谷诗。先生引此语，亦恰是此意。九一年时，先生曾作文总结好友许思园先生的一生，先生说：“他在特有的孤恃外，更有他特有的天真，使人觉得这个世界究竟还有一些在天空下独往独来的人，令孤独的人不觉得孤独。他好似月夜里一颗孤星，并不被睡着的人看见，但却为那些整夜不能入睡的人，忽然从床上透过明窗发现——它的光是何等清明。它的面目是何等安详而令人遐想！人为什么非在烈日阳光下，鸟语花香中生存，否则，便不算生活呢？为什么在半夜里、天空中、寂静地蹒跚而行，就不算是一种良好生活呢？”我以为这段话再恰当不过地描述了先生的一生所求。
O九年一月一日，给先生打电话恭贺新禧。先生那天谈兴极浓，说话滔滔不绝。谈到国内形势，先生说，现在中国的问题是大人物只关心自己的小事情，而小人物的大事情却没人管。先生怕我不明白，特地解释说，大人物的小事情就是升官、出国、捞钱，安置子女。大人物做起这些小事情来卑鄙得很。小人物的大事情是生老病死，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住不起房，社会没有公义啊。先生又说，大人物可要注意了，小人物的大事情办不好，大人物的小事情也会出麻烦。一个社会没有正义，必定要出问题，人类几千年历史就是这样走下来的。听先生这番话，我几无言。昔庄周大小之辩，辩在孰优孰劣，而今先生大小之辩，辩在黎民苍生啊！先生又讲起国内学术腐败问题，说已成痼疾，从前为士林不耻之事，而今竟成通则。士无廉耻，国无希望啊！人在海外，对国内学术界的糗事常有所闻。年前回国，朋友 们相聚也谈及此事。我却不甚吃惊，本来自红朝得鹿，谀桀颂纣皆是文章，而今革命怒吼为市声喧嚣所代，焚琴煮鹤亦成雅玩，此事本一体两面，不足为奇。伤心惟是中华三千年衣冠文物，旷绝幽奇之事渺不可寻。先生纯然一读书人，痛心疾首也是当然。我们无能挽狂澜于既倒，只能寄希望于中华文化生命坚韧顽强，破土重生。
先生耳朵有些聋，说话怕我听不清，便声高起来，话筒中竟觉得有些震耳。先生最后感叹说，过年我就98岁了，还想去法国看你们啊，就是不知航空公司肯不肯卖票给我这个“98病叟”啊。说到“病叟”两字，先生有点自嘲地大笑起来。在先生的朗声大笑中，我却不由泪水涌出。怕先生察觉，匆匆挂断电话。
呆呆坐着，许久，许久……。天渐渐暗了，几点细雪飘落，愔愔地洒在青竹赭瓦上。先生言犹在耳，透骨的悲凉弥漫开来。寂静中，仿佛见到先生，在清河小营哲学班的教室里。
先生刚擦完黑板，回身转向我们，飞舞的粉尘在阳光的裹挟下变得金灿灿的，罩在先生身上，先生的身影模糊了，像峨嵋金顶上隐现的佛光。而耳边的天音却有着川腔：“巴门尼德说‘存在是一’”。
后记今年元月二十八日先生起床穿衣时不慎跌倒。夜间便觉背痛，送医院检查，未见骨折，返回家中。二月四日，腰部见有小块红肿，又去医院查。医生仍说无大碍。那几日常与邦洛大姐通话，手边自一月份动手写的《辅成先生》已完成四章。想全文完再呈先生审阅。本来写先生就感绠短汲深，未成全璧的东西更不愿给先生看。还有一层私意在，盼先生能平安养好跌伤，成其百岁之寿，这样总能看到我的全文。但雪说，还是尽早把成文的东西呈先生寓目吧，让他知道你在写他。问邦洛大姐先生可有精力读文？大姐说先生每日仍能读两个多小时报刊文章。于是传文过去，大姐打印出来送先生过目了。先生一气读完，只说了一句：“写写也好，让别人也看看”。此是何意？先生知我往来素不过两三子，这“别人”是谁？莫不是先生想让我将此文公之于众？
二月十八日，再打电话，邦洛说先生正在电话旁边，今日精神不错，可以说几句话。等了片刻，话筒中传来先生的声音，大不似往日的洪亮，有些气促声微。只说身体不太好，又问我几时回来。我即告先生今年暑期放假即归探望先生，请他千万珍摄，耐心治疗，等我回来。先生说声好，便再无声音。这是和先生最后的接谈。放下电话，便告雪定下八月一日返京机票。
二月底，胡平自美来电，说听到先生病重的消息，心里很着急，问我可有新消息。我告他前几日还与先生说话，胡平似稍放心，嘱我有消息尽快告他。并说已请嘉映代他去看望先生。三月八日，胡绩伟先生亲往朗润园看望先生，告之自己大病终愈的经验。先生闻后甚受鼓舞。三月十一日，嘉映往朗润园看望先生，回来后电话告我先生精神尚可，坐谈近两个小时，先生还忆及九五年在巴黎的日子。我听后稍安心，三月二十八日，家兄自美回国，与家 姐共往探视先生。因我与家兄长相相像，先生竟以为是我归国，惊问“你几时回来的”。家兄竟一时未敢道明真相，许久后才说我不是越胜，是越胜的哥哥。先生即送家兄文稿一册，并坚持要签上名字。但四月一日，病情急转之下，送北医三院诊治，不料一月中竟四次转院，进进出出，元气大伤。期间因插胃管引起胃出血，又加肺部感染，一度入住重症监护抢救室。五月二十二日，是嘉映父亲的追思之日，家姐前往途中接邦洛大姐电话，告今晨因医生反复“洗胃”，造成先生血压陡降，然后上一系列抢救措施。先生始终神智清醒，平静注视医生们的忙乱。在医生最后挪动头部时，突然闭目辞世。先生平静而绝然地走了，始终保持着哲人的尊严。
五月二十六日，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先生生平介绍中说“一九八七年因故办理退休”，此话甚蹊跷。何谓“因故”？因何故？语焉不详。或许那些秘密档案终有大白天下的一日吧。北大校方无一人出席告别仪式。先生服务北大近六十年，育人无数，而校方竟吝于表达些微的谢意。蔡先生的学校已然变得如此缺乏起码的礼貌和教养。让我宽慰的是，我们哲学班的同学来了，向先生作最后的告别。虽然离开先生已多年，仍知为先生执弟子礼。先生教过的孩子，仁义总是在的。
八月返京，往朗润园先生故居，已是人去屋空，只剩先生翻过的那些书卷默默地看着我。往老山谒先生灵，对先生说，我来晚了，未及送您老人家。我想先生等我，而您终等不及，先自去了。见先生遗容，雍容大度地微笑着，知先生不怨我。后将《大悲咒》一卷奉于先生灵前，作永久的祈福。先生一定知道小子的心愿。
此次回京，得空往故园祭扫先慈先严墓。事毕随北陵及姐弟览观五台，寻古刹清凉。山路蜿蜒二十余里，见岚气出岫，虬松挂崖，青霭苍苍，层层染绿。山中阴晴不定，骤雨突至，一片迷蒙，忽又骄阳扫雾，满谷黄金。有孤寺高居梁上，隐约疏钟回响。转一急弯，素石碑楼兀然矗立，乃入清凉界。昔阮嗣宗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