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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会觉得，那个时代的高人俊士，没有越胜不认识不深交的。文中偶一出入的高尔泰、张志扬、曹天予、周国平，还会有多少故事等着越胜写。“我爱真理，但我更爱朋友”，越胜当年如是说。其实，爱人，才能爱真理，才有真理。越胜写唐克：他撇嘴道：“谁画了，我自己买票看的。”语气大有二奶扶正、穷人乍富的得意。在越胜笔下，没有丝毫挖苦，倒让局外读者对这个中国“路上派”先锋唐克又添一份爱意。
三位传主都是奇人异人，他们带着那段异常的历史出现在我们面前。那是个险恶的时代，惟因此，友情来得特别真，特别重。那是个贫苦的时代，倒仿佛因此，人不得不有点儿精神。刘宾雁的坦诚，是每个认识他的人都立时感受得到的，坦诚自是一种优秀品质，但只有在那个时代，只有经历了宾雁所经历过的那么多思想者的苦难之后，坦诚才会闪耀那样奇异的辉光，散布那样温暖感人的力量。越胜心里，这段历史浓重得排解不开，惟在这种“历史感”的簇拥下，他笔下的人物才那样饱满。
这种历史感，并不止是感觉，它培育出正大的判断，只举一例：
“人们常说宾雁是‘青天’。这或许是苦难者习惯的幻象。其实，没有哪个称谓比它离宾雁更远了……作‘青天’的前提是和统治集团保持一致，当‘自己人’……宾雁是站在‘草民’和‘无权者’一边的……宾雁的劳作就是要消灭制造青天的土壤，让民族中的个体成为自由的有尊严的个体，从而让民族成为自由的有尊严的民族。这是权势集团不能容忍的。”
这三篇文章，实不只是纪念友情，不只是对已逝时代的缅怀，它们始终在吁请我们思考自己，思考我们这个尚未结束的时代。
2010年1月于香港 梁治平：
越胜嗜书，然甚惜墨，有文章，必为佳作。故此，我对越胜的文章总有双重的期待：希望他多写一点；俟篇成，必欲先睹为快。
过去这一年，接连读到越胜数篇新作，其中就有“忆宾雁”和他记年轻时友人唐克的这篇。八月，越胜携家人回京，朋友聚会时，他说到当时已经写作过半的“辅成先生”，更为没能在辅成先生离世前完成此文而倍感遗憾。十月，稿成，越胜即以之传示友朋。越胜作文，或因朋友之请，或为朋友之故，他最想知道的，也只是朋友们的意见。既然不为发表，这些文字便有几分私人的味道。然而，作者所记述的人和事，蕴涵的，却是这个时代的大悲大喜，几代人的生命经历。这样的文字，是不应当只在朋友的小圈子里流传的。
读毕“辅成先生”，我即函复越胜，略云：
此前读你写唐克的那篇，觉得写得很精彩，写宾雁先生的，则笔调深沉，情感浓郁，此篇似又深一层，描写更细而用意愈深。相信任何人读毕此文，都会对周先生纯真而高贵的人格肃然起敬，对他身上体现出的一代中国知识人出于中西古典文化熏陶的价值情怀深怀敬意，而这些东西，现在已经逐渐淡化，甚至为人所遗忘。但这也正是此文重要处。能够代周先生剖白心迹，而将其理想和追求记录、传达于后人，令其薪火不绝者，这是第一篇也是最具分量的文字吧。周先生有你这样的忘年知交，可以感到欣慰了。我读大作时也在想，这样的文字不可只在朋友的小圈子里面流传，甚至也不应该只在海外出版物上刊出，那样太可惜了，而且也失去了她原有的意义。
这些文字终能公诸世人，诚为读者之福。
越胜在信里说，他有意将此集题为《燃灯者》，又解释说：
燃灯者在佛家是指片语可开悟人的觉者。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者皆可为燃灯者。辅成先生、宾雁不用说，是燃巨烛之人，而唐克小子亦是我的燃灯者。
不消说，越胜也是我辈友朋、读者的燃灯者。犹忆八十年代，越胜与一班朋友问学论道，砥砺思想，终至开创一番事业，引领一时知识风潮。那几年，大约也是越胜“入世”最深的一段。不过，即便是在那时，越胜仍然保持着一份逍遥。他淡泊的心性，温润的友情，对古典文化的追慕，和对趣味的好尚，在朋友中间最具魅力。他家的小客厅，总有朋友满聚，煮酒吟诗，纵论古今。还有他筹划的那些令人难忘的出游：攀古长城，踏夕阳残雪，水中泛舟，月下放歌，……山水之间，也是我辈精神滋养之所。
八九年，越胜去国。悠悠近二十载，世事丕变，人事亦然。这期间，我数度往巴黎。再见越胜，他率性依旧，爱家人，重友情，劳作之余，以音乐、诗歌为伴，说到读书，依然眉飞色舞，不改其乐。只是，他差不多与写作绝缘。不过，我知道，他心中的火焰从未熄灭，这些文字可以为证。我读这些文字，在莞尔与凝重、欢悦与沉郁之间，又被一次次地感动和启悟。读者诸君，也会有同样的经验吧。
2009年岁末记于北京西山忘言庐 辅成先生美德都是庄严宏大的。庄严，在实质上与慷慨一致，在形式上与勇敢一致。——托马斯·阿奎那我受教于辅成先生始自一九七五年底。当时我是北京“小三线”兵工厂一个开磨床的小青工，整天猫在怀柔深山沟里，忙着给红色高棉造40式反坦克火箭筒和72式反坦克地雷。
而辅成先生是北京大学哲学系的著名教授。我与先生天南海北，两不搭界，怎么会有了师生缘份？其中故事要从头讲起。
一七五年六月底的一个早晨，车间书记戴五正师傅到车间来，悄悄告诉我，昨天厂里接到通知，今年有一个去北大哲学系读书的名额。我一听，心直跳，这正是我朝思暮想的事啊。
戴师傅说，碰到几个厂里中层干部，都说，肯定是你们车间小赵去了。七十年代初，毛泽东指示“要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各个单位闻风而动，纷纷成立“工人理论队伍”。随后就有“六本书”的名单：《反杜林论》、《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国家与革命》、《法兰西内战》、《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我是车间工人理论小组组长，负责给师傅们辅导这些马列著作。六本书中《反杜林论》和《唯批》是哲学著作，在那些仅有小学文化水平的工人师傅看来，这玩意儿纯粹天书。但是理论学习的形式绝不能缺。于是每周都有半天经典著作学习时间。我在台上讲，师傅们在台下睡，真可谓“聒噪与鼾声齐飞，唾沫与涎水同流”。也有几位从五机部机关下放到厂里的干部，文化程度比较高，有兴趣听我的辅导，常常给点儿鼓励。所以说起要送人去北大上学，便想到了我。
经过一个多月的基层推荐，领导讨论，最后的结果是我“名落孙山”。找戴师傅问究竟，他同情地告诉我，在我的人事档案中，有记大过一次的处分，所以政审没通过。这事得从去年夏天说起。
工厂宿舍对面山崖下有一深潭，潭水清洌，是个游泳的好去处。酷夏午休时，我们常在潭中嬉水。厂里的小兄弟都是北京来的七O届初中毕业生，自小穿惯三角泳裤，到山里依然如故。山村里的农民小伙下河都穿及膝大裤衩，三角泳裤在他们眼里等于赤身裸体。偶有村儿里的大姑娘小媳妇从旁经过，我们这些人就有了调戏的嫌疑。那天中午，厂里的弟兄们又去游泳，有几个村儿里的小伙儿就站在河边骂。我正躺在岸上晒太阳，听他们用怀柔土话骂得有趣，便学着他们的腔调和水里的哥们儿开玩笑。大家嬉笑一阵，谁也没当回事儿。
下午上班时，我刚走到厂门口的水泥桥上，路旁猛冲出几条壮汉，扭住我双臂，大 喊“就是他，学俺们农民，带队部去！”边喊边扭着我往村里走，当头便碰上了来上班的众弟兄，拦住问究竟，言语冲突间便动起手来。村儿里的小伙儿固然身强力壮，但不如工厂的弟兄身手敏捷，交手片刻，已见有三两农民倒地不起。在壮汉的夹持下，我挣扎着抬起头，见“发小”嘉浩正从山坡上飞奔过来，身边又钻出小个子李志刚，上手推胸，下脚使绊，扭着我胳膊的壮硕青年便跌入河中。厂头儿跑出来劝阻，但人仍越聚越多，混战一团。大约半个小时战斗结束，有几个农民弟兄不知被何人下狠手，板儿砖拍昏，急送怀柔县医院。
这下子事闹大了。沙峪公社报怀柔县，怀柔县报北京市，定性为“破坏工农联盟的集体斗殴事件”，市委责成市机械局严肃处理。于是召开全厂大会，厂长高凤岐宣布给我“记大过”的处分。我不服气，找厂长理论，高厂长一席话让我哑口无言：“厂里给受伤的农民赔偿，轻伤8 00块，重伤1 600，你赔得起吗？”结果就是档案中装进了记大过处分书，从此“底儿潮”。这次推荐上大学，档案就发挥了威力。知道政审没通过，我彻底绝望。在中国，档案就是一个人的命根儿啊。想想今生怕是再无出头之日，心里郁闷到极点。
盛夏时节，山中雨水充沛，林木绿色逼人，冬天干枯的溪流又喧腾起来。河道曲折处，水石相激，静夜远闻，隐隐若有歌吟。年轻时人不经事儿，心情苦闷便意志消沉，坚持多年的读书计划也停顿了，常与好友瓦宁携薯干酒半瓶、鱼皮豆一包、手风琴一架，倘佯林下溪畔，抚琴放歌。一次薄暮时分，俩人高卧青石之上唱得正酣，忽见一条两尺青蛇窜出密草，随琴声婀娜起舞。不知几次夜半扶醉而归，戴师傅严斥我放浪形骸。但我仍不知歧路而返。
九月初，弟兄们见我终日闷闷，便提议去登慕田峪长城散散心。清晨出发，踏着朝露，沿崎岖小径登山。道旁杂花缭乱，野香醉人。秋梨、山楂、苹果，艳黄、殷红、青紫相间，织成满眼的斑斓。一行人穿行林中，手脚并用攀岩，中午时分，古长城已在脚下。三十几年前的慕田峪还不是旅游点，古城墙大半坍塌毁损，一身岁月的苍凉，静卧在褐榻翠衾之间。
登山顶烽火台眺望，远天紫纱轻幔，若沧海浩淼。峰峦间雾霭纠缠，如群岛隐没波涛间。长城随之起伏，分割关山一线。
京畿一带本是古幽燕之地，想陈子昂登台“念天地之悠悠”处就在近旁。在这天地雄阔浑涵之间，我身心如经大涤，止不住鼻酸眼涩。前几日尚觉性命攸关的失败，今日看来，不过鸡零狗碎。世界何其美好，人生何其诱人，少年心事岂能囿于尺寸得失。于是，向群山顶礼，欣欣然下山归去。
回到厂里已是晚饭时分，戴师傅急冲冲地在食堂找我，把我拉出买饭的队列，说有好事。厂里又有一个上学的名额，市机械局要办一个专职哲学进修班，老师都是北京大学哲学系的。这次不用再讨论，就让你去，你小子可别给我丢脸。我喜出望外，忙不迭地谢他，随后窜出食堂去找我的小弟兄们。当晚大家把这个月的菜票全凑出来买了散装啤酒，狂饮一场。月底把全部家当扔上一辆“大解放”，我一路烟尘地回到了北京。
二 一九七五年十月五日上午十点，一群来自北京市机械局各个工厂的“理论骨干”集合在德胜门城楼下，一辆大轿车把我们送到清河镇小营，原北京市机械学校。我们的哲学进修班就办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