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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六年，政治气氛略有宽松。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因赵紫阳的干预无疾而终。甘阳从北大毕业分配到社科院现代外国哲学研究室，我们从朋友又变成了同事。那时甘阳已经着手筹划《中国：文化与世界》丛书。这是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他当时的设想是要把西方世界有重要意义的现代学术文化成果大规模迻译到中国来。在我们看来，中国对现代西方学术文化的了解尚肤浅，许多问题的讨论都是无根的游说。我很赞成这种学术建设的基础工作，特别是想到能有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做些扫荡意识形态，重建真正的学术文化精神的工作，心里很高兴。甘阳联系了一批北大、社科院的青年学者，组成了《文化：中国与世界》
丛书编辑委员会。后来他希望编委会的成员涵盖面更宽一些，我就帮他联络了我的几个老朋友，邀刚从美国回来的银河和正在美国的天予、林春加盟编委会。银河和天予同意了，林春却因为某些考虑而婉拒，让我有些遗憾。
当时三联书店负责人沈昌文先生和董秀玉女士对编委会的工作帮助很大。沈先生开玩笑 说自己是文化商人，但是他确实慧眼独到，看到了由青年学者自组编委会编辑大型丛书的生命力。我记得编委会的代表甘阳、国勋、依依、王炜和我，曾在在三联书店与沈先生董秀玉女士见面，谈合作的事。沈公明确表示，丛书的大政方针完全由编委会自己决定，三联书店只提供出版发行服务。在中国当时的出版体制下，沈先生的这种做法开了先河。八六年气氛宽松，宾雁很高兴，我们见面打电话的机会略多了一些，他一如既往地乐观。我向他谈起甘阳的设想和编委会的工作。他觉得一代新人已经开始成气候了，特别是有了组织形式。我曾把甘阳计划出的书单寄给他，他希望我给他几本已经出了的书。我和甘阳商量，甘阳说“统统给，凡是出了的书都给老刘一份”。我记得大约寄了十几种书给他。
八六年十一月下旬，父亲二次突发脑溢血，抢救无效，安然去世。我给宾雁打电话想告诉他这个消息，正巧他不在北京。但当晚他就从外地来了电话，除了劝我节哀之外，特地嘱我代他和朱洪给父亲送一个花圈，以表达他的哀悼。追悼会那天，宾雁送的花圈摆在中间，“刘宾雁、朱洪敬挽”的署名清晰醒目。
送走父亲以后，北京的政治空气紧张起来。八七年元旦，北大等高校学生到天安门广场试图集会，被警察逮捕了若干人。当夜，北大学生冒雪从中关村走到天安门广场，在那里静坐到天亮，迫使当局释放了被捕的学生。一位北大的朋友当天到了我家。他一直在学生队伍中，情绪激动地给我讲了经过。一月八日，在中共高层工作的一位朋友打电话来，说中央书记处已经决定开除宾雁的党籍。我听后悲愤难抑。对我来说，宾雁在不在共产党里并不重要，而是这种公然的政治迫害令人愤怒。我急给宾雁打电话，家里没人。夜里辗转难眠，披衣起来，给宾雁写了一封信，随信还寄给他一部国平写的《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祈盼着查拉如斯特拉的精神能帮他在这大逼迫来临之际挺住，不要受太大的伤害。多年来我从没问过宾雁是否收到我的信和国平的书，他也从未向我提起。但在读他的自传时，发现他把这封信全文收录在书中，并写道：“我流泪了，谢谢你，我的朋友，你已经为我分担了痛苦。当许多人和我在一起时，幸福便会把我的痛苦淹没。”我突然明白，男人之间只交换思想和匕首，不交换同情和关爱。
一月下旬，电视和电台都播发了开除宾雁党籍的消息。我知道他回北京了，决定去看他。严冬时分，街上行人稀落，上午十时左右，我赶到金台路人民日报宿舍。院门前异常安静，惟在墙外停着两辆212吉普车。我敲开门，只有宾雁一人在家。他很平静，说昨天来了很多人。又问我，楼下有人吗？我点点头。他走到里间，从临街的窗口往外看了看，随手把录音机的音量开大。坐下就开始闲聊，他向我历数昨天来家里的人都是谁。我开始劝他，反正记者这个行当是干不成了，不如干脆回哲学所。他倒挺感兴趣，问了问哲学所的情况，但说以现在这个身份，哲学所大概不敢再要他回去。又说反正今后有时间了，正好把这些年积攒下来的书读一读，写写那些考虑了很久的问题。我许诺说今后会送许多书给他。坐了大约不到一小时，竟然一句都没提开除党籍这回事。有几次，谈话突然中断，两人相视无语。我能感到他平静外表下掩藏着的心底波澜。他几次催我走，我终于起身道别。出门正要下楼，宾雁突然从后面扳住我的肩膀，说“这一别不知何时能见”，我回头，见他泪水涌出，顺着 面颊的皱纹淌下。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见他落泪。
那时他已知道外省与他交过手的那些歹人极欲乘他遭难之际落井下石，要以诽谤罪送他上法庭，他心里在作入狱的准备。不记得如何分的手，只记得一路上想着怎样在法律界找几个能帮上宾雁的人。第二天刘东在前门外珠市口丰泽园请客，大约有十几个人聚会。我到饭店后情绪极坏，国平问出了什么事，我说昨天去看了宾雁，稍讲了些情况，搅得大家败了兴。饭没吃完我就走了，事后才知国平心里郁闷，喝得大醉。阿坚送他回家，途中他醉倒街上，指着路人大叫“你们都醉了！”
春天到了，编委会的工作进展顺利，出书已渐成规模。甘阳提议请宾雁来聚一聚。我去接宾雁、朱洪，在我家附近的德胜饭店吃了一顿饭。编委会的同仁来了十几个人，苏大哥，小枫，一休哥王焱，王炜等都到了。饭吃得非常高兴，甘阳和宾雁谈了很多，把他对编委会未来的设想讲给宾雁。饭后，大家兴致正高，就一起回到我家里喝茶。抛开政治阴影，朋友相聚总是乐趣横生。笑语声中，约林唱起歌来，随后大家请宾雁唱。他站起来用俄文唱起“在那遥远的地方，那里云雾在飘荡，晚风轻轻吹来，掀起一片麦浪”。声音厚厚的，略带点沙哑。众人安静地听着，渐渐有人应和。歌声飘出我的家，散落在黄昏的晚风中。
三、他乡的日子多么寂静，周围多么空旷多么微薄，暗淡的霞光象大家一样，你也会消失，我的朋友为何心中又泛起波浪？
—《夜》 别雷八九年底，我到了巴黎。经历了八九学运和六四屠杀之后，离开中国，即使不是目的明确的逃离，心中也会有避秦的想法。九零年二月份，我和宾雁联系上了。自他八八年出国，我们一年多未通消息。在这样大的动荡之后再通上话，双方都有无限感慨。我知道六四屠杀之后，宾雁曾来过巴黎，他义无反顾地谴责中共暴行，成为公开的反对派，他在国外的访问便成了无限期的流亡。不久，我接到了他从美国的来信，信中说“在出来的人中，你是我最挂念的一个”，还为我在国外的生存提了些建议。后来，在我申请研究基金时，宾雁的推荐信起到了关键作用。四月份的某一天，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是位素不相识的女性，声音亲切悦耳，她告诉我，是宾雁让她来找我的，问我有什么困难需要帮助。她就是巴黎七大东亚语言系的谭雪梅女士，后来我一直叫她谭老师，我们因为宾雁的介绍成了十几年的朋友。九零年八月间，我又接到宾雁的电话，说他要去德国参加一个活动，会到巴黎来看我。于是，我们在巴黎相逢了。
宾雁住在圣日耳曼草地附近的麦迪逊旅馆，旁边的小街是狄德罗曾经住过的房子。旅馆门前小广场上是狄德罗手持书笔的青铜雕像，在法国梧桐掩映下，俯视着来来往往的路人。
早晨，我去旅馆找宾雁，他正坐在餐厅吃早餐。见我来，匆匆把一大杯牛奶喝完，就开始问我近来的情况。人到了国外首先关注的是如何生存，所以他问的大多是生活上的问题。谈到国内的事情，他问了军涛被捕的细节，我对此所知不多，无法给他更多的消息。但他还是问军涛有无生命危险。我说因为国外的关注，大约不会有立刻的危险。宾雁却担心人在牢里，万一有人下黑手就麻烦了，说共产党的监狱可不是好呆的地方。
聊着聊着，宾雁突然谈起回国的问题，说共产党今后的日子不好过了，因为杀人和社会结了血仇，很难永远靠暴力压制，几年之内会有大变，他就可以回去了。让我吃惊的是，他那么相信人民的觉醒，相信六四屠杀之后中国社会变革必然发生。我本来对此不太乐观，但他的情绪还是感染了我。他一再鼓励我，说人既然已经出来了，就好好看看西方民主社会，有时间多读读书。我提到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里面记录了许多俄国白银时代的诗人流亡巴黎的往事。宾雁对爱伦堡的书很熟悉，他当时还提起几个人的名字，记得有别雷、巴尔蒙特……。下午宾雁又来电话，约好去高行健家吃饭，高先生当时住在巴士底广场附近。晚饭后，他展示了他画的几幅水墨画，有一幅画给我印象很深，画面上部是浓重的墨块，下部似乎是变形的人体，扭曲挣扎着，像“六四”之后中国文人的心情，很压抑。
宾雁在巴黎呆了三天，我们每天都见面。一次我们坐在狄德罗雕像下的长椅上，谈起流亡的中国知识分子有无可能留下些思想文化成果。对此宾雁相当悲观。他认为我们所知道的流亡者大都是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的知识分子，他们离开自己国家，但没有离开自己的基督教文化。那些俄罗斯流亡者，从来就浸淫在欧洲文化之中。象赫尔岑，就是用法文和德文受的教育。十月革命后流亡的人中，既有白银时代的文学家，又有别尔嘉耶夫那样的哲学家。他们离开俄罗斯，但文化血缘没断，只不过换个角度看问题，思想上艺术上还可能有新发展。
而中国知识分子则完全不同，首先语言不通，其次出国流亡之前基本上受共产党教育，从思维方式到为人处事，都有很深的烙印。我问他假如别尔嘉耶夫不是在十月革命后流亡法国，他随后的思想发展会认同苏联的意识形态吗？宾雁想了一想说，别尔嘉耶夫对自由看得很重，即使他不离开苏联，也会和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发生冲突，这是早晚的事。
他还说到自己的反抗意识和自由思想的由来。那时候，哈尔滨文化气氛中俄国味比中国味浓，宾雁自幼就读俄国文学，后来倾向社会主义，其实是受俄国文学影响。从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初的俄国知识分子，很少有不信仰社会主义的。别尔嘉耶夫就是个社会主义者。听宾雁讲到这里，我突然闪过一个念头，要懂宾雁这个人，恐怕要回溯到拉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