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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两湖
湖南和湖北两省的哥老会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辛亥革命时期，湖南的哥老会及其分支江湖会，在革命党人的运动和联络下，逐步在组织上联合为“岳麓山”和共进会。
（1）维新派激进分子对哥老会的联络与自立军起义
戊戌变法失败后，维新派中一部分激进分子如唐才常、林圭、沈荩等人，认识到“变之自上”的道路已经走不通，必须走“变之自下”的道路。维新派的激进分子虽然认识到武装造反的重要性，却又感到自身力量的不足，于是开始联络哥老会。为此，他们按照哥老会结盟拜会的方式“开堂放票”，开设“富有山堂”，印刻“富有票”。在组织形式上完全仿照哥老会，立有“四柱”即山堂香水，称作富有山、树义堂、万国香、天下水，内口号为“日新其德”，外口号为“业精于勤”，并有一首诗：“万象阴霾打不开，红阳劫运日相催。顶天立地奇男子，要把乾坤扭转来。”也仿照哥老会设有内、外八堂。康有为是“正龙头”，梁启超是“副龙头”。在富有山堂的13个正龙头中，有11人是帮会的大头目。然而，自立会的宗旨依然模糊，既认为清统治者“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反对“低首腥膻，自干奴隶”，却又囿于“君臣之义，如何能废”的窠臼。为了发动起义，唐才常以长江流域的哥老会为基础组成了“自立军”，拥有十万之众。但是，由于康、梁从国外的汇款迟迟未到，起义行动被迫一再延期，加之各路自立军未能互通信息，难以统一行动。秦力山在安徽大通发动的起义，很快失败。唐才常与林圭计划在武汉的起义也随之流产，唐才常、林圭等20余名被捕遇害，骨干百余人遇难。
第六章 帮会与辛亥革命（6）
（2）革命派对湖南帮会的联络和湘赣萍浏醴起义
革命党人毕永年早年即从事联络帮会的工作，并且投身哥老会中，被封为“龙头”。他曾在香港召开兴中会、三合会与哥老会三方会议，提出兴中会与三合会、哥老会三大团体公推孙中山为三会的总会长，提议改会名为“兴汉会忠和堂”，并“定纲三则”，以兴中会的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作为总会的纲领，促成了兴中会与粤港三合会、两湖哥老会的合作。后因哥老会首领杨鸿钧等见利忘义，不足共事，毕永年遂愤然削发，自投普陀山为僧，兴汉会也随之瓦解。
1906年春夏之际，长江中游各省发生严重水灾，造成大批流离失所的饥民，萍浏醴地区的饥民便大量加入哥老会的分支洪江会。是年七月，蔡绍南、魏宗铨与龚春台等在萍乡县的慧历寺开会，商讨武装起义事宜。后来起义计划被官府探知，设在慧历寺的总部也遭查抄，洪江会的激进派廖叔宝遂率领两三千人宣布起义。蔡绍南、魏宗铨、龚春台等只好在尚未准备充分的情况下决定投入起义。起义失败后，大量帮会首领被杀，被害群众多达万人。
3。四川
四川是哥老会的发祥地。哥老会在四川被称为“袍哥”，在晚清时期，又有江湖会、孝义会、洪江会、红帮等分支别名。辛亥革命时期，四川的哥老会十分活跃，既对革命作出了贡献，也给革命造成了不小损失。
（1）同盟会对哥老会的联络
辛亥革命时期，四川籍的革命党人熊克武等根据同盟会总会的指示精神，提出四川帮会的力量很大，是必须争取的社会力量。由于四川哥老会的许多著名首领都先后加入了同盟会，因而革命党人在联络帮会方面具有十分有利的条件。其中著名人物如佘英、张树三、李绍伊、张百祥等，后来都成了辛亥革命时期四川革命的领导或骨干。
（2）哥老会参加辛亥前的武装起义
辛亥革命前夕同盟会在四川发动的武装起义，都是由同盟会策划，以袍哥群众为基本力量，由于起义大多采取突袭式的军事冒险行动，往往旋起旋败，但扩大了革命的影响，为辛亥革命在四川的成功开展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泸州乃是川南重镇，这里帮会势力强大，驻扎在该处的盐务巡防营和川南道巡防营皆与哥老会相通气，可以作为起义的内应。革命党人佘竞成首先联络了江安巡防营的哨官（相当于连长）杨安帮和川滇黔边区的帮会首领刘天成及所部的刘子成、刘希成等，预定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十月先期在江安起事，袭击县城，然后顺流而下，直取泸州。泸州城内有佘竞成召集的3000名袍哥弟兄作为内应，并有同盟会员谢奉琦、席成之、杨兆蓉率领革命党人与之策应。但是，在起义的准备过程中发生了炸药爆炸，引起了官府的注意。加之帮会分子入城后，使城内突然增加了几千人，他们又说话随便，民间一时盛传革命党人即将举事，使当局加强了防范。知州杨兆龙下令紧闭城门，断绝交通，禁止外出。在城外待命的起义军又无法与城内取得联络，起义遂没成功。
泸州起义夭折后，革命党人纷纷潜至成都，欲乘农历十月初九日慈禧皇太后诞辰全省高级官员聚集举行庆祝之机，占领省城成都，再号召各府州县响应。当时，在成都聚集的袍哥有五六千人，并准备了周密的起义计划，约定起义时派人在四门放火为号，将全城主要官员一网打尽。届期因当局临时改变了庆祝的地点，并且于附近临时戒严，起义者所纵的火也被扑灭，各路等待消息的起义者因得不到行动的信号，知道发生变故，只好各自散去，起义遂没成功。
第六章 帮会与辛亥革命（7）
广安、嘉定（乐山）的起义，也是由同盟会领导，而以哥老会、孝义会为基本群众。起义队伍分为两支：一支由佘竞成召集渠河运铁船帮400名帮会分子，先期在县城东门外河街集合，并由廖云从、刘慎终等数十人潜入城内，以便内应外合攻打保安营，夺取枪弹；另一支由熊克武指挥，率秦炳等人在东门外河坝，攻打知州衙门。但是，在出发之前，突然发生变故，起义夭折。
（3）参与保路运动
辛亥（1911）年五月至九月，四川爆发了震惊全国的“保路运动”，保卫川汉铁路的路权。四川的川汉铁路主要是通过对全省人民的摊派、收取租股的办法筹集资金而兴办的，同全省人民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因而四川的保路运动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哥老会作为四川一股强大的社会势力，首当其冲地卷入到斗争中来，出现了“众哥弟振臂一呼，四方响应”的局面。1911年6月17日，四川成立“保路同志会”，公推立宪派的蒲殿俊、罗纶分别担任正副会长，会上发表了《保路同志会宣言》。由于四川袍哥的势力很大，不仅在下层群众中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而且已经渗透到了当局的衙门、军队和团练之中。于是，在各地建立保路同志会分会时，革命党人便利用当地袍哥的码头，把群众吸引到同志会中来。
当时，同盟会没有武装，难以独立发动武装起义，为了把保路运动从“文明争路”引导到武装斗争方面来，同盟会联络各地的袍哥，建立以袍哥为主的“保路同志军”。
1911年9月，署理四川总督赵尔丰将保路同志会的头面人物蒲殿俊、罗纶骗到总督衙门逮捕，下令搜查川汉铁路公司，封闭铁路学堂和股东招待所，查封了与保路运动有关的报刊，并下令向抗议群众开枪，酿成“成都血案”，导致各地同志军纷纷起义。
重庆起义成功后，建立了四川军政府，哥老会的势力也乘机膨胀。尹昌衡为了利用哥老会的势力，在就任军政府都督后，在军政府门口挂出了一个“大汉公”的招牌，而且自任“舵把子”。最初几天，他每天都要到成都各个袍哥的公口、码头去拜客，各个公口、码头也都为他挂红进酒。周骏在就任军政部长后，也在军政部挂出一个“大陆公”的招牌，参谋部也有人要求组织“大参公”，因为部长不同意才作罢。这样，哥老会也就更加不可一世。
由于得到四川军政府首脑的倡导和支持，成都及川西一带的哥老会组织迅猛发展，人数呈几十倍的速度增加，仅成都及其附近几个县的袍哥公口便增加了300多个。在广汉一带的袍哥也是“红极一时”，“只要你有点点（即加入袍哥）就算走运”。当时人称之为“袍哥翻身”，以致人人都想当袍哥，袍哥的人数，比过去增加了几十倍。哥老会成员的头脑中大多充满着君主专制意识，不少袍哥分子仅仅把革命看做是“要门槛”即各霸一方做土皇帝。不少袍哥“大爷”、“舵把子”拒绝与革命党人合作，有的袍哥首领甚至与清朝当局相勾结，杀害革命党人，袍哥首领的这些所作所为，也给四川辛亥革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4。陕西
（1）革命党人对哥老会的引导与联络
辛亥革命时期，哥老会在陕西已经成为一股重要的社会力量，建立了许多“山堂”，比较著名的大约有十来个，其中以张云山创立的“通统山”最为突出。“通统山”以新军士兵作为主要发展对象，而且与同盟会有密切关系，在山堂开设时所吸收的1000多名哥弟，绝大部分是新军士兵。新军中重要的哥老会首领除张云山外还有朱福胜、吴世昌、万炳南、马玉贵、刘世杰等。由于哥老会并非统一的组织，所以在新军中哥老会的山堂虽多，首领也不少，但并没有统一的领导，各个山堂虽然在反对清朝统治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但在组织上却各自为政，互不统属。经过同盟会对哥老会的积极联络与引导，哥老会才得以在辛亥革命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第六章 帮会与辛亥革命（8）
在同盟会员与哥老会的联络与合作中，井勿幕等人发挥了重要作用。
井勿幕（1888—1918）在日本加入了同盟会。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秋，他回到陕西进行革命活动。因为在日本时受到孙中山、黄兴等人联络三点会、致公堂等洪门组织的影响，他主张在陕西联络哥老会和刀客等帮会，但受到一些革命党人的反对。经过一番艰苦的工作，革命党内统一了认识，同盟会陕西分会成立后，决定联合新军和哥老会、慕亲会、刀客的力量推动革命。为此，同盟会还拟定了一个类似帮会的名称“同盟堂”，并且模仿哥老会的做法，也编了一个“四柱”即：通统山、同盟堂、梁山水、桃源香，成为一个同盟会与哥老会合流的秘密革命团体。
在革命党人联合哥老会的工作中，同盟会员钱定三也起了重要作用。他负责军界和帮会的联络之责。为此，他亲自加入哥老会并成为首领，与新军中的哥老会首领张云山、吴世昌、刘世杰等建立了密切关系。为了推动同盟会和哥老会的进一步合作，双方于清宣统二年（1910）农历六月初三日（7月8日）在西安南郊大雁塔举行了一次“结盟仪式”，使双方的联合进入了实质性阶段。参加结盟的约有30多人，号称36人。大雁塔结盟进一步巩固了同盟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