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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湖300年-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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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氏私邸,是在法租界华格臬路,书报上形容是“侯王宅第,大厦连云”,其实地方并不大。私邸中最主要的就是一间厢房,称为“大餐间”,大小不过二十二尺乘三十尺那么大。我去见他那天,是在下午一时许,杜氏刚起身,室内除我和韦钟秀之外,别无他客。他瘦瘦的个子,体重约一百磅,穿了一件熟罗长衫,身材好像一个文弱书生,只有一对鞋子显得有些特别,是纯中国布鞋款式,但不是布质,而是用深紫色的皮革来做的,此外并无特异之处。见面之后,彼此先寒暄了几句,都用浦东话。杜月笙请陈存仁坐在他的烟榻上,他自己就抽起鸦片烟来说:“困下来谈谈。”对陈存仁说:“你写的门生帖我收到不少,写得整齐干净,真是不错。”陈则答以:“我有一件礼物送给你,这是最不值钱的东西。”他接过去打开来看,是一本贴报簿,里面贴了三张剪报。杜月笙因为识字不多,所以请陈存仁读给他听。杜月笙最初除了自己的名字之外,大约只识十来个字。后来请了一位教书先生,天天为他读报,还教给他认字。经过了若干年,他竟会看信看报了!他对熟人并不讳言自己一生从未受过教育,只是幼年时当了五个月的一年级学生,学费是小洋五毫。后因五毫筹不到,就此辍学。杜月笙虽然未受过良好的教育,但却有一套为人处世的本领。凡是办一件事,他先决定上策如何,中策如何,下策如何,三点决定后,还要考虑这件事的后果如何。所谓后果,即有无反应或副作用,好会好到如何地步,坏会坏到如何程度。在决策时,他往往先听别人讲话,自己默不出声,等到别人讲完,他已定下了决策,无非是说“好格,闲话一句”,或者是说“格件事,不能这样做”。他说过之后,从来不会变更。

杜月笙所受的教育,主要得益于听书,如《岳飞传》、《水浒传》、《七侠五义》、《三国》等,所以他对戏剧演出极感兴趣。

1931年,杜月笙集资50万元,在家乡浦东高桥镇重建杜家祠堂。翌年祠堂落成,举行了空前规模的家祠落成典礼。众多的达官贵人、社会名流纷纷送去匾额,以表祝贺,其中有: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张学良、军政部长何应钦、实业部长孔祥熙、司法院长王宠惠、警察总监吴铁成、前大总统徐世昌、前大总统曹锟、前临时执政段祺瑞、国学大师章太炎等。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然是蒋介石送的匾额“孝思不匮”。

杜月笙成为青帮头子后,为了扩大自己的实力大量收徒弟。杜氏接受门生帖时,仪式简单,行礼时规定三鞠躬,不许下跪叩头。门生究竟有多少,向无统计,在上海本地约有2000人,外地各省约有三四千人。后来,门生在上海组织了一个“恒社”,取“如月之恒”的意思,组织极严格,会员500余人。抗战时期,杜月笙担任赈务委员会委员长,1942年10月他到西北去巡视,因为以往西北两次旱灾,均得到他的捐助,投门生帖的近2000人,他收了1500名门生。

上海青帮,经过清末民初的风风雨雨,终于从一个下层群众的结社组织,逐渐蜕变成了黑社会组织。

4。阶级构成的变化

民国年间上海青帮人物的阶级构成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不再属于下层群众的社会组织,而是成为统治阶级压迫广大民众的工具,其首领多跻身于上流社会,其成员的阶级构成也颇为复杂。成员中既有流氓打手、军警、特务,以及外国租界里洋人的奴才,也有党政军里的中高级官员,工商界、医药卫生界的头面人物。除了三大亨外,还有一些重要的人物。

张镜湖 曾与高士奎同在徐宝山部下任职,担任七十四旅旅长,其较出名的徒弟有韩复榘、孙桐萱及三十师师长王修身、陇海铁路驻沪办事处处长陈守志。

曹幼珊 名焕智,字幼珊,山东历城人,因排行第三,帮内兄弟尊他为“曹三爷”,也是青帮江淮泗的大字辈。他早年曾在扬州当过马快(警探),后来投在徐宝山手下,但未受到重用。清末民初来到上海后,广收门徒,以便与湖州帮争夺地盘。所收徒弟多为人口贩子、开妓院的老鸨以及在码头上行骗的“翻戏党”。这些人多属于下三流的角色,所以,他虽然是青帮“大字辈”,在社会上却没有多少影响。

樊瑾成 字宝瑜,江苏徐州人,人称“樊大胡子”,私盐贩出身,加入青帮后,成为兴武六帮的大字辈,形成一股势力。后来经大字辈的汪禹丞牵线,接受招安,成为淮北“缉私统领”。辛亥革命后,被收编为湖南军阀赵恒锡部下,担任第七军军长。1920年皖系垮台后,先回到扬州当寓公,后来迁居上海,是张啸林的老头子,由张啸林供养。

袁克文 字克寒,袁世凯次子,为了逃避袁世凯诸子争夺“太子”之位而从天津前往上海,通过“灵前孝祖”的方式,加入青帮并取得大字辈的辈分,以便人身安全得到保护。他自幼喜爱书法、诗词和古玩,成为青帮大字辈后,在上海文艺界收有大量门徒,后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文艺协会”,自任主席兼审查。他对于同一字辈的人,不问职业高低,都与之结为异姓弟兄。他曾对弟子陈悌敏说:“切不可轻视下流社会,因为下流社会的知识虽然简单,但只要不轻视他们,对我们就很有帮助,这是我在上海孝祖后的经验。我自对你张爷爷孝祖之日起,随时随地都有人做我的临时保镖,这些义务保镖都是上一流的人派来保护我的。因为我对他们不分贵贱,一视同仁,他们都服从我的指挥。有一天我忽然想到南市城隍庙去玩,刚说出这句话,其中一个义务保镖说:‘我去布置一下,可以使大家安心。’他出去一会儿回来对我说:‘布置好了,等您吸足了烟,我们就随您去玩。’我抽好烟,带着他们到新北门下车,就见到有人和布置的人耳语,我一路走,一路看着玩,也一路留神注意我的前后左右,都有人在暗中保护我。”

张树声 江苏人,有南“天王老子”的外号,以区别于北方冯玉祥部下的张树声。1919年,袁克文等17名青帮大字辈人物在上海举行恳亲会时,张树声以“耆德龄高”被推为“老大”。

张树声 字俊杰,生于1881年秋,原籍河北沧县,清末曾在冯玉祥所在的第六镇第十一协第二十一标当哨官(相当于连长)。辛亥革命时充当营长。参加冯玉祥的滦州起义,失败后逃到上海,参加了青帮和红帮。后来冯玉祥由四川回到河北廊坊后,张树声也从上海回到廊坊,被冯委任为高参。1918年在湖南常德被冯委任为团长。1925年春,冯玉祥出任西北边防督办,张树声在军中任帮办。1930年西北军瓦解,张树声来到上海,黄金荣为他准备了一处住宅,他便在上海、杭州、苏州、镇江、南京、蚌埠、徐州、开封、汉口等地招收青、洪两帮的徒弟。他每到一处,就开一次香堂,由徒弟们照顾吃住,临走时由徒弟送行。由于他在青帮里的辈分高,抗战时期,在重庆的徒子徒孙约有9万之多。上至蒋介石周围,下至中统、军统、各机关、水旱码头都有他的徒弟。他在重庆总是在两家饭馆开香堂,每次开香堂,他都要讲一套帮会的历史,也就是帮会“反清复明”的一套说辞。张树声虽然主要搞青帮,但是也搞洪帮,这同四川的袍哥有一定关系。张树声在重庆被称为“无冕之王”,有一次他患病,在一家教会开办的宽仁医院做手术。这所医院是当时重庆最阔气的医院,他居然包了二楼整层的房间。从病床到大门,都有便衣“副官”站岗,并且佩带着美式左轮枪。每天前来询问病情者川流不息。有坐汽车的、有坐滑竿的,三教九流无所不有,送的礼品摆满了整整两间屋子。

常玉清 青帮兴武六邦通字辈,原是湖北荆州驻防旗人,清亡后到上海,在日本纱厂做搬运工头,后升至总稽查。在敛钱得手后,开设江苏旅馆、大观园浴室。1932年淞沪抗战时,他联络大汉奸胡立夫、姚子都策应日寇。后逃往大连,躲在日寇卵翼下。上海八一三抗战爆发后,又随日寇到上海组织“黄道会”,有成员千余人,为日寇效劳,被汪伪授予“军事参议院”少将参议之职,有“江北大王”之称,曾拉拢其师曹幼珊为日寇做情报工作。

顾竹轩 原名松茂。排行老四,因为鼻子大,故人称“顾四鼻子”,苏北盐城人,人力车夫出身。后来买了几辆黄包车,租给别人,自己坐收租金。为了托庇于青帮,他借同乡关系拜法租界的青帮大字辈曹幼珊为老头子,成为青帮的通字辈。曾任上海天蟾舞台经理、上海市参议员。后来又拜黄金荣为师,在上海进行过多次谋杀,其中有7位有名望的。他收徒多达10000余人,包括两租界的便衣探员和黄包车老板。他为了同唐嘉鹏争夺大世界游艺场经理的职位,唆使其徒弟王兴高杀死唐嘉鹏。事后王被捕,判刑10年。起初讲定由顾竹轩负责王的家属的一切开支,3年过后便不按时付给,大有毁约之意。王兴高请饶伯泽密告此案内情,揭发顾竹轩乃是此案的主犯。经调查属实,饶伯泽亲自同公共租界总巡商量,直接将顾竹轩拘捕,移解上海市第二特务区地方法院审办,顾竹轩被判刑10年,直到抗战开始,才由顾祝同出面保释。抗战时期,他为日寇搜集情报,每月从日本人手中得到银洋2000元津贴,供其挥霍。

仅从民国年间上海青帮著名人物的职务和社会地位即可以看出,青帮已经不再是下层群众的结社组织,而是军阀、官僚和大商人手中的工具。

第五章 上海青帮的覆亡和三大亨的结局(1)

新中国建立后,政府对上海的帮会采取了令其自行解散的政策,在上海滩霸道多年的青帮寿终正寝:黄金荣愿意悔过却难以自新,杜月笙晚年凄凉客死香港,张啸林暴毙在军统枪口下。

帮会和黑社会的存在和发展,是历代当权者所面对的一个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清王朝无法解决帮会问题,民国政府也解决不了黑社会问题。新中国成立后,同样也面临着如何解决帮会和黑社会这个社会性难题。

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政府是代表劳动人民利益的,认为帮会和黑社会的一般成员,原本也是下层社会的穷苦人民,由于他们的基本利益和生存权利的不得保障,才被迫铤而走险,走上和主流社会相悖离或对立的道路;即使是上海黑社会的青帮三大亨,也都是穷苦出身。因此,要解决帮会和黑社会问题,必须从解决底层社会劳动人民的生存问题入手。新中国成立初期,建立了工会、农会等劳动者的组织,帮助广大穷苦百姓解决就业和生活问题。帮会以往那种互助和抗暴的功能已经失去了作用,帮会的组织也就不再有存在的理由,因此人民政府便命令帮会和黑社会自行解散,对于有罪恶的帮会头子则予以惩处;对于一般帮会成员,则帮助他们解决生计问题,使之重新回到劳动人民当中。一般的帮会和黑社会的头子失去了群众基础,成了光杆司令,也就无法同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相抗衡,只好接受改造,重新做人,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至于上海青帮三大亨,由于各自的原因,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得到了不同的结局。

一 黄金荣:悔过却难自新

1949年4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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