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纤夫们被遣散后，衣食无着，便只好去当啯噜。张集馨在《道咸宦海见闻录》中写道：四川水陆通衢，陆路由陕西、甘肃，自宁羌州入蜀。水路由湖北宜昌至重庆、夔州入蜀，来往商旅，无论舟船，皆雇觅纤夫，负绳牵挽，盘旋而上。到达后则纤夫无用，俱被遣散，他们既无家可归，又无资回籍。这些纤夫、水手，只好流落异乡，群居为匪。所以每次办一啯匪大案，胁从者多半为游民。这说出了川江上纤夫、水手演化为啯噜的原因。熟悉川楚老林情况的严如熤也说：川东之可虞，时宜防范者，在于大江之水手。川江大船载客货，由汉阳、荆宜而上，水愈急，则“拉把手”（即纤夫）愈多。每大船一只，载货数百石，纤夫必雇至七八十人。夔门不过经过之地，至重庆即卸载。客商改雇小船，分往川北、川西南，其嘉陵、渠、潼、泸、涪等江，各有熟水道板主（即船主——引者）另雇而行。荆宜所来的“拉把手”，在重庆府河岸各棚等待下水重载之雇募。而下水重船需水手较上水为少，每只多则三四十人。到重庆后被遣散者每月多达三四千人，一个月便有万余人滞留在重庆一带。这些人刚刚来到时，尚存有得到的工资；渐次用完，只好变卖所穿的衣服履物；久之，即成“精膊溜”了。其中弱者为乞丐，强者则入啯噜伙党。
从档案记载来看，早在乾隆年间便有许多移民中的水手因无法谋生而加入啯噜。湖北松滋人李维高于乾隆四十三年“推桡”来到四川巴县，与魏老虎等共53人结盟拜会，成为啯噜，在梁山县一带抢劫。重庆人刘玉彩于乾隆四十三年五月加入啯噜，同伙20多人在永川县抢劫，闻拿逃散，靠当水手推桡为生，后来又与啯噜周老幺一同讨饭、抢劫。贵州青溪县人周德，因贫苦靠乞食为生，乾隆四十六年三月来到四川巴县，加入啯噜刘胡子一伙，在该县马场抢劫布客商人银两，后来，又在巫山县一带沿江抢劫。湖南会同县人向群，靠撑木筏来到湖北来凤县，再至四川寻觅工作。乾隆四十六年，在秀山县加入啯噜黄老幺一伙，抢劫过往客人。湖北监利县人彭老三，在川江靠推桡为生。乾隆四十六年三月，在梁山、垫江一带被黄大年纠邀加入啯噜，随同抢劫。当时的督抚大员们，也多次奏报川江水手们加入啯噜的事。湖广总督舒常奏称：啯噜始而结伙行抢，继而闻拿四散，近来屡获之犯，或推桡寄食，或沿路行丐。川江上游的啯噜，主要在重庆、夔州一带活动。四川总督文绶奏称：“川省啯噜到处游荡，乘间抢窃，其踪迹本无一定，此处查拿则逃往彼处，非止重庆、夔州为然。每伙少或数人，多或十余人，向俱以年长之人为首，故称为之‘长年儿’，其饭食、分赃等事，皆长年者经营，即俗所称‘老大’之谓。有的以强梁为首者，亦以长年称之，或称为棚头。其中白日偷窃为红线，黑夜偷窃为黑线。”上述记载表明，早在乾隆后期，四川的重庆、夔州一带沿江两岸，已经有许多纤夫、水手因贫困而成为啯噜，从事抢劫等活动。
第一章 三大帮会溯源（11）
嘉庆年间，川江上的啯噜更加活跃。据清吏韩晋鼎奏称：近来啯噜潜滋，川北、川东为甚，自五六十人至一二百人不等。或聚或散，忽东忽西，遇行客则肆行劫夺，入场镇则结党成群，而大江船只，劫掠更多。各州县等皆因该管上司以地方平静，不欲办此重案，遂多不禀报。
移民中的抢劫集团在成为啯噜后发生了诸多变化。
首先，在组织方面较以前更严密。啯噜的头目必才技过人，由众人推举。其头目的名称也由“棚头”、“舆夫”改为“帽顶”等。总头目曰“大帽顶”，其最大者曰“坐堂老帽”，其次为“大五”、“小五”，又次为“大老幺”、“小老幺”，以下为“大满”、“小满”。其新入伙者曰“侄娃”。入伙的青少年，不仅白天为首领背负行李，晚上还要遭受首领鸡奸。
其次，其活动已经不仅仅局限于抢劫，而开始进行劫富济贫，已具有帮会的特点。曾经充任过啯噜首领，后来担任了清军提督的罗思举回忆说：乾隆四十九年外出访友，途遇同伙弟兄陈际盛、汪蛮、马贵、询知其等偷窃商贾银40两。便对他们说：我等弟兄先前结拜之时，原讲义气，打富济贫，不许窃人财物，致伤义气。陈际盛等即将银两付还，那商贾感谢不已。后来又来至南坝场，看见杨某携家途乏盘费，卖女于周家，得银八两。临别时，母女号啕痛哭。罗思举见状，便用如数银以赎此女，并另送银三两做路费，其父女叩头感谢。
再次，啯噜的基本群众乃是“不能谋衣食”的“无赖恶少”，即破产的劳动者和无业游民。这些人凡抢夺、奸淫、赌博、酗酒等事，无一不为；他们十百为群，以焚抢为事。这种生活，使他们逐渐从破产劳动者堕落成市井无赖、地痞流氓，不愿自食其力，以至东游西荡，三五成群，或劫掠于乡场，或强梁于市肆，美衣甘食，昼赌夜淫。往往昼抢场市，夜劫富民，小则拒捕抗官，大则揭竿谋逆。
（2）从啯噜到哥老会的演化历程
川江上的穷苦水手、纤夫加入啯噜以后，由于受到当局的查拿，便沿川江顺流而下，来到湖北、湖南、贵州、江西等省。据被捕者供称：因四处截捕严拿，窜避山林，沿途遇有同类，即渐相纠结，并诱胁乞丐、童稚，一路随行，希图人众难拿，逃往外省躲避。有的还挺身拒捕，杀伤兵役，逃入湖北，转窜黔省。由于与沿途各地秘密结社组织的接触，逐渐从移民的武装集团演化为哥老会，在四川又称为“袍哥”，在长江中下游则称为“红帮”。所以左宗棠曾说：“哥老会匪本四川啯噜之变称。”
不过，从啯噜到哥老会的演化，经历了一个相当复杂的历史演变过程，而且是在道咸年间秘密社会大融合的背景下逐渐形成的，受到天地会、边钱会和青莲教较多影响。
啯噜在演化为哥老会的过程中，受天地会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如前所述，哥老会秘籍《海底》的内容，就深受天地会秘籍《会簿》中“西鲁故事”的影响。哥老会也受到青莲教的影响，湘军统领刘蓉曾指出，哥老会乃是“青莲教之余孽”。不过，笼统地说啯噜受青莲教影响而演化为哥老会，并不确切。实际上啯噜是受青莲教中周位抡所传青莲教中金丹道一支的影响而逐渐演化为哥老会的。道光末年，青莲教中以周位抡、郭建文为首的金丹道已经与天地会明显地融合，周位抡一支公开提出“奉的添弟会”，并且执有“敕令万云龙”的杏黄旗。周位抡弟子刘振麟在湖南衡阳所传弟子董言台，于道光二十七年（1847）二月，与教内的黄寿松同添弟会内的唐帼通、张老二等人，结拜弟兄。同年三月五日，董言台等又在湖南临武县与当地孙唐铸等一同结拜添弟会，刻有“忠义堂”图章，每人发给红布一块，上盖图章，作为入会之凭据。可见，啯噜在湖南实际上受到影响最大的，乃是已经与添弟会（天地会）互相融合的金丹道，而不是正宗的青莲教。正是因为金丹道当时已经淡化了教门的色彩，逐渐向会党靠拢，所以，在由啯噜演化成哥老会后，也就几乎看不到教门色彩。董言台与孙唐铸等在湖南临武县所结添弟会，已经带有明显的哥老会特征，如刻有“忠义堂”图章，每人发给红布一块，上盖图章，作为入会之凭据。
第一章 三大帮会溯源（12）
在从啯噜到哥老会的演化中，从其首领的称呼上也可以看出某些痕迹，如啯噜首领就有称“冒顶”、“大五”、“大满”者。从一些史料来看，啯噜在向哥老会的演变中，有些还受到江湖会的影响。熟悉哥老会由来和演变情况的李榕说得很清楚：“蜀中尚有啯噜会，军兴以来，其党多亡归行伍，十余年勾煽成风，流毒湘楚，而变其名曰江湖会。”
那么，哥老会的名称是何时正式出现的呢？迄今尚未发现可靠的历史记载，不过，在咸丰三年（1853）曾国藩创办湘军以前，尚未出现过有关哥老会的记载。从咸丰八年（1858）曾国藩草拟的湘军营规中可知，在湘军创立后不久，就出现了哥老会的名称。在湘军营规的《禁洋烟等事之规》七条中，提到禁止结盟拜会：“兵勇结盟拜会，鼓众挟制者严究；结拜哥老会，传习邪教者斩！”说明当时哥老会已经存在，而且在湘军中已经有人在结拜哥老会。左宗棠在招募、训练楚军时也在《行军五禁》中规定：“严禁军营结拜哥老会。”他在一件奏折中也说：“近年江、楚之间，游勇成群，往往歃血会盟，结拜哥老会，又号江湖会。”当然，哥老会作为一个秘密结社，在被发现之前，肯定已经存在。所以其出现的时间，应当比咸丰八年要早。从哥老会内部秘籍《海底》的内容判断，大约在道光末年哥老会已经初步形成。哥老会秘籍中所谓郭永泰于道光二十八年在雅州开设“荩忠山”的传说，反映出哥老会那时已经存在。
哥老会出现后不久，便开始同天地会融合，在清末光绪年间，哥老会与天地会的融合已经十分明显。据光绪二十年刊印的广西《玉林县志》记载：“天地会又名添弟会，即哥老会之变名。不逞之徒，邀聚数百人或百数人，择深避地方，定期拜会结盟，推一人为首，称曰大哥；次一人曰老晚，其余群相称兄弟。凡入会者，必自言明无父母妻子，唯结盟之兄弟是亲，唯大哥之命令是听。奉五祖和尚为师，五祖法名洪，故自称洪相。迨后起作贼匪，放火杀人，则自称洪家。逼胁入会曰转红，交纳租石谓之交红租。其不从者为白家。道光间，州中此会最多，至甲辰己巳尤盛，几无村不有大哥。”这条史料说明，广西玉林一带的天地会与哥老会已经融合，而且，哥老会也接受了天地会自称“洪门”或“洪家”的传统。清末以来，由于天地会与哥老会皆自称洪门，以致人们往往把二者视为同一组织。这虽然说明二者确实有着密切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