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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我的意志，使我把这短短的故事当成我的护符和咒文，当成每个人都有的那种内心的誓言。这是我的颂歌。下面就是这篇故事，它已经缩短成能够对任何人叙述的寓言了。事情发生在四十年前的西伯利亚，在一次各党派流放者秘密举行的联席会议上，做报告的人要由邻村来参加会议。这是一个年轻的革命家，名气很大，也很特出，并且是一位前程远大的人。我不打算说出他的姓名。大家等他等了很久，他没有来。把会议延期吧，当时的情况是不允许的，而那些跟他属于不同政党的人却主张他不来也要开会，因为，他们说，这样的天气他总归是来不了的。天气也实在真是恶劣。这一年的春天来得很早，山南光秃秃的斜坡上的积雪被太阳晒软了。要想乘狗拉雪橇也办不到的。河里的冰也薄了，发了青，有些地方已经浮动起来了，在这样情形下，滑雪来很危险，要驾船逆流而上也还太早；冰块会把船挤碎的，其实，即使是最强壮的渔夫也抵不住冰块的冲击力。然而赞成等候的人并没有妥协。他们对于那个要来的人一向是深知的。
“他会来的。”
他们坚持说。
“如果他说过：'我要来'，那他一定会来。”
“环境比我们更有力量呵。”
前一种人急躁地说。大家争论起来了。忽然窗外人声嘈杂，在木屋前玩耍的孩子兴奋起来，狗叫着，焦急不安的渔夫们赶紧向河边奔去。流放者们也从屋子里走出来。他们跟前出现一个惊奇的场面。有一只小船绕着弯慢慢地冲着碎冰逆流而上。船头站着一个瘦削的人，穿着毛皮短外衣，戴着毛皮耳帽；他嘴里衔着烟斗，他用安详的动作，不慌不忙地用杆子推开流向船头的冰块。起初谁也没注意，这小船既没有帆也没有机器，怎么能逆流行驶，当人们走近河边的时候，大家才吃了一惊；原来是几只狗在岸上拖着船前进。这样的事在这里谁都没有试过，渔夫们惊奇得直摇头。其中一位年长的人说：“我们的祖先和你父亲在这儿住了多少代，可能谁也没敢这样做过。”
当戴耳帽的人走上岸来的时候，他们向他深深地鞠躬致敬：“到来的这一位比咱们更会出主意。是个勇敢的人！”来者与等候他的人握了握手，指着船和河说：“同志们，请原谅我不得已迟到了。这对我是一种新的工具，有点不好掌握时间。”
实际上是不是这样，或者说人家讲给我听的这个富于诗意的故事中是不是有所杜撰，我不得而知，但我希望这一切都是真实的，因为对我来说，再也没有比这个关于信任一句话和关于一句话的力量的故事更具真实和更美好的东西了。
莫斯科的天空〔前苏联〕格。古里亚
我们的下面是铁和混凝土。我们的上面是混凝土和铁。机器在隆隆作响，电焊的火花向四面喷射。起重机忽上忽下不停地转动着，递给建筑工人洋灰、砖头、铁。我们正站在乘客电梯上。
“你们得等一下，”一个姑娘说道，“同意吗？”客人们在第十九层楼上有什么事要做呢？当然要等着。可是，她不希望别人误解她的话。
“这个时候人们不常利用电梯，所以你们需要稍微等候一下。”
姑娘解释说。电梯上很洁净，一切都擦得亮光光的。可是这种洁净并不是很容易就做到的：四周的洋灰尘土飞扬着，使得她不得不经常加以清除。这个姑娘名字叫娜达莎。库兹涅佐娃，她坐在小长凳上。她从电梯角落的架板上取下了一本书。
“娜达莎！”姑娘探询地瞧着我们，一对蓝眼睛似乎有倦意了。头上包着深色的头巾。头巾下面露出一绺黑发，头巾上也有洋灰点子。娜达莎的年龄多大呢？最多恐怕不过十八岁。是的，她证实了我们的推断，她才十七岁。
“你在这里工作很久了吗？”我们很想知道，她为什么乐意参加工作，而不去念书。娜达莎好像猜到了这一点。她说：“我父亲在这次战争中在波罗的海牺牲了……我母亲在机关工作……她除了我还有两个孩子。所以得要养活他们……”
“你这是一本什么书？”
“这是一本代数。”
娜达莎把铁门砰然一声关上，我们就向上升了。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层……她答应把我们送到大学大厦的圆顶下面：“从那里可以看见整个莫斯科，了如指掌。”
电梯把我们升得越来越高……我们又谈起了娜达莎的那本书。
“你在准备功课是不是？”娜达莎转过头来瞧着我们说：“准备进这个正在建筑中的大学。我现在就在工地上的十年制学校里就读……瞧，已经到了。”
我们走上了平台，平台上堆满了钢架、生铁管、发出松脂气味的松木板……压缩机把空气压入管子时发出沉重的响声。上面滴着水点——人们在大学的圆顶上装混凝土。娜达莎从她的电梯里跑出来。她在打电话：“丹娘吗？是你吗？你好呀，亲爱的。咱们的第一课是什么？你知道吗？……果然不出我预料……那么，好吧，我不会迟到的……”娜达莎放下话筒，向电梯跑去。从这里，从大厦圆顶底下远望，可以看见整个莫斯科。列宁山位于莫斯科的最高处。一座正在建筑中的大学大厦在列宁山上耸立着。一朵朵的乌云在阴暗的天气中从我们站立的窗口飘过……在我们的上面，正准备着钢尖顶的根基；在我们的左下方和右下方正在建立巨大塑像的根基，再向下是塔楼，塔楼上将装置一座九米高的大钟。中午的雾气笼罩着莫斯科，使你什么也看不清楚。我们遥望克里姆林宫的塔楼，离塔楼不远的地方，在斯摩棱斯克广场上，在高节尔尼却斯克河岸街上，在红场大门旁边，耸立着一些好像有了生命一样的巍峨的白石大厦。一个钟头以后，我们又乘电梯下去。
“娜达莎，你有什么话要转给丹娘吗？”娜达莎笑了。
“问候她一声。”
她说。
“我们到哪里去找她呢？”
“你们不是要经过入口处的外室吗？”娜达莎解释说，“你们在那里就会看见她的。她在研磨大理石。”
铁门砰然一响，娜达莎又升向圆顶去了……大学总外厅将来要用美丽的大理石完全装饰起来。工人们在精心地研磨每一方石块。我们要寻找丹娘。在柱子后面的那一个可能就是她……可是那里有两个姑娘。哪一个是丹娘呢？我们走到离我们较近的那一个姑娘面前。
“请问你是不是叫丹娘？”
“不，我的名字一直是叫季娜。”
“我们想找到准备升大学的那个丹娘。”
季娜嗤嗤地笑了。她的前额上有汗珠，鼻子上有雀斑。
“这里准备升大学的人可多啦。喔，我好像认识她。”
季娜便问她的女伴，手指着前面也有一个姑娘在工作的地方：“她是不是叫丹娘？”外室里人很多，很嘈杂。这里正忙着加工工作。裱糊顶棚，墙檐，用砖头铺砌墙壁，研磨大理石，焊铁，搅拌混凝土……这位姑娘为了盖过嘈杂的声音，又大声重复说：“她是不是叫丹娘？”那姑娘否定地摇摇头。
“好吧，不麻烦你了，季娜。请告诉我们，你们今天第一课是什么？”
“文学”季娜答道：“怎么？”
“这样看来，你是不认识丹娘的。她的第一课是代数……”
澡堂〔前苏联〕米海尔。佐希切柯
我们的澡堂并不那么糟。可以洗澡。麻烦的是我们澡堂用的票根。上礼拜六我去了一家澡堂，他们给了我两张票根。一张是保管浴巾的，另一张是寄放帽子跟大衣的收条。可是脱得光光的男人可往哪儿放票根呢？直截了当地说吧——没地方放。没有口袋。四下一望——全是肚子跟腿。最麻烦的，就是票根。总不能拴在胡子上吧。没法子，我只好一条腿上拴一张票根，以免一丢就是两张。我进了洗澡间。票根在我腿旁劈拍扇动。这样走动真是烦人。可是又不能不四下走动。因为总得找个水桶吧。没有水桶，怎么洗澡？挺麻烦的。我找水桶。我看见一位老兄正用三只水桶在洗澡。他站在一只里头，用另一只洗头，左手拿着第三只，为的是怕别人拿走。我去拉那第三只水桶；别的不说，我自己想用。但是那位公民不放手。
“你想干什么，”他说：“想偷别人的水桶吗？”我再拉的时候，他又说话了：“我在你两只眼睛之间给你一桶，你他妈就不会这么得意了吧。”
我说：“这可不是沙皇时代了。”
我说：“随便用水桶打人，自我中心狂。”
我说：“简直是自私，”我说：“别人总也要洗澡的呀。你这可不是在戏院里。”
可是他径自转过身去，又开始洗澡了。
“我不能就站在那儿，”我心里想：“等着他享受。看样子，他还得洗上三天呢。”
我走开了。一个钟头之后，我看见一个老家伙张着口四下张望，手里没抓着水桶。找肥皂还是在做梦，我也不知道。我抄起了他的水桶，溜开了。现在我有了水桶了，可是找不到地方坐下来。站着洗澡——这算哪门子洗法？挺麻烦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