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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早就在设法让玛格达对他的离开有个思想准备。但是她已经在担心了。每一次他从埃米莉亚那里回来，玛格达总是默不作声地望着他，流露出埋怨的神情。她几乎完全不同他说话，像一只蛤似的缩在贝壳里。在床上，她反应淡漠，态度冷冰冰，一声也不吭。往年夏天，她脸上的疹子会退掉，但是今年却长得密密麻麻。红疹甚至蔓延到脖子上和胸部以上。她还开始出岔子。盆子从她手里掉下来。铁锅打翻在灶火上。她烫伤了自己的一只脚，扎烂了自己的一个手指头，差一点把一只眼睛也弄瞎。在这种情况下，怎么指望她翻斤斗，给他递表演用的木棍和球，或者用脚转木桶呢？即使他，雅夏，在这一季终于演出，他也许在最后的时刻不得不雇一个新助手。是啊，可是埃尔兹贝泰会怎么样呢？一听到他抛弃了玛格达，她可能就此断送性命。
有一样东西可以勉强解决这个糟糕透顶的局面：钱。如果他能够给埃丝特一万卢布，那就多少会缓和一下打击。付给埃尔兹贝泰和玛格达一笔现款，当然会使她们平静下来。再说，他自己、埃米莉亚和海莉娜也需要一笔巨款。她打算在意大利南方买一所别墅，那里的天气对海莉娜的肺有好处。他，雅夏，还不能马上登台演出。他先得学意大利语，找一个经理，签合同。他在那里如果像在这里波兰那样只挣这么一点儿钱，就不够花。他不得不从头干起。但是，手头最少要有三万里拉，他才能够办到这一切。埃米莉亚向他吐露了情况，事实上他也早已知道，她什么也没有，还欠了一身债。她得把债还清以后，才能离开这个城市。
雅夏平时不抽烟。他原来抽过烟斗，后来戒掉了，因为他相信抽烟对心脏和眼睛有害处，而且影响睡眠。但是他现在抽起俄国烟卷来。他抽着烟卷，小口地喝着带托盘的杯子里的黑咖啡，心不在焉地看着杂志。烟刺激着他的鼻孔；咖啡刺激他的味觉；杂志上那篇文章全是废话。它热烈地吹捧一个叫菲菲的巴黎女演员，整个法国都崇拜她的一双脚。作者含蓄地指出，菲菲从前是个暗娼。“整个法国为什么要把一个婊子捧上天呢？”雅夏弄不懂，“难道这就是法国吗？难道这就是埃米莉亚诚惶诚恐地谈到的西欧吗？难道这就是杂志上狂热地报道的文化、艺术和唯美主义吗？”他把杂志一扔，一个嘴唇上留着白胡子的绅士马上把它拿过去。雅夏在咖啡渣里熄灭了他的烟卷。他的一切思索和考虑不可避免地引导出一个结论：他一定要弄到一笔巨款，如果靠合法手段不成，那么就去偷。但是他什么时候去干这犯法的勾当呢？上哪儿去干呢？怎么下手呢？说也奇怪，尽管这件事他已经考虑了几个月，他从来没有跨进银行，也不熟悉存取手续；他连银行营业时间结束以后钱放在哪儿也没有摸清呢，也不知道它们用的保险箱或者保险柜是什么型号。他一拖再拖。他每一次经过银行，就加快步子走过去，脸转向别处。在舞台上和当着皮阿斯克那帮小偷的面开一把锁，那是一回事；溜进布置着武装保卫人员的一所建筑里去偷，那可是另一回事。于这种事，要天生是个贼才成。
雅夏用匙子轻轻地敲敲碟于，招呼侍者，但是那个人不是没有听到，就是假装没有听到。咖啡馆里坐满了人。像他那样一个人坐着的顾客几乎一个也没有。大多数是一群群、一圈圈、一帮帮坐在一起；男子们穿着常礼服、条子裤，系着阔领带。有些人留着山羊胡子；有些人留着铲形胡子；有些人在嘴唇上留着两小络下垂的胡子；有些人留着翘胡子。女人们穿着撑开的长裙，戴着阔边帽，帽子上装饰着花朵啦、水果啦、美丽的别针和羽毛啦。起义失败以后，被俄国人装在棚车上流放到西伯利亚去的那些爱国者，正在几百人一批地死去。坏血病、肺病、脚气病，但是主要是厌倦和对祖国的怀念夺走了他们的生命。但是咖啡馆里的那些顾客分明已经顺从那些俄国侵略者。他们谈啊叫啊，闹着玩儿，高声大笑。女人们相互倒在别人的怀里发出格格的痴笑。外面，一辆枢车隆隆驶过，但是屋里的人毫不在意，好像死亡同他们无关似的。他们这么热烈地在谈什么呢？雅夏弄不明白。他们的眼睛干吗这么明亮？还有那个留着楔形白胡子、眼窝发青的老家伙——他干吗要在翻领上插一朵玫瑰花？他，雅夏从外表上看起来，同他们是一模一样的，然而一重障碍把他同他们隔开了。但是，那到底是什么呢？他从来没有找到过一个明确的解释。尽管他野心勃勃和热烈地追求生活，他感到悲伤，感到一切事物无不空虚，感到一种无法弥补和无法忘却的遗憾。如果人不知道为什么生和为什么死，那么人生的目的是什么呢？实证主义啦、工业改革啦、进步啦，所有这些美丽的词儿到底有什么意义呢；在坟墓里，它们不是都一笔勾销了吗？他，雅夏，虽然有的是干劲，但是经常郁郁不乐。只要他一丧失编新戏法和追求新情人的热情，怀疑马上就像蝗虫那样向他袭击。难道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为了翻几个斤斗和骗一些女人吗？另一方面，他，雅夏，能够敬畏一个由人创造出来的上帝吗？他，雅夏，能够像那个头上撒着灰的犹太人那样坐着，为一座二千年以前已经毁坏的圣殿哀悼吗？他往后能够跪在拿撒勒的耶稣面前，在自己的胸前划十字吗？据说他出生于圣灵，还是上帝的独生子呢？
侍者走到桌子跟前。
“这位先生要什么？”
“付帐，”雅夏说。
他的话听上去含糊不清——好像他想说的是：为我的骗人的一生付帐。
2
在这出戏的第一幕中，那个丈夫邀请亚当。波伏尔斯基到他的别墅里去避暑，但是亚当。波伏尔斯基表示谢绝。他吐露了一个秘密。他有一个情人，那是一个老贵族的年轻的妻子。但是那个做丈夫的是一个固执的人。波伏尔斯基的情人可以等待嘛。他要波伏尔斯基在暑假期间教他的女儿弹钢琴，教他的妻子英语。（法语快要不流行了。）
第二幕，亚当。波伏尔斯基同母女两人都勾搭上了。为了摆脱那个丈夫，三个主要角色说服他，使他相信他害关节炎，所以一定要到皮斯查尼去洗泥浴。
第三幕，做丈夫的发现了骗局。“我用不着到皮斯查尼泥浆里去打滚，”他嚷叫，“我在这儿自己的家里不是已经有一个泥塘了吗？”他要同亚当。波伏尔斯基决斗，但是这当儿那个老贵族来到，波伏尔斯基的那个情妇的戴绿帽子的丈夫来到，把波伏尔斯基带回庄园。戏结束的时候，那个老贵族向亚当。波伏尔斯基发表了一通议论，告诉他陷入爱情纠纷的危险。
这出闹剧是根据法国原著改编的。今年夏天，华沙上演的戏很少，但是这一出《波伏尔斯基的困境》哪怕是在最热的天气里也吸引观众。从幕一拉开直到第三幕，笑声一直不断。女人们用手绢擦去笑得掉下来的眼泪，接着又捂住了嘴格格地笑起来。有时候，传来了一声大笑，听上去简直不像从人嘴里发出来的。它像是一个惊天动地的爆炸声，接着低下来变成嘶号。一个戴绿帽子的男人就这样嘲笑另一个。他拍膝盖，开始在座位上昏昏沉沉地倒下去。他的妻子帮助他清醒过来，扶他坐直在座位上。埃米莉亚脸带微笑，扇着扇子。由于点着煤气灯，天气更热了。雅夏勉强装出一副和蔼可亲的表情。他已经看过几百出这一类大同小异的闹剧。做丈夫的总是蠢货；做妻子的总是偷汉；那个情夫呢，总是聪明伶俐。这当儿，雅夏收起笑容，他的眉毛绷紧了。这里，谁在嘲笑谁呢？哪儿都有这样乌七八糟的人嘛。他们在办喜事的时候跳舞，在办丧事的时候哭泣；他们在圣坛前宣誓忠于配偶，暗地里却破坏婚姻制度；他们为小说中的一个被遗弃的孤儿痛哭流涕，却在战争、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和革命中互相残杀。他握着埃米莉亚的手，但是怒火在他心里燃烧。他不能抛弃埃丝特，改变宗教信仰，也不能为了埃米莉亚一下子去做贼。他斜着眼看她。她比别人笑得含蓄，可能是避免显得粗俗，但是看上去好像也欣赏波伏尔斯基的油腔滑调的小丑动作和巧妙的双关语。谁说得清楚呢？他可能对埃米莉亚有吸引力。他，雅夏，是个矮个子，但是那个闹剧演员却长得身材高大、肩膀宽阔。在今后的几年里，雅夏在意大利将会有语言上的障碍，而埃米莉亚却会用法语交谈，而且迅速会学会意大利语。他在东飘西荡，到各地去演出，天天冒着折断脖子的危险的时候，她会主持一个沙龙，请来客人，为海莉娜挑一个对象，也许为她自己找一个意大利的波伏尔斯基呢？她们全都是一模一样的。个个都是迷人的妖精！
不，不！他内心里在嚷叫。我决不让自己中了圈套。明天，我要逃走。我要把一切——埃米莉亚、沃尔斯基、阿尔罕伯拉剧场、魔术、玛格达全都撇下。我做魔术师做够啦！我在绳索上走的次数太多啦！他突然想到他计划演出的新把戏——在绳索上翻斤斗。他们靠在柔软的垫子上；他呢，眼看就要四十岁了，却要在绳索上翻斤斗啊。万一摔下来，摔个稀巴烂，那会怎么样呢？他们会把他抬到门口去，求人行行好事，可是那些钦佩他的人没有一个会在他的帽子里扔一个子儿。
他把手从埃米莉亚的手心里抽回来。她又在找他的手，但是在黑暗里他从她面前转过身去；他对自己的反抗感到惊奇。对他来说，这些思想不是新的。甚至他在遇见埃米莉亚以前，他就同这些问题搏斗了。他贪恋女色，然而恨女人，就像一个酒鬼恨酒那样。他在计划新把戏的时候被恐惧折磨着，只怕荒疏了那些老节目，万一失手，就会死于非命。哪怕是没有埃米莉亚，他的负担也已经大重了。他养活玛格达、埃尔兹贝泰和博莱克一家。他付华沙公寓的房租。他一连几个月在各省里流浪，宿在简陋的小客店里，在冰凉的消防站演出，在危险的路上奔波。他吃了这些苦头，得到的是什么呢？最低微的庄稼人心境也比他平静，用不着这么担心害怕。埃丝特时常咕哝，他只是为魔鬼干活罢了。
说也奇怪，这出闹剧倒促使他深思起来。他还要像这样飘荡多久？他还要再承担多少负担？他还要再冒多少风险和遭受多少灾难？他厌恶那些演员、观众、埃米莉亚和他自己。那些显赫的绅士淑女从来不认识他，雅夏；他呢，也从来不认识他们。他们把宗教和唯物主义、婚姻和私通、基督教的爱和世俗的恨巧妙地融合在一起。但是他，雅夏，始终是个灵魂受尽折磨的人。他的七情六欲像鞭子似的抽打着他。他从来没有摆脱过悔恨、羞耻和对死亡的恐惧。他度过痛苦的夜晚，计算自己的年纪。他还有多少年轻的岁月呢？要命的是，老年已经在他身旁徘徊了，还有什么比一个上了年纪的魔术师更不中用的呢？有时候，躺在床上睡不着，他会突然想到早已忘掉的《圣经》中的片断、祈祷词、他祖母的聪明的格言、他父亲的严肃的训诫。一支赎罪的曲子会在他心里响起来：人还有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