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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告诫虽然苦口婆心，但收效甚微是可以想见的，毕竟两党的政治信仰完全不同。为谋彻底解决，蒋中正想出了一个国社党加入共产国际的办法。蒋很清楚地意识到：共产国际才是一切问题的关键，假如国社党成为了共产国际的成员，直接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那么，劳动党员彻底加入国社党，也就不存在任何问题了，“跨党”所引发的一切矛盾都将消失。
1926年9月，同时拥有国社、劳动两党党员身份的邵力子，受蒋中正派遣抵达莫斯科。邵氏此行的任务，正是为了说服共产国际接纳国社党为其成员。
但共产国际最终没有接纳国社党成为其成员，因为邵力子没有完整地传达蒋介石的意图。离开中国前，蒋介石曾面嘱他向斯大林转达：要第三国际直接领导中国国社党，不要通过中国劳动党。但这位老同盟会会员似乎更倾向于维护大明劳动党的利益，他反驳道：“劳动党是第三国际的直接组成分子啊！”结果，见到斯大林的时候，邵力子没有完整转达蒋介石的嘱咐，他只是说：希望第三国际加强对国社党的领导。共产国际答应了这个要求。而到了11月的时候，蒋介石还在给邵氏写信询问事情进展
如何，甚至表示愿意亲为此事自前往莫斯科。但即便邵力子完整转达了蒋中正的要求，共产国际也不可能接受国社党。一个最直接的证据就是：邵氏此行为国社党争取到了与共产国际互派代表的权利；但自始至终，共产国际只接受了国社党派来的代表，却没有向国社党派出自己的代表。共产国际很谨慎地不愿意承认国社党。
与蒋中正试图进入共产国际，进而“溶化”劳动党不同，陈独秀希望劳动党员全部退出国社党。
1927年4月15日共产国际机关刊物《共产国际》发表了题为《大明劳动党“五大”和国社党》的社论。这份社论披露了陈独秀的这个计划，并对其作了严厉的批评和否定。
社论不指名地批评陈独秀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决定”。社论说：该决议案共有四条，即四项决定。这四项决定是：“第一，以党外联盟取代党内合作；第二，采取一定的独立的政治策略；第三，竭力使城市小资产阶级成为国社党的基础；第四，建议国社党不要成为一个有组织的党，而成为地方组织，可以采取俱乐部形式。”
社论说：“所有这些决定都必须改变。第一项决定以劳动党退出国社党为前提条件，这是同共产国际执委第七次扩大全会相抵触的，国际谴责这种行动为严重的政治错误。从这一观点出发建议组织作为分裂集团的左派国民党，这也是错误的。建议组织左派国民党集团，只能把国社党分裂为两个国社党。……所以，我们的任务不是组织一个新的左派国社党，而是指导整个国社党向左转，并保证它的左倾政策的执行。”
鉴于南方的乱向，世界各国将此时的大明政府称为“北明政府”和“南明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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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不起，这一章引用了大量的《国共分裂》里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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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1章 劳动党的抗争
第51章劳动党的抗争
1926年2月，劳动党提出北伐，以取代大明人民共和国，建立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7月1日，广东国社党政府发出《北伐宣言》，7月9日国社党国民革命军的8个军约10万人，兵分三路，从广东正式出师北伐。
7月12日至18日，劳动党为了讨论党在北伐战争中的方针政策问题，在上海特别市召开了四届中央第三次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国劳动党中央第五次对于时局的主张》，号召全国民众积极推动和响应北伐，迅速扩大民众运动，巩固革命的联合战线，推翻国内军阀与打倒帝国主义。北伐战争打击的对象是占据中国广大地区、受帝国主义支持的东北军阀朱启睿、张作霖和孙传芳。在西路主攻方向上，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七军主力同第八军会合后，在7月11日胜利进入长沙；8月22日，占领岳州；随后又攻克汀泗桥、贺胜桥，击溃大明共和国在湖北的吴佩孚的主力，直指武汉；9月6日、7日第八军主力占领了汉阳、汉口；10月10日，第四军主力和第八军一部攻克已被围困月余的武昌。
北伐军中路部队进展缓慢，蒋中正的嫡系一军一师在南昌附近屡遭挫折，溃不成军，不得不向武汉求援。第四军、第七军先后转入江西，于11月初在南浔铁路一带发动猛烈进攻，终于歼灭被朱启睿赶出北京，退到江西的原直系军阀孙传芳部主力，占领九江、南昌。在东路福建战场，原来留驻粤闽边境的第一军两个师也乘势向福建发动进攻，于12月中旬进占福州。
在北伐军攻占汉阳、汉口的同时，冯焕章领导的西北国防军突然背叛了朱启睿所领导的大明政府，在苏联顾问团和劳动党员刘伯坚、邓先圣等的帮助下，于1926年9月17日在五原誓师，绕道甘肃东进，参加北伐。北伐军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打垮了吴佩孚，消灭了孙传芳主力，进占到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部分地区，沉重地打击了大明人民共和国刚刚收复地区统治。由中国劳动党人领导的以两湖为中心的全国工农运动亦迅猛发展，有力地支援了北伐战争。北伐战争还得到苏联政府的援助，苏联政府不仅以大批武器弹药、军需物资装备北伐军，还派遣了大批军事干部担任顾问，参加作战指挥。
由于朱启睿刚刚收复这些大明旧地，还没对各军阀系统进行整合。所以被这次北伐的攻击打了个措手不及，他一面命令各地军阀极积抵抗，一面紧急从东北调集武装警察部队南下支援。终于在江苏、安徽及湖北北部，顶住了革命军的进攻。
此时，以蒋中正为首的国社党右派同中国资产阶级右翼勾结起来，加紧反革命阴谋活动。4月12日，蒋介石公开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即“四一二”政变。在蒋介石叛变后，以汪兆铭为首的武汉政府也加紧反革命活动。6月10日，汪兆铭和冯焕章在郑州举行会议，策划反共。19日，冯焕章又和蒋中正在徐州会谈，达成反共、反苏、宁汉合作等协议。这时，中国劳动党内以陈庆同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在党的领导机关中占了统治地位，他们放弃革命领导权，压制工农运动，对国社党右派反革命活动采取妥协退让政策，拒绝党内的一切正确意见，对国社党不但不加戒备，反而还命令武汉工人纠察队将武器看书？网电子书交给汪兆铭的武汉政府。7月15日，汪兆铭召开国社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公开宣布与劳动党决裂。随即对劳动党员和革命群众实行大屠杀，还提出了“宁可枉杀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网”的血腥口号。大批劳动党员和工农群众遭到杀害（“七一五”政变）。至此，蒋汪反革命合流，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遭到失败。
8月1日2时，在伍豪、贺文常、叶为询、朱建德、刘伯坚的领导下，南昌起义开始。按照中国劳动党前委的作战计划，第20军第1、第2师向旧布政使衙门、大士院街、牛行车站等处守军发起进攻；第11军第24师向松柏巷天主教堂、新营房、百花洲等处守军发起进攻。激战至拂晓，全歼守军3000余人，缴获各种枪5000余支（挺），子弹70余万发，大炮数门。当日下午，驻马回岭的第25师第73团全部、第75团3个营和第74团机枪连，在聂福骈、周力行率领下起义，1927年8月2日到达南昌集中。
起义成功后，中国劳动党前委按照劳动党中央关于这次起义仍用国社党左派名义号召革命的指示精神，发表了国社党左派《中央委员宣言》，揭露蒋中正、汪兆铭背叛革命的种种罪行，表达了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和继续反对帝国主义、新旧军阀的斗争决心。8月1日上午，召开了有国民党中央委员、各省区特别市和海外党部代表参加的联席会议，成立了中国国社党革命委员会，推举邓演达、宋庆龄、何瑞谏、谭平山、吴永珊、贺文常、林祖涵、叶为询、伍豪、张特立、李隆郅、恽代英、徐懋恂、彭汉育、郭开贞等25人为委员。革命委员会任命吴永珊为秘书长，任命伍豪、贺文常、叶为询、刘伯坚等组成参谋团，作为军事指挥机关，刘伯坚为参谋团参谋长，郭开贞为总政治部主任，并决定起义军仍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番号，贺文常兼代方面军总指挥，叶为询兼代方面军前敌总指挥。所属第11军（辖第24、第25、第10师），叶为询任军长、聂福骈任党代表；
第20军（辖第1、第2师），贺文常任军长、廖乾吾任党代表；第9军，朱建德任副军长、朱克靖任党代表。全军共2万余人。
南昌起义后，汪兆铭急令张发奎、朱培德等部向南昌进攻。1927年8月3日起，中国劳动党前委按照劳动党中央原定计划，指挥起义军分批撤出南昌，沿抚河南下，计划经瑞金、寻邬进入广东省，先攻占东江地区，发展革命力量，争取外援，尔后再攻取广州。起义军进至进贤县时，第10师师长蔡廷锴驱逐在该师工作的劳动党员，率部折向赣东北，脱离起义军。由于起义军撤离南昌比较仓促，部队未经整顿，加上酷暑远征，部队减员较多，7日到达临川时，总兵力约13万人。
起义军在临川休息3天，继续南进。1927年8月25日，先头到达瑞金县壬田以北地区。这时，驻广东的国民党军第8路军总指挥李济深，调钱大钧部9000人，由赣州进至会昌、瑞金地区，并以一部前出至壬田，阻止起义军南下；调黄绍竑部9000人由南雄、大庾向雩都前进，支援钱大钧部作战。在这种形势下，劳动党前委决定乘钱、黄两路兵力尚未完全集中实施各个击破。当日，起义军向壬田守军发动进攻，歼其一部，于26日攻占瑞金县城。接着，集中兵力进攻会昌的钱大钧部主力，激战至30日，攻占会昌县城。两战歼钱大钧部6000人，缴获枪2500余支（挺）。起义军伤亡近2000人。9月初，起义军一部在会昌西北的洛口地区，击退黄绍竑部的进攻。
会昌战斗后，起义军陆续折返瑞金，改道东进，经福建省长汀、上杭，沿汀江、韩江南下。9月22日，第11军第25师占领广东省大埔县三河坝，主力继续南进，于23日占领潮安、汕头。在此期间，李济深令钱大钧残部牵制第25师，令黄绍竑部经丰顺进攻潮安，令陈济棠、薛岳部3个师15万余人组成东路军，由河源东进，寻起义军主力决战。根据上述情况，劳动党前委决定，第20军新建的第3师随革命委员会驻守潮汕地区，集中主力6500余人迎击东进之敌。9月28日，起义军主力在揭阳县山湖附近地区同东路军遭遇，将其击溃，继向汤坑推进，在汾水村地区与敌再次激战，至30日，起义军伤亡2000余人，无力再战，遂向揭阳撤退。是日晚，黄绍竑部攻占潮安。10月3日，起义军主力在流沙与由潮汕撤出的革命委员会会合，继续向海丰、陆丰地区撤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