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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我们承认对于大多数人因为走投无路做了极端选择的最终责任在于社会本身，那么，我们究竟应当在何种道德意义上看待那些所谓的“土匪”呢？
一个村子，因为一场天灾，就到了“饥民啖食草木，至有骨肉相食者”的程度，于是，村上几个活下来的壮年汉子，为了避免被相互吃掉，就像《水浒》中那些被逼上梁山的人那样，发一声喊：“反了吧！”就反了，打家劫舍去了，杀人放火去了……这样的人算不算得土匪？
一个做生意的人，反复遭到土匪的打劫，而政府组织又不能够对于他正常的商业行为进行保护，于是他也聚拢一些不法分子，打劫那些打劫他的土匪，商业行为演变为一场暴力争斗，有的干脆完全抛弃了商业运营，占山为王，成了地地道道的山大王……这个商人——或者说这个山大王——算不算得土匪？
首先，我们站在政府的立场上看这个问题。那些刁民破坏了政治、经济和文化秩序，破坏了社会稳定，危及到了政权的稳固，并且伤害了人命，这些人当然是土匪，是十恶不赦的罪犯，是征剿的对象。那些商人——如果我们还能够将他们称之为商人的话——作为一种政治力量，支持或者巩固着政府，成为政府管理社会的工具，那么这些人就不是什么土匪，而是“乡绅”。熟悉中国现代历史的读者都知道，正是这些强大的“乡绅”和相对软弱的政府，构成了中国社会二三十年代的社会控制力量。
但是，假如我们站在那几个“反了”的壮汉的立场上，我们又会觉得，这些人不能够被称之为土匪。他们不过是一些为了活下去采取了极端行为的人，而造成他们成为目前这个样子的，依据现代政治哲学的观点，责任恰恰在于政府的制度缺陷，再往深了一点儿说，是你对于中国文化没有一个彻底的反思，你是在松软腐烂的文化地基上构造国家权力的大厦，你不可能牢固，你不可能稳定，板子不应当打在那些反了的人身上。
正如美国学者菲尔·比林斯利在一本研究中国社会的著作《民国时期的土匪》中指出的那样：“当政治腐败和官僚主义的玩忽职守促使孤注一掷、意志坚强的人们投奔永远向他们敞开的深山、沼泽时，当自然灾害与人为的灾害扩大了饥饿无望的人群时，土匪自然而然会成为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
“土匪”的成分非常复杂，落草为寇的除了那些完全为了逃避饥饿的人以外，还有失去土地的人，因为过于放荡而无法适应乡野村夫生活的人，由于过去的某些举动从正常社会分离出来、永远成为贱民的人。
在这个意义上，非常重要的是使普通人变为土匪的那些社会条件，它甚至能够消解我们对于什么人是土匪什么人不是土匪的常规观念，把我们的同情放到某一部分群体上。在这种情况下，这部分人在我们看来就不是什么土匪，而是一些走投无路的饥民，他们有理由成为“土匪”。
在我们的故事发生的年代，政府和人民在这个十分关键的问题上的看法截然对立。毛泽东一九一六年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和一九二五年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把这个问题分析得非常透彻。
从我们已经叙述过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到我们正在叙述的故事发生的年代，不过二十年时间，社会状况虽然在某些方面有了一些改变，但是在最基本层面上仍然没有本质改变——比如，袁世凯倒台了，但是，全国范围内的军阀割据局面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国民党政府仍然不得不小心翼翼地在各种政治势力间进行平衡、妥协或者斗争，以维护自己的统治。军阀混战和政治纷争成为这段历史的主要特征。
我们仍然引用菲尔·比林斯利在《民国时期的土匪》一书中的描述，来说明当时的社会情状：“在军阀混战期间，中央政府经常采用的一个方法就是把一个军阀列为土匪（匪或贼），然后指令一名将领以剿匪的名义将其消灭。个别军阀也经常使用这个词来宣称自己的道德比对手高尚，他们把自己的派系战争称之为‘剿匪行动’。甚至反对军阀统治的人物也发现‘匪’和‘贼’这两个字是有用的工具。激进分子把军阀及其部下称为‘官匪’。一九一三年的讨袁运动就把其军队称为‘讨贼军’，这种做法并没有随着军阀的灭亡而消失。”
只是到了一九二四年一月（农历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主持下召开（中国共产党人李大钊、毛泽东、李立三、林伯渠等出席了大会），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参与下，大会制定了新三民主义的政治纲领，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并且于一九二五年七月一日（农历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一）在广州成立了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才形成较为强大的统一的政治力量，保障了国民革命势力向北发展，达到国民革命在全国的胜利。
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
随着北伐战争取得胜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尤其是广大农村的革命运动蓬勃发展，国共两党在革命的基本问题上不可避免要发生冲突，这是由于这两个政党是不同利益集团的代表所决定的。
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到一九二七年终于发生了“四·一二”、“七·一五”事变，国民党右派在“宁可枉杀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网”的口号下，对共产党人进行大规模剿杀。第一次国共合作完全破裂，国民革命完全失败。在这个过程中，蒋介石保留了“匪”字的全部外延，用来咒骂自己的政敌中国共产党。
我不想做过于繁复的转述了。
如果我们对这段历史的社会背景有了这样一个初步的了解，我们就能够理解当时的国民党政府为什么会把红军武装称之为“共匪”了；同样，我们也就更不难理解，红军武装为什么会把国民党政府和遍布各地的欺压劳苦大众的“土豪劣绅”作为革命的主要对象了。
可见，什么人是不是土匪，全看站在什么立场什么角度看什么问题。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由很多“土匪”构成的社会是一种什么样子。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里展现的仅仅是靖州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社会状况，我建议读者不要推及认为这就是整个中国社会当时的状况；这里描述到的任何人物，也仅仅是活动在靖州那个具体环境中的具体人物，不具有与那个时代其他人物的任何类比性。至于这个环境和这些人物是不是从本质上说明了真实的历史状况，不是作者写作一部小说应当承担的责任，尽管我很想这样做。
在靖（州）、洛（州）地区非常有名的历史人物商子舟不得不进入我们的故事之中了。读者将会看到，随着这个人的进入，我们这个故事中的所有重要角色的命运都将发生改变，因此，我将尽可能介绍得详细一些。需要说明的是，这部分内容的原始资料仍然来源于历史教科书。
商子舟，男，汉族，一九〇三年三月十九日（农历一九〇三年二月二十一）出生在靖州，爷爷是清朝拔贡，以教书为业，父亲是个秀才。商子舟从小熟读四书五经，并且是靖州第一家高等小学的第一批十二个毕业生之一，完小毕业后考入靖州中学。靖州中学是洛北地区二十三个县唯一的一所中学，这里有从北京大学请来的一批大学毕业生，还请了一批德高望重的前清遗老、翰林。图书馆有《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等新文化运动时的著名刊物。靖州中学虽地处西北内陆，却并不闭塞，商子舟正是在这里受到了五四运动的影响，受到了民主和科学思想的启蒙，成立了靖州中学学生会，商子舟当选为学生会主席。商子舟勤奋好学，思想敏锐，出于对穷苦百姓的深厚感情，以天下为己任的商子舟萌生了走向社会、唤起民众的思想，在靖州中学组织了社会科学研究会、文学研究会、时事研究会、剧社、画社等等，还出版了一批宣传进步思想的油印刊物。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靖州中学期间，商子舟先后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和进步组织“共进社”，并且于一九二四年秋天，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五年 “五卅运动”以后，中国共产党党员商子舟和几个同学一起，取道山西、北京、上海到广州投考黄埔军校，荣幸地成为黄埔军校第四期学员。一九二六年七月，商子舟参加北伐战争，随东路军出发，在江西吉安前线受命调到冯玉祥领导的国民军工作，先后担任国民联军驻K省总部组织科长、宁夏四路军政治处长。一九二七年 “四·一二事变”以后，形势剧变。冯玉祥以“集训”的名义，把全军的政治工作人员（共产党员）全部解除武装，监押在开封宫驿街三道胡同第二中学，一个一个进行审查。较有名望的三十二个共产党员则另行看管，商子舟是其中之一。十多天后，这些人被押上一截铁闷子车驱逐出境。商子舟等人在武胜关脱逃，辗转来到武汉，在汉口找到中共中央。同行的十二个人中，有的被派往苏联，有的留下做宣传工作，有的派到南昌参加起义。商子舟被派回到K省的洛北地区，任中共靖（州）洛（州）军委负责人。
商子舟认为，洛北地区军阀派系很多，出了许多诸如井云飞这样的山大王，历代统治者都拿他们没办法，不得不借重于他们的力量实行统治，就因为他们有枪杆子，有地盘。一系列失败使商子舟清醒地认识到，要发展武装斗争，一定要在封建武装薄弱的地区建立自己的军队，创立巩固的农村根据地，只有抓起枪杆子，才能够为老百姓争取公平和人道。
如果用当时的政府观点看商子舟的行为，就是地地道道的土匪行为，所以，很长时间以来，商子舟一直被称之为土匪或者共匪，就像我们的历史教科书把井云飞称之为“大土匪”、“大地主”一样。
需要向读者交代的是，一九二八年一月，K省国民政府对靖（州）洛（州）的行政区划做了新的划分，两地列为同等级别的行政区，靖州行政区辖北部地区十二县，洛州行政区辖南部地区十一县。这样，原靖（州）洛（州）政府主席、政府军三十四师师长陆相武的地盘就等于被削减了一半，而洛州行政区则调任
国民党三十一师师长刘世英驻防，原泉县县长汪清廉升任洛州行政区主席。掌握靖州军政大权的陆相武把靖州以及周边地区控制得如同铁桶一般，革命力量很难在那个地区发展。
商子舟决定避其锋芒，把重心放在洛州。洛州山大沟深，在历史上从来不是经济发达的地方，国民党洛州政府主席汪清廉和守军刘世英素有纠葛，政制混乱。刘世英主要龟缩固守在洛州城及周边几个县城，而刘世英则在广大农村依靠当地豪绅行使治理权力，和陆相武的军队相比，武器装备也较差。刘世英是一介武夫，治理军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