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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吗？她没有把握。
她一直在想不告诉他，等一等，再等一等，看一看……但是，这是能够等的吗？即使她不说，在这块穷苦人翻身做了主人的土地上，绍平也会很快知道父亲的死讯，再说，他们马上就要回到家乡石家坪了，她怎么能够让家乡的人认为她仍然是一个佃户的女儿，让人们认为绍平仅仅是她的儿子而不是井云飞的儿子呢？谁都知道她是井云飞第三房太太的身份，这是不能掩饰的。
问题在于，绍平正是当大不大、当小不小的年纪，他能够掩饰自己的内心吗？怎样才能让他恨那个死去了的人呢？
石玉兰在心里对自己强调说：是丈夫井云飞让绍平恨他，这是他临死时候的专门嘱托……只有这样，才能带好他的儿子，这是他一切的一切。
夜晚是那样寂静，隐隐地听到牲口嚼草料的声音。疲倦像潮水一样袭扰了玉兰，她就在这种没有答案的思绪中睡过去了。
第二天天不亮就有赶脚的人为牲口添料，准备行走的鞍辔，转载驮运的货品，院子里热闹非凡，充满了即将上路的人的笑声和相互之间善意的詈骂。掌柜的穿着里外三新的棉袄棉裤，站在宽敞的大门口为脚夫送行，嘱咐其中一个人从宁夏买些上等枸杞子。
玉兰坐起身子，看着仍然熟睡的绍平。这是多么英俊的面孔啊！红扑扑的，洋溢着只有少年才会有的那种天真无邪的笑容。她竭力不去想昨天晚上想的问题——离石家坪还有两天的路程哩，她总会找到一个合适的时机，找到一种合适的方法。现在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想。
玉兰声音愉快地唤醒儿子。
绍平睁开眼睛的时候其实仍然还在梦中，仍然以为还在靖州的家中，所以脸上的表情是幸福安宁的。但是，这只是一刹那间的事情。
“起来吧，该起身了。”
母子俩默默起床，默默地收拾东西，玉兰结过账，就离开了骡马店，来到街上。
这时候，火红的太阳正在从东山顶上冒出来，街上行人如织，著名的泉县正在进入到红火热闹之中，很多人往县城南面的南坪跑，说是去看镇压李昌源。
李昌源？玉兰蓦地停住脚步。
李昌源是泉县“昌源商社”的经理，以前曾经是一个小土匪，井云飞招募民团的时候，势单力薄的李昌源归顺了井云飞，在井云飞的劝导下，做起了贩卖食盐的生意，资本全部来自井云飞，得利四六分成，井云飞四，李昌源六。但是实际上井云飞从来没有从李昌源这里拿过一分钱的利润。最近两年靖（州）洛（州）两地社会秩序很乱，运输贩卖的生意不好做，发生了几次运盐骡马队被打劫的事情，李昌源背着井云飞又干起了抢劫盗窃之类的勾当。
据说前不久泉县县城发生一次著名的劫杀事件就是李昌源所为，在那次事件中，同样做食盐生意的孙姓人家一家五口尽数被杀死，家中财产被劫掠一空。
玉兰在靖州看到过李昌源，在她的印象里，这个人满脸横肉，永远酒气熏天，完全不像是一个做生意的人。她知道井云飞也不喜欢这个人，正在重新物色人接管泉县的生意，或者完全放弃，断绝和李昌源的生意来往，只是还没有来得及罢了。
玉兰和绍平也随着人流往南坪走。
我们还是用与《靖州志》同时修编的《洛泉志》上的记载，来叙述必须向读者交代的故事背景。
关于这个李昌源，《洛泉志》是这样说的——
一九三〇年十月底，商子舟在洛州建立了革命根据地，洛州各县都建立了农民协会，组建了农民赤卫军，打土豪，分田地。泉县尽管地处偏远，也成立了农民协会，组建了农民赤卫军。
农民协会维护贫苦农民的利益，必然要和当地的土豪劣绅的利益发生冲突，在泉县，就是以大地主、大土匪井云飞“昌源贸易行”经理李昌源为代表的反动势力。
“昌源贸易行”从事食盐贩运生意，是洛州地面最大的食盐供应商。
鉴于当时洛州已经全面解放的形势，李昌源以退为进，主动捐献了一部分资产，混入了农民协会，并且窃取了泉县赤卫军中队长的职务。但是，在井云飞的授意支持下，李昌源暗中收买了一批当地的流氓地痞，组织了一个有十六条枪的商团，名义上是为了保护“昌源贸易行”的生意不受土匪侵扰，实际上是想与农民协会对抗。
中国共产党泉县党部成立后，意识到这个地地道道的土匪武装的危险，收缴了商团的枪支，将李昌源开除出农会，并撤销了他的职务。李昌源对此怀恨在心，纠集流氓地痞和豪坤四十多人，秘密组成了暗杀小组。
泉县农民协会对李昌源暗杀小组的活动已有发觉并把情况报告给商子舟，商子舟命令无论如何要歼灭李昌源的非法武装。李昌源等人知道事情暴露，仓皇逃到泉县西北地区的交河口村，在那里占山为王，更加紧了反革命活动。
公历一九三〇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农历一九三〇年十月初十），河阳镇党组织派一个叫周满堂的通讯员把打土豪得到的款子送到泉县农民协会，半路被李昌源的暗杀小组劫杀。商子舟当时正在泉县县城以南十五公里的樊家庄和当地农民协会的领导同志商量剿灭李昌源势力的办法，听到这个消息，决定马上部署围剿。
但是，李昌源一伙利用对泉县地形熟悉的特点，包围了樊家庄农民协会，发生了激烈战斗。尽管商子舟等重要领导人脱离险境，仍然有朱大顺、张东成等农民协会干部被李昌源抓住并残酷杀害。
李昌源捣毁了樊家庄镇农民协会，泉县的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甚至危及到了中共泉县党部和农民协会的存在。
《洛泉志》的这个记载非常简略，里面有许多显而易见的疏忽，我们甚至无法从中了解泉县的行政机构的状态——比如，农民协会行使权力的时候，当地政府是什么状态？还有没有政府？如果有的话，农民协会和政府又是一种什么关系？我认为这些问题对于弄清当时的社会状况非常重要。
不幸的是，我在一九七七年夏末初秋的那次采访中还没有注意到这些问题，等到我注意到这些问题，比如我在二〇〇二年晚秋最后一次去崤阳县的时候，已经找不到能够回答这些问题的人。谁还记得七十年前的事情呢？即使是参加编撰《洛泉志》的人也不能回答这些问题——他们坦率地承认：“当时没太关注这些问题。”
于是我查找资料。我从毛泽东一九二七年三月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弥补了这方面的材料欠缺。
毛泽东在这部著作中写道——
农民的主要攻击目标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旁及各种宗法的思想和制度，城里的贪官污吏，乡村的恶劣习惯。这个攻击的形势，简直是急风暴雨，顺之者存，违之者灭。其结果，把几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权，打得个落花流水。地主的体面威风，扫地以尽。地主权力既倒，农会便成了唯一的权力机关，真正办到了人们所谓“一切权力归农会”。连两公婆吵架的小事，也要到农民协会去解决。一切事情，农会的人不到场，便不能解决。农会在乡村简直独裁一切，真是“说得出，做得到”。外界的人只能说农会好，不能说农会坏。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则完全被剥夺了发言权，没有人敢说半个不字。在农会威力之下，土豪劣绅们头等的跑到上海，二等的跑到汉口，三等的跑到长沙，四等的跑到县城，五等以下土豪劣绅崽子则在乡里向农会投降。
“我出十块钱，请你们准我进农民协会。”小劣绅说。
“嘻！谁要你的臭钱！”农民这样回答。
好些中小地主、富农乃至中农，从前反对农会的，此刻求入农会不可得。我到各处，常常遇到这种人，这样向我求情：“请省里来的委员作保！”
前清地方造丁口册，有正册、另册二种，好人入正册，匪盗等坏人入另册。现在有些地方的农民便拿了这事吓那些从前反对农会的人：“把他们入另册！”
那些人怕入另册，便多方设法求入农会，一心要想把他们的名字写上那农会的册子才放心。但他们往往遭农会严厉拒绝，所以他们总是悬心吊胆地过日子 ；摈在农会的门外，好像无家可归的样子，乡里话叫做“打零”。总之，四个月前被一般人看不起的所谓“农民会”，现在却变成顶荣耀的东西。从前拜倒在绅士权力下面的人，现在却拜倒在农民权力之下。
这是湖南的情况，就它的普遍意义来说，我们也可以推断认为洛州的农民运动也大致是这种情况。这是一种什么情况呢？情况是：当时的政府已经完全不存在了，农民协会就是权力机构。有了这样一个前提，我想，读者就会比较容易理解和接受下面的史实了。
我们仍然用小说的方式进行叙述。
镇压地主李昌源的大会不是这片红色区域召开的唯一此类大会，作为农民运动的胜利性标志，往往要召开很多次这样的大会。这样的大会至少会产生两方面的结果：一是真正为世世代代遭受土豪劣绅和贪官污吏欺压的贫苦大众出气，让他们感受报仇了的快感和翻身了的喜悦，所以每一次镇压大会以后，群众热情往往空前高涨，要求继续镇压其他土豪劣绅、贪官污吏的呼声更加强烈。二是以这种镇压的方式震骇那些试图反抗农民权力或者不情愿和新政权合作的人，让他们确切地知道，如果不合作或者合作得不好，会出现怎样的结果，正是所谓“杀鸡给猴看”——本来就害怕了的猴子突然看见鸡脑袋被剁了下来，血突突地冒了出来，自然就会被吓得哆嗦颤抖起来，而它们又藏没处藏，躲没处躲，日后自然就好调教得多。这也就是为什么那个年代经常用利群众集会的形式解决此类问题的原因。
玉兰不知道这些。或许是出于对于一个相识的人的不自觉关注，或者出于在一个新奇世界中对任何事情都会产生的好奇感，总之，她和绍平到南坪去参加镇压李昌源大会的时候，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一切。
南坪在泉县县城高大的南门外，这里以前是进行骡马交易的地方，虽然气味不那么好闻，却地势开阔，非常适合举办群众性集会。南坪南面就是著名的湎河，它是从县城西面流过来的，目前已经完全封冻，水在冰面下运行，到了晚间才能够听到近似于呜咽的声音。
冰面上出现了很多从河对岸几个村庄跑来看热闹的人，这些人都穿得很齐整，年轻女子们的大红棉袄和红头绳光彩夺目；后生们则用突然启动的奔跑和相互间的喧哗吸引女子们的目光。被骚扰了的老汉瞪一眼从身边跑过去的后生，生气地抱怨说：“啊——死呀你？”婆姨们技巧高超地一边走路一边说笑，一边为自己的老汉（方言：丈夫）纳鞋底子，不时把锥子在头上篦一下。
玉兰和绍平站在离湎河河面不远的地方，离主席台几乎一里地远，上面的人就像蚂蚁一样大小。会场黑压压聚集了好几千人，都伸着脖子往前看，好像真的能够看到什么东西一样。那时候还没有高音喇叭，讲话的人都可着劲儿吼喊，以便于让更多的人听到，尽管这样，玉兰也不知道镇压大会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更不知道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