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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车室里面挤满了如同今天的民工一样的北京知青，当时正是隆冬时节，天气异常寒冷，这些无法无天的人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弄来了很多木柴，在候车室里烧起一堆大火。就像年轻人干的很多事情一样，往往做得很过头——这些从燃烧大火中得到很多乐趣的家伙竟然把候车室烧得如同炼钢炉前一样灼热，烤得脸上几乎要起燎泡，隔一会儿就得到外面凉快一下，而外面正大雪纷飞，整个世界都在严寒中瑟缩着，连狗的叫声都听不到。
早晨六点钟左右就会有从洛泉开来的过路车停在候车室外面的马路上，这些车一般都会为在茶坊上车的旅客预留一些座位，多的七八个，少的三四个。也有司机拉了熟人或者接受了什么人的贿赂，从洛泉出来的时候车上就满满当当了，因此也就不在茶坊停留，呼啸而去。
顺便说一下，在那个物质极为匮乏的年代，司机的经济特权和社会地位并不亚于现在电信、石油、银行等国有垄断部门的官员，因为他们可以利用汽车从大城市搞来当地奇缺的白面、大米、猪肉、香烟甚至于肥皂、食糖、洗衣粉等紧俏商品。特权在社会层面往往体现为人的价值。那个年代，如果谁家的姑娘找了司机做丈夫，通常会引起周围人很大的艳羡，就像今天我们听说谁家姑娘嫁给了腰缠万贯的老板或者掌握审批权的政府官员一样。
有特权的人周围总是围绕着很多巴结奉承的人，这在任何社会都一样。巴结奉承特权人物的人在我们插队的那个年代除了想得到购买物品的便利之外，还有很重要的交换内容，这就是整个社会比商品更为紧缺的服务（其实这也是一种商品），譬如说乘坐车、船的便利，比如说不用拿号排队就能买来小笼包子的便利，等等。
司机掌握的是出售出行服务（商品）的特权——同样的座位，他当然更愿意提供给与他有特殊关系的人（比如同学、老乡、亲戚）。所谓“走后门”者，在当时指的往往是这种非原则的交换关系，而不是今天人们深恶痛绝的卖官鬻爵、贪污腐化之类。所以，那个时候尽管一些人掌握着一定的特权，但是真正把它作为资源来使用，用它作为利益交换手段的人，并不像今天这样普遍。我就曾经通过一个同学走司机的后门，坐车返回北京过春节，那位司机给了这个照顾，却没有向我和我那个同学索要任何好处。这样的事情如果发生在今天，简直匪夷所思——现在即使傻瓜也在琢磨怎样利用特权换取利益。换一句话说，在那个贫困但是相对来说极为朴实的年代，尽管想得到额外好处的人有时候也贿赂司机，但那还不是社会运行的通行规则，也正因为这样，我们这些拥挤在茶坊长途汽车站的知青，虽然饱受路途劳顿之苦，最后也都能够如愿以偿地坐上汽车回家，没有什么人来借助权力来寻租，也没有什么人来进行敲诈勒索，这是我们那代人可幸运之处。
每次马路上响起刺耳的刹车声，候车室里的长队都会兴奋地悸动起来，就像一条粗大的蛇被惊扰了一样，来回摆动着调整姿势。售票窗口准时打开，开始售票。拿到车票的人满头大汗地从售票窗口前的人群中挤出来，在嫉妒和艳羡的目光中走向长途汽车。
并不是所有人都如此顺当，据说临近春节的时候，经常有人要连续排两三天队才能够买上车票。那一年我们走得早，因此没有经受那样的周折，第一天就幸运地买到车票，坐上了开往湎川的汽车。
崤阳到著名的煤城湎川二百三十公里，依照现在汽车在高速公路上的行驶速度，不过两个多小时的车程，但那时候的长途汽车却要走整整一天。
这条著名的公路还是国民党K省政府公路局三十年代投资勘察设计并动员公路两侧人民修建的，基本上沿用了清代从事货品运输的脚夫踩出的路线，翻山越岭，险峻无比。我插队的那个年代，经常就会看到翻覆到深沟里的货运卡车。那时候的长途客车都是清一色的解放牌，动力性极差，虽然都上了防滑链，也经常发生从陡峭的结冰了的路面滑到深谷里去的惨剧，所以，坐在这样的车上，你的小命实际上就等于攥在死神手里，不一定什么时候你就被拉过去了。
晚上五六点钟，长途汽车哼哼唧唧到达湎川火车站。这里离省会龙翔还有一百六十公里。这时候你有两个选择：一是乘坐两个小时以后开往省城龙翔的慢车，这意味着你将要在这列不紧不慢的火车上度过可怕的六个小时（请读者不要怀疑我这里给出的数字，那时候火车慢车的速度就是这样）。
为什么要用“可怕”这两个字来形容这个旅程呢？因为，如果你的运气不好，很有可能被安排坐到拉运牲口或者货物的铁闷子车厢里。这样的车厢里边什么都没有，人就坐在车厢地板上，凉得能够让屁股失去知觉。车厢就像单间监狱一样一个挨一个挤满了人，并且按照单间监狱那样的思路，在一个角落遮掩出一块地方用来解决排泄问题，因此你不难想象车厢里的气味。
于是，人们尽量不去坐这趟慢车，而是等候第二天早晨八点半开行的普通快车。普通快车尽管锈迹斑斑，但那正儿巴经是拉人的东西，并且十分奢侈地设置了座椅，厕所也不在车厢里。这样，普通快车简直就成了天堂——谁不愿意在天堂呆上几个小时呢？所以尽管票价比慢车贵三分之一，仍然有很多人都等着坐快车。这样，快车的车票就紧张了，你仍然会面临在崤阳县茶坊镇面临的问题，很有可能因为买不到车票上不了火车，所以，仍然有人冒着生命危险钻到铁闷子车里面，用毛巾把嘴堵起来，苦熬漫长的六个小时时光。
现在让我们假设一切顺利，坐上了第二天的普通快车，到省会龙翔的时间应当是中午十二点或者下午一点或者两点，这是因为火车到达的准确时间是很难确定的。
古城龙翔在铁路交会点上，发往北京的火车——始发车或者过路车——很多，在时间安排上你就自由一些，幸运的话，你几乎不做停留就可以上另一列火车，当然，这通常意味着你没有座位。我就曾经两次从龙翔站到北京，经过漫漫三十个小时的颠簸，在亲爱得就像母亲一样的北京站下车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竟然连牙齿都松动了，两条腿肿得通明透亮。那时候我才十八岁到二十岁，正在生命的巅峰时刻，如果放到现在，我估计是死定了——或者死在车厢与车厢的连接处，或者死在有座位旅客的座位底下，或者死在堆满了粪便的厕所里，当然，也有可能死在北京站站台上。
这就是将近四十年以前从北京到崤阳或者说从崤阳到北京的旅程。
但是现在，美国出产的波音737客机用不到四十分钟就能够把我从北京拉运到洛泉。坐在飞机舒适的座椅上，品呷着漂亮的航空小姐殷勤地递过来的咖啡，回想四十年前那种骇人听闻的旅程，恍如隔世。
在飞机上，我第一次从空中看到了黄河。
自从我一九九三年从K省省会龙翔调动工作到北京，尽管经常到外地出差，但是相对于我在K省生活的二十五年，不管实际上还是在精神生活中，离黄河的距离都是越来越远了，就像我插队的那个叫樱桃园的小山村离我的精神生活越来越远了一样。关于黄河的记忆都是既往的，我没有获得新的印象。那些记忆，正如我在本书开头描述的那样，总是凸显着某种程度的暴戾特性。在我的印象里，那是一条无情的河，一条喜怒无常的河。在我心中翻滚的是它那不动声色吞噬生命的浪花，在浪尖上闪烁的是诗意的恶，是不和谐的完全不能够被称之为音乐的喧嚣。所以，我从来不认为黄河是能够用精神享用的音乐或者诗歌，我无法在它们之间进行联结。
它是一条河。它就是一条河，一条暴戾的河。
但是这次，透过飞机的窗户，透过缓慢地从飞机下面向后掠过去的白云，我惊讶地发现黄河竟然如此平静，她像一条飘带，在广袤的原野上静静地飘拂，你甚至感觉不到她的蠕动；周围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到处都是裸露的丘陵，唯有她，孤寂地徜徉在逶逶迤迤的黄土丘陵中间……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和她交谈，千百年来，她就一直这样孤独地流淌，默默的，没有一天止息，也没有任何改变，她从来不做改变。
这种神奇的意味突然带给我一种启示——在某些时段内历史也许是盲目的，历史也许会像在群山中蜿蜒的河流一样充满了波折，但是，它的总体趋向又是不能够被改变的。有一些人试图改变它，但是它最终仍然没有被改变，时间最后宣告的往往是历史的胜利，而不是那些不自量力的人的胜利。和强大的历史相比，那些试图扭曲历史和改变历史发展方向的人都灰飞烟灭，最终被时间研磨成为渣滓……这多少给人一种慰藉，让人相信在这个什么都可以被改变的世界里，总还是有一些东西没有被改变，历史、人性以及所有美好的东西，都没有被改变，它们仍然在，仍然用自己的整个生命支撑着人类脆弱的灵魂，它们安慰人说：“你看，有一些东西是不能被改变的，那些什么都想改变的人并不能让一条长达几千公里的河流变得笔直。河流就是河流。”
是啊！河流就是河流，你不可能把河流改变成为另外的什么东西。她是不会被改变的。于是我就想，在这条被我们称之为母亲河的河流之中，在她的涛声里，蕴涵着多少故事？如果她能够发言，她会怎样向人们叙说那些故事？
在飞机轻柔的轰鸣声中，我的心灵世界像雾一样漫过伤感，一种想亲近黄河——就像亲近白发苍苍的母亲那样——的愿望，油然而生。
过去我和她交谈得太少。一个还不懂得母亲的心的人，总是认为母亲的讲述过于絮叨，你不能理解她用灵魂向你诉说的那些故事。等到你经历了人生，知道了母亲的絮叨包含着深刻的哲理，那是对你最无微不至的呵护，你才会想到应当聆听她，应当和她多进行交谈。
这当然和年龄有关，和岁月有关。岁月使人宽容，岁月也使人温柔。岁月使人看人看事的角度发生变化。岁月也许会消磨人的激情，但是它会使人更富于理性。
然而，在被岁月捶打了的我们重新回到母亲身边的时候，母亲还会不会和我们进行许多年以前的那种交谈？母亲的身体还能够支撑她讲述那些久远的故事吗？母亲会不会因为我们深刻地伤了她的心而拒绝我们的请求？她会不会什么都不说，只是在心底里伤心地责怨我们的任性？
我突然想到“博士”吴克勤二十多年前给我讲述的故事，那个关于母亲的故事。我靠在座椅上沉思，原封不动地把故事在脑子里过了一遍。我从灵魂深处感觉到了一种呼应，但是我说不出来那到底是什么。我总觉得我从这个故事中了解的要远远少于它所蕴涵着的东西。这或许也正是我这么多年以来尽管写了很多小说，却从来没有敢碰这个故事的原因。
在这个世界上，善良和友谊如果不经意为之，常常会滑落为无情。自从在北京听说吴克勤一家遭受磨难的事情以后，我一直在谴责自己：为什么在一九七八年那次见面之后，就粗暴地把吴克勤放到了“怪异”的人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