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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川继续谈论这个沉重得让人喘不过气的话题的念头。
我问萧川：“小说进展得怎么样了？”
“什么小说？”
“你不是要写商子舟在洛北从事革命活动的小说吗？”
“啊，”萧川在电话那一头笑了起来，“苏北老师，我正要跟你说哩！这事现在闹大了——洛泉市委宣传部认为商子舟是我们洛泉市的一张政治名片，一定要加大力度进行宣传。经过请示，目前洛泉市委已经同意成立写作班子，搞电影剧本，准备拍摄一部电影。这个写作班子由秦焕发副书记亲自挂帅，我们秦焕发书记曾经为北京的一个首长写作并出版过传记，还拿了全国最高奖，水平很高。我也是写作班子成员。政府牵头做的事情就是不一样，我刚才听说，一个叫陆明的人已经答应包揽拍摄电影的全部费用。苏北老师，你知道陆明吗？”
我说我不知道。
“嘿！这个人可是不得了！他已经加入美国国籍，目前是美国埃森马克公司总裁——我记得和你说过这个公司，崤阳县的煤炭产业，至少一半被这家公司控制着，真正是不得了……我们秦焕发书记说了：‘我也是作家，我知道写作很辛苦，所以你们的待遇可以好一些。’他让我们在洛泉最好的酒店包上几个房间，让我们先把电影剧本写好，然后拍好……他说这是洛泉市未来几年最重要的文
化工程。苏北老师，你一定想不到事情会成为这个样子。”
“我真的没想到，”萧川完全不是向我述说峭阳县社会状况的那个样子了。但是我不想再提出任何问题，接着说：“这的确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你们一定会创作出一部精品。”
萧川谦虚地笑起来：“苏北老师，到时候还要向您请教哩。”
结果是：我没有到崤阳去——我觉得没有必要再去了。
我去干什么呢？我去见谁呢？
前不久我出差从山西经过陕西到K省省会龙翔，火车从著名的风陵渡大桥上隆隆驶过，我很在意地端详车窗外面的黄河。
这里的黄河刚刚冲出黄土高原上的陕晋峡谷，就像被驯服了的野兽一样，一下子安宁了下来。这一年雨水好，河面相当宽阔。我没想到它会如此宽阔。它俨然就是大海，涌动着忽隐忽现的旋涡，缓缓地滑过两岸灰色的山岩和稀疏的市镇村落。它平静而深邃，像是一个对人生岁月都很满意的老人，显得有些倦怠地舒展着腰身，享受太阳的抚慰，你甚至能够听到它打哈欠的声音。当地人一定无法想象这样一条舒缓的河流在上千公里长的峡谷间有多么暴躁，一定无法想象它那惊涛裂岸、摧枯拉朽一般撕碎遇到的一切阻碍的情景，无法想象在它的上游发生的任何事情。
天空十分高远，一些褴褛破碎的云急速移动着，很快就被高空运行着的风分解为轻纱一样的流云了，起初还能够看到这些流云一条一缕地在飘行，但是没过多久，就消失在幽暗的背景之中了。一群耀眼的白色岩鸽从很远的地方飞来，在水面上方划出一条优美的曲线，往河的左岸飞去了；那里的黛色山峦静静地伫立着，好像在等待发生什么事情。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在这个广漠的世界之中，在这慵懒的夏日，你能期望有什么事情发生呢？什么事情也不会发生。山峦低下头颅，和黄河交谈，期望黄河讲述一个故事。山峦知道黄河有很多故事，它的每一个旋涡都蕴藏着故事。
我忽然产生出一种没有任何来由的玄想：什么都可以停止，什么都可以改变，只有时光是无法停止也无法改变的。就在这个世界广泛地发生着许许多多不可思议的事情的时候，时光仍旧像以往的任何一天一样，以亘古不变的方向和速度流逝着，就像我脚下的这条河流一样。
是啊！黄河照样流，它照样日夜不息地流向远方，奔向海洋，它的每一个瞬间都散发着自己的音响和独有的气味……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改变它。那样多的支流改变了自己的流向、节奏、气味和音响，和它汇集在一起，它有什么权利或者说有什么理由让自己被改变呢？不被改变，成为了它的基本品性，它不会被改变。
在这个世界上，不会有任何一样东西能够改变一条伟大的河流。
我真想对吴克勤说，无论过去曾经发生过什么，黄河依旧是黄河，它照样汹涌澎湃，照样奔流不息。
1986年初春第一稿·西安
2005年严冬第二稿·北京
2006年初秋第三稿·北京
后记：文学应当有一条哲学的通道（1）
1
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曾经以敏锐的心理洞察力记述过人类这样一种普遍境况 ：人们常常感到自己只是为了他人的需要而生存，不能根据自己的选择和意愿使自己成为自己，他只是试图按照别人认为应该的那样去思维、感受和行动……也就是说，他不得不选择做一个并非自己本人的人。
在此之前，马克思主义关于异化的理论中也曾经做过类似的表述，认为一个人可能会在社会中丧失真正的自我，把自我埋葬在他扮演的角色、他的社会作用之中。马克思在《哲学手稿》中指出：“人只有在成为他自身的主人的时候，才能将自己当作独立的存在物，而且只有他把自己当作自己的存在归之于自身的时候，他才是自己的主人。”这就是说，人只有以多种方式占有他自己的全部存在，他才是独立的，因而才是一个完全的人。尽管一八四四年之后马克思较少使用人性和人的本质等概念，但是青年马克思对于这一问题的关注仍然极大地扩展了对人类本性的心理学解释范畴。
马克思之后出现的精神分析理论、存在主义哲学深化了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它们认为人不仅仅是一定的社会经济活动的产物，人还是其自身，也就是说，既然社会是由人组成的，那么，社会的某种无意识和某些抑制因素，必然要同既定的人类需要发生冲突，从而导致精神压抑，人类在感受和摆脱这种精神压抑的过程中认识自我和实现自我。
在这个意义上，人的发展和社会变动其实都具有如下特点——正如在现代西方哲学、伦理学和心理学史上都占有显赫位置的哲学家弗洛姆所言——“人只有充分展示他的力量才能够解决他的存在问题。一个社会愈是使人变得畸形残缺，人自身就愈加病弱不堪，即使他可以有意识地忍受自己的命运。但是，从无意识上讲，他是不会甘于忍受的，正是这种无法忍受本身构成了他去改变畸形社会制度的愿望……社会变革和社会革命不仅由与旧的社会组织形式相冲突的新的生产力所引起，它更是由非人的社会条件与不可变更的人类本性需要之间的冲突所引起。”
弗洛姆进一步指出：“革命不仅是作为新的生产力的表现而发生的，而且也是作为人的本性受到压抑的部分的表现而发生的，而且只有在这两个条件都具备的时候，革命才能够最终完成。”
在这里，如果我们把“革命”理解为历史，所获得的概念意义也许会更清晰准确一些。
既然人类的不健全来源于社会的不健全和人类本性自身的不健全，那么，健全的人究竟应当是怎样的形态？很多哲学家和心理学家都曾进行过论证和描述，有人认为，健全的人对自身进行评价的基点存在于自身内部，他不需要寻求他人的赞许或者否定，不倚赖他人提出的信条，也不需要依靠他人的帮助来为自己做出决定或者进行选择。换一句话说，他会努力使自己成为一个变化的过程，而不愿做某种单纯的既定社会组织规范出来的成品。还有人认为人会产生出一种成为真正的自己的强烈愿望，这个愿望将促使他摈弃在生活中经常使用的面具，促使他去发现和体验隐藏在面具后面的陌生人——他自己被遮盖起来的那个部分。这时候，人是什么了呢？人是“一个流动的过程，而非一成不变的试题；是一条奔腾不息的江河，而非坚硬的顽石；是潜能不断变化实现的集锦，而非若干固定特征的简单汇集。”（＇美＇罗杰斯：《成为一个人意味着什么？》）
我喜欢这种从心理学层面对于人自身和对于人在历史中的位置的探讨。
任何一个作家在创作过程中都免不了要和历史打交道。我常常想，历史究竟是什么？当一个人处在某种历史事件中的时候，他对于这个事件到底有多大程度的认识和了解？他是作为一个严格意义上的人还是作为社会符号存在于历史之中的？他用何种方式与历史对话？在也许自觉也许不自觉的过程中，他的本性是被消散了被掩藏了还是被扭曲了？
这正是本书探讨并力图向读者揭示的东西。
2
必须承认，在探讨中很多宿命的东西困扰着我，这就是我写作本书过程中曾经在《写作札记》中表述的：“在强固的历史面前，人的全部命运展现反映的都是：虚弱。”是的，是虚弱，这是我的基本看法。那么，究竟什么是历史？它为什么会有如此巨大的力量，以至于会让整个人类感到虚弱？
我的看法是：历史不是某种我们无法了解的力量汇集而成的社会情态，它实际上来源于我们每一个人的创造，换一句话说，历史是由无数个人动机汇集而成的某种形式的社会变动。历史无所谓正义或者非正义，它仅仅是一种不能被进行价值判断的强固存在，就像一座巍然而立的高山，人类用自己的行为造就了它，而它又很难因为人的愿望和要求被改变，所有个体为了生存都必须与它共处。这时候的历史实际上已经演变为某种脱离于人类自身的强固客体，在它面前，人类任何向自我回归的渴望都会演变成为一场斗争，一场在灵魂深处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
人生的起点就像掷骰子一样，它的偶然性深深植根于无法逃避的事实之中。这使我想到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曾经说过的一段话，大致意思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一定的时间、一定的历史时代、一定的社会、带着一定的遗传基因被我们的父母生养出来，所有这些因素对于我们来说都是“被给予”的，用海德格尔的话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被“扔”到这个世界中来的。
我们必须按照这一切开始我们的生活。很多被人当作真实和理所当然的东西，其实不过是人生存其中的社会暗示影响所造成的虚幻。一个人的道德态度（他的伦理特征）来源于他本人的心理结构，但是，这些态度又和他所处的那个社会的历史、文化发生着联系，因此也必然体现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和文化的特征。
我们所说的人与历史的关系大抵也是这样一种状况。
被称之为历史的东西不是现在进行式的描述，它是一种过去式的述说，一种能够依据某种理性原则联结成为线索的东西。从表面上看它具有强固的必然性，它的质地和方向不容许质疑，但是如果我们观察细节，就会发现有许多或然性，只有在或然性当中我们才能够发现人类心灵的轨迹。这就像物理学上的不确定原则 ：“我们不能非常确切地同时知道一个粒子在哪里和它的运动速度是多少 ；如果我们能够测出它的准确位置，我们就无法测量出它的速度。”我们把它引申一下：如果你检测历史，你就不知道它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