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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后卡普离了伦敦回国。到家后的第二天卡普就打电话找亚利桑那州的两名参议员，又打电话给医疗部门，他们建议让阿纳多利作骨髓移植，可以和国家健康研究院联系。作骨髓移植大约要花20万美元，他又开始找人捐助。
卡普终于有了第一个大突破，找到了美国国防部女外交官卡罗尔·埃伯特。她是搞科学策略分析的，参加美苏联合进行的一个核安全项目，刚从切尔诺贝利回来。她亲眼看见那些绿荫围绕的村庄和人家成了废墟，脑子里不断出现灾难悄悄地造成毁灭的情景，也想借此机会帮助那场灾难的受害者。
卡普告诉她，需要阿纳多利病情的详尽资料，以便交给美国的医生。卡罗尔给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拍去电报，任务交给了一个年轻的女研究员。她也很关心这件事，马上找到古尔根说明原委。
10月30日，卡普收到一份详细介绍阿纳多利病情的电报。电报还说阿纳多利现在患了肺炎和喉部感染，不用说这是他的免疫系统受损造成的。
巧遇名医
在电话联系过程中，卡普听说有家“弗雷德·哈钦森癌症研究中心”，位于西雅图市，是世界第一流的骨髓移植中心。临床研究部约翰·汉森博士告诉他，只有找到配型的骨髓提供者后才能进行移植。可以在亲属中去找，也可以通过国际骨髓供者电脑网。但刚刚建网不久，找到配型供者的机会甚微。
卡普打电报到苏联告诉阿纳多利的朋友们，说是可能去哈钦森中心治病。最伤脑筋的是筹措移植所需经费。卡罗尔花了很多时间打电话求援，但美国政府是不会出钱的。那些可能捐钱的美国人也一个接一个令他失望，理由是，等着要钱做骨髓移植的美国人也很多。
古尔根在莫斯科打电话给苏联贸易部，要求对阿纳多利进行资金上的支援。
古尔根告诉患病的朋友：“卡普正全力以赴，我们准能成功。”并交给他一张卡普的照片，阿纳多利感到一种兄弟般的友情。
11月17日下午，古尔根和阿纳多利的另几个朋友见到苏共中央的一个书记巴克拉诺夫。巴克拉诺夫答应亲自过问这件事，如果查明阿纳多利的病确与切尔诺贝利事故有关，就一定为他们说话。但又提醒他们说，要处在困境中的苏联政府拿20万美元是很困难的。
这件事办成了，但时间来得及吗？
12月初，好运终于来了，汉森医生要来莫斯科作医学学术交流。卡普抓住这一机会，打电报告诉古尔根，一定要汉森采集阿纳多利及亲属的血样。汉森曾向卡普保证，他们中心将免费测定这些组织类型。
12月11日，汉森医生访问全苏癌症中心，阿纳多利赶来相见。
癌症中心的化验结果表明，他妹妹和母亲的组织型都不合适，但汉森想再确定一下。
事后，汉森的高深学识和同情心使加利娜很受感动，就赠送他一套人工油漆的乌克兰茶匙作为答谢礼物。阿纳多利把有一颗红星的飞行勋章送给他。汉森医生则回赠一枚青铜别针，说它是美国骨髓供者计划署所发，能帮他找到一名供者。二人紧握手，激动万分。
乘飞机回国途中，汉森心想，有这么多人尽力挽救阿纳多利的生命，自己也该全力以赴。但他清楚前面有多大的困难，而且也许再也见不到阿纳多利了，只有希望出现奇迹。
寻找供者
哈钦森中心的检验专家们采用最新的DNA技术，准确测定了阿纳多利的组织型。化验证实他母亲和妹妹的组织型都不合适，只有从无亲缘关系的人们中去寻找。
在20万名可能成为供者的人中筛选。为了节省开支，这些人注册时只测定了部分组织类型，找到可能的人选后，必须再做大量化验工作。寻找供者需要几个星期甚至好几个月，有些患者还没找到配型的供者就死了。
阿纳多利的组织型被送到明尼阿波利斯市的美国骨髓供者计划总部，工作开始了，将对8万名供者进行筛选。卡普想在麦道公司组织一次寻找供者的活动，结果一无所获。
但稍令卡普和汉森感到安慰的是，由于古尔根的不懈努力，苏联政府的第一笔拨款5000美元已经到了哈钦森中心的账户。这样就能继续为阿纳多利寻找供者，并扩大到世界范围。在英国注册的10多万供者中产生了3名可能的人选。法国的消息最令人鼓舞：有11人。
莫斯科。由于12月患一次肺炎，阿纳多利的病情恶化了，高烧40度，加上贫血，更加体力不支，血小板数量陡然降低。
1990年2月，法国通知美国，找到了一个组织型和阿纳多利完全相同的人。汉森通过电话报告喜讯时，卡普兴奋地叫道：“真是奇迹！”立即给莫斯科发电报：“法国找到一名配型完全相同的供者！”
3月初，卡罗尔·埃伯特参加又一次关于核安全问题会议访问苏联。她和卡普一样对阿纳多利产生了深厚的同情，很想见见他。美国大使馆安排他们在朱可夫斯基的航空医院见面，卡罗尔到时，阿纳多利紧握她的手，说她是“从天而降的恩人”。
会见后，加利娜送卡罗尔出病房，满含热泪地拥抱她。
哈钦森中心的化验结果证实了法国供者和阿纳多利的组织配型，在全世界25万多个供者中才筛选出一个。
卡普电告古尔根这一消息，古尔根答以衷心的感谢。第二笔款15000美元很快也到了。
卡罗尔帮助阿纳多利和加利娜办理签证手续，计划4月9日到西雅图。莫斯科这边，古尔根加倍努力向苏联政府要钱。阿纳多利的遭遇相继被报刊、电视报道，人们强烈要求政府支付阿纳多利移植骨髓的费用，许多人自愿前来捐献骨髓。
4月初，苏联政府终于拿出185，000美元给阿纳多利做手术。
泛美航空公司和环球航空公司同意阿纳多利和加利娜免费乘机到西雅图。当时在哈钦森中心工作的帕特里克·比蒂医生赶到莫期科，为阿纳多利检查身体，并陪他去西雅图。他发现病人的状况好得惊人。31岁的女血液专家尤金尼亚·马古利斯医生会讲英语，与阿纳多利同行。
机场上，阿纳多利身穿灰色西装，黑色贝雷帽和军用大衣，对新闻界讲话说：“我去美国治病并不只是为自己，而是希望切尔诺贝利事故的所有受害者不要被遗忘。等我治病回来，要尽一切力量帮助其他受害者。”
古尔根望着阿纳多利乘坐的喷气客机呼啸着沿跑道驶去，心想：现在就只有指望医生和上帝了……
兄弟情深
从纽约到西雅图是最后一站，比蒂医生把飞机下面的一城市指给阿纳多利看。阿纳多利对它们了如指掌。
比蒂说：“太神了！可是我对苏联的地理情况几乎一无所知。”
阿纳多利笑道：“哦，你忘记我的专业了。我是开飞机的，而美国是我们的进攻目标。”
比蒂想：世界变化多大啊！
西雅图。卡普既高兴又紧张，与汉森医生和一群新闻记者等待着。一记者问卡普对阿纳多利的感情怎么样，他说：“真怪，我连他的面也没见过，却觉得他是我的亲兄弟。”
当阿纳多利戴着口罩走进机场，他和卡普立即相互认出来了，都伸出手来，紧紧握在一起。阿纳多利热泪盈眶。
卡普小声说道：“兄弟，欢迎欢迎！等你很久了。”
阿纳多利不用翻译，说：“我和你一样。”遂告诉卡普，一个素不相识的人给他的爱和帮助，那情谊无比珍贵。他告诉卡普：“你的电文的每一个字我都看了又看，它们给了我希望。”
4月13号，阿纳多利住进了医院，很快有大量信件和明信片从美国各地飞来。美国人把他装在心里了。
卡普尽力使阿纳多利住得舒适。当他准备返回亚利桑那州，还专程到医院道别。他对阿纳多利说：“需要我的时候，尽管来电话。”
现在医生们面临一个棘手的问题。仔细阅读他的胸部爱克斯光片和CT片，发现阿纳多利的左肺上叶有一个令人忧郁的阴影，左肺下叶也有一个，在右肺上叶又找到了第三个较小的阴影。是新出现的吗？是肿瘤、结核，还是炎症？在开始骨髓移植之前必须搞清楚。
医生们争论着要不要作一次开胸活检。他们想弄清病变的性质，但活检手术会导致移植延期，阿纳多利的身体状况恶化，生存的机会减小。他已等得太久了。另外，医生发现他不仅有白血病前期反应，而且还患多发性骨髓瘤。这也是一种癌症，同样需作骨髓移植治疗。
汉森医生担心他患的是曲菌病，这是一种霉菌感染，去年冬天他的免疫系统遭受严重损害时，肺上就可能生长霉菌。而移植过程会使他失去全部免疫力，威胁生命的霉菌就会疯狂生长。
针吸活检和支气管镜都没有解开阴影之谜，医生们决定按计划进行，原定的4月27日骨髓移植不能改。阴影可能是肺结核，连环使用抗菌素治疗，同时使用了抗霉菌药物。骨髓移植的风险更大了，但阿纳多利毫不犹豫，知道不作骨髓移植就活不下去。
紧急时刻
阿纳多利住院期间，医生需要在他的颈部插一根希克曼导管，以便静脉给药。马古利斯医生解释说需要麻醉，他很担心，于是她尽量回答他的疑问。马古利斯到来后，已经赢得该院医生、护士的信任和友谊，唯一使她感到难以相处的就是阿纳多利。
他们俩有很大的差异。女医生出自知识分子家庭，天性不喜欢军队的人。由于许多苏联医生都不肯承认他的病因，阿纳多利对她也产生了误解。
插希克曼导管那天，阿纳多利在手术室里取下了脖子上的护身符，把它交给马古利斯医生。为安全起见，她把护身符放在洗手衣的口袋里，手术结束后洗手衣随手扔掉了。第二天早上，阿纳多利问起他的护身符，马古利斯大惊。
医院洗衣部马上在装洗手衣的许多筐子里寻找，结果也没发现护身符。阿纳多利心情很不好，说：“恐怕我不会活着离开这个地方了。”
不久，阿纳多利收到表妹邮来的一根银项链。他把这条项链看作新的护身符，他需要好运保佑他完成骨髓移植。他将先接受两天时间的化疗，休息间隔一天，然后进行7天的全身放射治疗。这一疗程结束后，应在24小时内输入供者的骨髓，之后很可能出现并发症。
供者的骨髓同样时间有限，离体24小时后即开始变质。计划派哈钦森中心的女医生帕特里西娅·斯图亚特去法国贝藏松市，亲手把供者的骨髓送到阿纳多利床旁，全程13700公里。但她很快发觉利用民用交通工具24小时内从贝藏松赶到西雅图是不可能的，最困难的是乘飞机从贝藏松到日内瓦那一段。紧急关头卡普出面，安排日内瓦民防部让女医生坐直升机。
1990年4月27日上午，在切尔诺贝利核事故4年后，那个法国女供者被轮椅推进手术间。医生们用一根粗针在她的骨盆多处穿刺，吸出一部分骨髓。
上午9点钟，瑞士直升机准时在着陆点降落。10点30分，储存在葡萄糖溶液中的骨髓被放进一只塑料袋，又装进一个聚苯乙烯容器，准备好去西雅图的长途旅行。
上午10点45分，直升机的旋翼开始转动，很快飞向110公里外的日内瓦。斯图亚特医生赶上12点30分的班机飞到伦敦，然后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