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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大队长说：“把她押走，女汉奸，这么猖狂！”
几个士兵上前架住了大姐的胳膊。大姐高声叫着：“娘，你糊涂啊，三妹是只凤凰，你却把她嫁给了哑巴！”
一个兵跑进来，气喘吁吁地报告：“大队长，政委，沙旅的大队人马，已经到了沙岭子镇。”
鲁大队长说：“大家别乱，各连长注意，按原定计划行动，把地雷全埋上。”
蒋政委说：“大嫂，为了您和孩子的安全，跟我们到大队部去。”
母亲摇摇头，说：“不，死也要死在自家炕上。”
蒋政委一挥手，一群士兵拥到母亲身边，一群土兵拥进屋子。母亲喊着：“天主啊，睁开眼看看吧。”
我们一家，被关在司马家的偏房里。门口站着岗。隔壁的大客厅里，瓦斯灯通亮，有人在大声喊叫。村子外边，一阵阵爆豆般的枪声传来。
蒋政委端着一盏玻璃罩子灯，慢条斯理地走进来，罩口冒出来的黑烟呛得他眯起眼睛。他把罩子灯放在花梨木的桌子上，打量着我们，说：“为什么要站着呢？坐下坐下坐下。”他指点着环墙摆着的花梨木椅子，说，“大嫂，您这二女婿家可真够排场的。”他自己先坐在一把椅子上，双手按着膝盖，用略带嘲讽的目光看着我们。大姐一屁股坐下，与蒋政委隔桌相对，她赌气般地噘着嘴，说：“蒋政委，你请神容易送神难吧！”蒋笑道：“好不容易把神请来，为什么要送呢？”大姐道：“娘，您只管坐，谅他们也不敢怎么着我们。”
“我们压根儿就没想怎么着你们，”蒋政委微笑着说，“大嫂，坐下吧。”
母亲抱着沙枣花，坐在墙角的一把椅子上。我和八姐拉着母亲的衣角，贴椅子站着。司马家的公子头歪在六姐肩膀上，嘴里流着哈喇子。六姐被磕睡折磨得身体摇摇晃晃。母亲拉了她一把，让她坐下，她睁开眼睛看看，随即就发出了酣睡声。蒋政委摸出一根纸烟，将烟头放在大拇指甲上顿了顿。他摸索衣袋，显然是想找火。他没有找到火，大姐好像幸灾乐祸地冷笑。他走到玻璃罩子灯前，嘴叼着烟，凑到灯火上方，眯着眼，吧嗒吧嗒地吸着，火苗在灯罩里被拉扯得上下跳跃，烟头发了红，发了亮。他抬起头，把烟卷从嘴里摘下来，紧闭着嘴唇，鼻孔里喷出两股浓烟。村子外传来轰轰的爆炸声，震动得窗户上的木格子索索地响。一片片火光在夜空中抖动着。人的哭叫声和呐喊声时而隐隐约约，时而异常清晰。蒋政委面带微笑，挑战般地紧盯着来弟。
来弟屁股上好像长了尖，在椅子上歪来斜去，摇晃得椅子腿嘎嘎吱吱响。她的脸色苍白，攥着椅子扶手的双手颤抖不止。
“沙旅长的骑兵中队闯进了我们的地雷阵，”蒋政委惋惜地说，“可惜了那几十匹好马。”
“你……你们做梦……”大姐双手撑着椅子扶手站起来，一阵更加密集的爆炸声把她按坐在椅子上。
蒋政委站起来，悠闲地敲敲偏房与客厅之间的花格子木隔墙，仿佛是自言自语：“全是红松的，司马家大宅院耗费了多少木材？”他抬头望着大姐，问：“你说，要用多少木材，梁、檩、门窗、地板、木隔壁、桌椅板凳……”大姐局促不安地扭着屁股。“耗费了一个森林的木材！”蒋政委痛心地说，好像虚拟的森林被砍伐得满目狼藉的情景就在他的面前。“这些帐迟早要算的，”他沮丧地说着，把被砍伐的大森林扔到脑后。他走到大姐面前，双腿叉成A形，右手卡着腰，胳膊肘子成锐角，僵硬地撑出去。“当然，我们认为，沙月亮跟死心塌地的汉奸还有区别，他有过光荣的抗日历史，如果他痛改前非，我们还愿意跟他互称同志，沙太太，待会儿我们捉住他，你可要好好劝劝他呀。”
大姐的身体松软地靠在椅子背上，尖声说：“你们抓不到他！你们休想！他的美式吉普比马跑得快！”
“但愿如此，”蒋政委说，他放下锐角胳膊，双腿也变了姿势。他摸出一支烟，送给上官来弟。来弟身体本能地往后缩了缩，他把烟跟着往前送了送。来弟扬起脸，看着蒋政委脸上莫测高深的微笑。她畏畏缩缩地伸出一只手，伸出那两根被纸烟熏黄了的手指，捏住了烟卷，蒋政委把手中那半截烟卷放到嘴边吹了一下，吹掉烟灰，让火头燃旺。然后他把红红的烟头送到来弟面前。来弟又扬脸望了一眼蒋政委。蒋依然微笑。来弟忙乱地叼住纸烟，把脸凑上前，让嘴里的烟卷与蒋政委手中的火头相接。我们听到她吧嗒嘴唇的声音，母亲木然地望着墙壁，六姐和司马少爷半醒半睡，沙枣花无声无息。烟雾从大姐脸上腾起。她抬起头，身体后仰，胸脯疲惫地凹下去。她的夹着烟卷的手指湿漉漉的，宛若两根刚从水中捞上来的黄泥鳅，烟头火飞快地往她嘴边爬，她头发凌乱，嘴边有几道深皱纹，眼睛周围有两团紫色阴影。蒋政委脸上的微笑慢慢收敛，好像一滴落在热铁上的水，从四周往中间收缩，收缩成针尖大约一个亮点，欻然一声便消逝得无影无踪。蒋政委脸上的微笑慢慢收缩到鼻子尖上，欻然一声消逝得无影无踪。他扔掉手中短得几乎要烧到指尖的烟头，用脚尖捻碎，然后，大踏步地走了。
隔壁客厅里，传过来他大声的吼叫：“一定要捉住沙月亮，他即便钻到老鼠洞里，也要把他挖出来。”接下来是电话筒按在话机上的清脆声音。
母亲怜悯地注视着像被抽去了骨头一样瘫软在椅子上的大姐。走过去，抓起她那只被烟卷熏黑的手，仔细地看了看，摇摇头。大姐从椅子上滑下来，跪着，双手搂住母亲的腿，仰着脸，嘴巴像吃奶一样翕动着，一种奇怪的音响从她嘴里冒出来。刚开始我以为她在笑，但马上就知道她在哭。她把眼泪和鼻涕都抹在母亲腿上。她说：“娘，其实我无时无刻不在想你，想妹妹，想弟弟……”
母亲说：“后悔了吗？”
大姐迟疑了一下，摇摇头。
母亲说：“这就好，该走哪一步是天主给安排的，一后悔就要惹恼天主。”
母亲把沙枣花递给大姐，说：“看看她吧。”
大姐轻轻抚摸着沙枣花黝黑的小脸，说：“娘，要是他们枪毙我，这孩子就要靠您抚养了。”
母亲说：“他们不枪毙你，这孩子，也得由我抚养。”
大姐欲把孩子还给母亲，母亲说：“你先抱一会儿吧，我给金童喂喂奶。”
母亲走到椅子前，掀起衣襟。我跪在椅子上，吃奶。母亲撩着衣襟，弓着腰站着，说：“平心而论，姓沙的不是孬种，就凭着他给我挂那一树野兔子，我也得认这个女婿。但他成不了大气候，就凭着那一树野兔子，我就知道他成不了大气候。你们俩加起来，也斗不过姓蒋的，姓蒋的是棉花里藏针，肚子里有牙。”
想当初，那像累累果实一样挂满我家树枝的野兔子，曾让母亲恼怒万分；但转眼间，这满树的野兔子竟成了母亲接受沙月亮为女婿的理由；也还是那几树野兔子，成了母亲判断沙月亮必败于蒋政委之手的根据。
在黎明前的暗暝中，一群从天河架桥归来的喜鹊落在屋脊，疲倦不堪地喳喳乱叫。喜鹊们把我唤醒。我看到母亲抱着沙枣花坐在椅子上，我却坐在上官来弟冰凉的膝盖上，她用两条细长的胳膊紧紧地搂着我的腰。六姐和司马公子还是那样交颈而眠。八姐依偎在母亲腿边。母亲的眼睛里没有光彩，两个嘴角耷拉着，显得极度疲乏。
蒋政委走进来。看了我们一眼，道：“沙太太，要不要去看看沙旅长？”
大姐推开我，猛地站起来，哑着嗓子说：“你撒谎！”
蒋政委皱皱眉，说：“撒谎？为什么要撒谎呢？”他走到桌子前，低下头，噗哧一声，吹熄了罩子灯。红太阳的光芒立即从窗格子里泻进来。他伸出一只手，谦恭——也许不是谦恭——地说：“请吧，沙太太，还是那句话，我们不愿意把所有的路堵死，如果他迷途知返，可以担任我们爆破大队的副大队长。”
大姐机械地往外走，临出房门时，她回头望了望母亲。蒋政委说：“大嫂也去，小弟弟小妹妹们都去。”
我们穿越着司马家的重重门洞，路过一个又一个一模一样的套院。路过第五个套院时，我们看到院子里躺着十几个伤兵。那个姓唐的女兵正在给一个腿部受伤的士兵包扎。我五姐上官盼弟给唐女兵当助手。她全神贯注，没有发现我们。母亲对大姐轻声说：“那是你五妹。”大姐瞥了五姐一眼。蒋政委说：“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第六个套院里，摆着一副门板，门板上躺着几具尸首，尸首的脸都用白布蒙着。蒋政委说：“我们鲁大队长壮烈牺牲，损失无法估量。”他弯腰揭开一块白布，让我们看到了一张血迹斑斑的、生着络腮胡须的脸。他说：“战士们都恨不得剥了沙旅长的皮，但我们的政策不允许。沙太太，我们的诚意差不多可以感天地动鬼神了吧？”走出第七个套院，绕过一道高大的影壁，我们站在福生堂大门口高高的台阶上。
街上来回跑动着一些爆炸大队士兵，他们的脸上都挂着一层灰。几个士兵牵着十几匹马，沿着大街从东往西走，几个士兵却指挥着几十个老百姓，用绳子拉着一辆吉普车从西往东走。两拨人在福生堂大门口相遇，一齐都站住。两个小头目模样的人跑上前来，都立正，都行举手礼，像吵架—样同时向蒋政委报告，一个报告缴获战马十三匹，一个报告缴获美式吉普车一辆。但可惜炸破了水箱，只能用牛拖回来。蒋政委高度赞扬了他们。士兵们在赞扬声中都挺胸抬头，目光灼灼。
蒋政委把我们带到教堂门口。大门两侧，站着十六个荷枪实弹的哨兵。蒋一举手，士兵便齐拍枪护木，并拢脚跟，行持枪注目礼，我们这一列妇孺，俨然成了视察战场的将军。
大约有六十多个穿绿衣服的俘虏挤在教堂的东南角落上，在他们的头上，一大片因为漏雨霉烂了的屋笆上，生着一簇簇洁白的蘑菇。在他们面前，并排站着四个怀抱冲锋枪的士兵，他们的左手摸着弯曲着像长长的牛角一样的弹夹，右手四个指头握着光滑的像女人小腿一样的枪托脖子，食指扣着鸭舌般的扳机。他们的背对着我们。在他们身后，放着一堆死蛇般的牛皮腰带，俘虏们如要行走，必须双手提着裤腰。
蒋政委嘴角上迅速滑过了一个不易觉察的笑容，他轻轻咳嗽了一声，也许是为了引入注意吧？俘虏们懒洋洋地抬起头，看着我们。他们的眼睛，突然间都闪烁了几下，有的两下，有的三下，有的五七下，最多的不超过九下。这些闪烁着鬼火的眼神，应该是因为上官来弟而发，如果她真的如蒋政委所说，是沙旅的半个掌柜的话。上官来弟却因为不知什么样的复杂心情，使自已的眼睛发了红，脸色发了白，脑袋往胸前垂。
这些俘虏兵，让我想起模模糊糊的记忆中的鸟枪队的黑驴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