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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作孚-第1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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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可见巨幅标语:

欢迎促成四川统一的行营参谋团

欢迎指导峡区剿匪成功的行营参谋团

刘湘指着标语问:“这口号,是作孚兄亲笔拟定的吧?”

卢作孚随刘湘看着“剿匪成功”那标语,瞄着参谋团中的军人,小声说:“同为‘剿匪’,这多年剿下来,甫澄兄与这行人所作所为,大不相同。”

刘湘左顾右盼,避开周围参谋团成员,对卢作孚低声一叹道:“同为剿匪,这多年剿下来,刘湘与作孚所得结局,天壤之别!”卢作孚理解地望着刘湘。

刘湘边走边发表观后感:“久闻作孚有一句口头禅,要把问题提得像国家那样大,今日一见,此言不虚!”

随团记者记下:“卢作孚建设北碚,有讲究,谓之现代中国人的集团生活。一路看过,峡区各事业,皆是现代化、组织化、艺术化。真可谓化险夷为有用之地,开荒芜成名胜之区。能者自能,信不诬也。”

看着一路过来的系列标语:“建设可爱的北碚、建设可爱的三峡、建设可爱的四川!”刘湘突然傻了眼——紧接前三条标语后面的一条标语是:“建设可爱莫能助的中华民国!”

卢作孚迅速用目光寻找,他看到文静。文静摇手否认,卢作孚再看李果果,李果果吓得躲到文静背后,咕哝着:“他自己教的,要把问题提得像国家一样大!”

夹道法国梧桐下,街道一时间显得分外肃静,参谋团成员一个接一个看到这条标语,面面相觑。刘湘正想着怎么打个圆场,碰巧这时有一对老年人,互相搀扶着迎面走来,操着东北口音问道:“请问,这个公园的出口在哪里?”

卢作孚疑惑道:“公园?”

李果果反应快,说:“爷爷奶奶,你们说的是平民公园吧?我们引你去?”

老年人执拗地说:“我们连这个公园的出口都还没找到!”

卢作孚愣了。李果果却明白过来了,悄声说:“小卢先生,老人家把我们的北碚当成公园了。”

卢作孚在勘探成渝铁路时受伤缠着绷带的手,拂开桌面上“成渝铁路规划图”,提笔疾书:“蒋委员长,目前对日问题较剿匪尤为重要。”

大半年前,他将《从四个现代化运动做到中国的统一》一文寄给蒋中正,收到蒋公回信,只对《轮船上新生活运动》大加赞赏,不及其余。那一夜,哄妻子睡下后,卢作孚便想好了——到了无路可退的时候,真要把对付日本人比“剿匪”更要紧这话,给蒋先生直接写上去。最近,卢作孚觉得越来越无半步可退了,他写道:“盖匪尚可剿,日本乃最不易对付之敌人也。匪之势日蹙,日本乃正前进未已,要求无所底止。……日本极其干涉所致,可以绝不容许吾有复兴以至于走向抗争之图。愈逐步退让,前途乃愈无希望。对日抗争之要求不在即获得最后之胜利,而在支持甚长之时间,此非绝对不能达到之条件。顾有必须解决之前提须以全国力图之者。最重要必须全国一致,公家与私人任何作为皆系联成一气以树国防之基础也。矿山工厂农场火车轮船,凡有关国防之经营,由中央地方及人民之自由组织分工合作总动员为之,尤应以人民为主力……应付当前困难之根本策略,仍在国民总动员之运动。”

行笔至此,卢作孚油然想起几个军人,川军的刘湘,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去年去广西考察前,刘湘托付的“秘密使命”,考察期间,与李、白的彻夜长谈……时下,已到了无路可退的地步,风闻东北军、西北军领军人物张、杨倾向统一抗日,刘与李、白也该有所反应了吧?

是夜,别处,四人无眠——刘湘、李宗仁、白崇禧、张云逸。

川省建厅厅长办公室中,卢作孚开了灯,沉思片刻,决心且无论他人,先把自己当做之事担当起来,卢作孚举头盯着外面会议室光影中隐约可见的蒋介石画像,最后写道:“最高领袖应促起全国人共同担负共同行动,如能予全国人以指导,使行动在轨道上,在国家之要求上,则固无须乎防阻也。怵目于困难之日迫,有不能自已于言者。所见国内外大势未能澄澈,论列未必当于大体,然心爱国家及站在困难前线上之最高领袖,偶有所得,不应默如。有从容时间可达二三小时,愿更面竭陈述之。”

2008年春,卢作孚研究学者张守广、卢晓蓉赴台湾,在台北“国史馆”代号“筹笔”的蒋介石档案中发现卢作孚送交蒋介石的这份意见书《如何应付当前之国难与敌人》,读罢慨叹:“已经到了抗战之初最紧急关头,但给蒋介石上书时,通篇都干净、整齐,没有一个墨团和污点,令人称奇。”

是夜,当卢作孚在意见书最后签名时,李宗仁也提起笔来,在一份绝密协定上落款“桂系代表”一栏签下自己的名字。他盯着纸面,直到墨迹由润转枯,才将笔递给旁座一人。此人在紧挨着的“川系刘湘代表”一栏签名“张斯可”,然后将笔杆顺过,递向隔桌正襟危坐的另一人。此人接过笔,在“红军代表”一栏中签下自己的名字“张云逸”。

侍卫李刚在李宗仁身后瞪大了眼睛望着眼前的签字仪式,直到此时,他才证实了去年10月14~16日与李宗仁出行时,自己的这双招风大耳捕捉到的那两个字确实没听错。

就在广西桂林的一处密室,中共中央特派张云逸与川系刘湘代表及桂系李宗仁、白崇禧会谈,三方就巩固国内和平、实现民主、联合抗战达成《川、桂、红协定》。

第一条就是:以巩固和平统一,实现民主政治,抗日收复失地为目的。

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一绝密协定签署之前,三方绝无一人与卢作孚通气。

于是就有各种说法:

或说:《川、桂、红协定》三方与卢作孚不约而同,纯属巧合,顶多是“英雄所见略同”,但怎么就“同”得来非要在同一天里做这事——桂林密室中签下这份协定;川省建厅厅长办公室中,写下致最高领袖的意见书?

或说:冥冥之中真有那么一双手,考虑到人类偏爱“巧合”与“戏剧性”的癖好,在编制历史的同时,便一次性地把它编成历史剧,写成历史演义,省得后来的编剧与小说家们,再绞尽脑汁写什么剧本和小说。

说法者,怎么说都得法,所以叫“说法”。

1936年7月14日,毛泽东电示张云逸:在国家存亡和蒋介石转变政策的关头,我与桂、川各方应诚意拥护蒋氏及南京的抗日政策,不可有牵制之意,同时,要做好各自的抗日救亡实际工作。

一年前领一支万把人的红军与蒋公百万军周旋、兵临贵阳逼昆明、车转身轻取遵义、活生生把双雄争霸战争史演绎成戏剧史的那个毛泽东,到这时,已像川剧变脸一样,换了另一副面孔。难怪,历史小说写到叱咤风云、见首不见尾的神龙式的大人物,总爱说“此一时,彼一时也”!

民生公司办事处会议室,这天晚上,聚集一堂的却不是公司干部或股东。蒙淑仪带着两个儿子,扶着卢作孚母亲,在会议长桌前坐着,旁坐的还有举人、宝锭、姜老城和正在啃着烤鹅的关怀……一双双眼睛都盯着长桌另一端的收音机。此时,广播员的声音充满热情:“今天是1936年12月12日,各位听众,下面请川省建厅厅长卢作孚为我们做《建设的目的和方法》的广播讲演。”

这时的四川省广播电台里,卢作孚接过播音员的话筒,开讲:“建设有两个目的,一个是作国防的准备,一个是为提高人民的生计。”

卢作孚身后,电台总编小心地退出播音室,将厚厚的隔音门轻轻关上。卢作孚对面,隔着厚厚的玻璃可见,技术室中,电台人员正在配合工作。卢作孚要是知道远在重庆的民生公司会议室中的情景,会乐得讲不下去。

卢作孚母亲指着收音机欢叫:“魁先娃,你怎么变了这种声气?”

蒙淑仪小心地抚着卢作孚母亲,示意她小声些。

姜老城也指着收音机附和着:“瓮声瓮气的!”

举人喝着壶中的酒,不屑地冷笑:“非也!非若是也!人蜷在水缸里头,声气都要变,更莫说蜷在这小木匣里头!”

明贤与明达相视窃笑。

播音室里的卢作孚当然不知道,他专注地演讲着:“盼望大家在认识建设事业以前,先认识建设的方法,先认识技术与管理,建设厅是要这样责备自己,不要问有没有建设,先要问有没有技术,能不能管理……落后的民族、落后的国家一旦觉悟,他们的进步能够比任何先进国家更迅速。”

卢作孚讲得动情,没有在意,他对面,隔着玻璃,总编冲进技术室中,扬着手头一纸电文,正激动地对技术人员吼着什么,技术人员立即卡断了播出。播音室里,女播音员感觉到异样,总编冲女播音员做暂停手势。女播音员回头望着卢作孚。卢作孚紧握话筒,提高声调继续讲:“中国的未来,完全产生在中国人的手上!一般已经成熟了的国家是已经污染了的纸,我们却是在一张白纸上去着丹青,因此她的美丽是可完全如我们的意……”

卢作孚身后,厚厚的隔音门突然被撞开,总编冲了进来,对女播音员亢奋地大吼着,女播音员转对卢作孚说:“卢厅长,对不起。”总编将一纸电文送到卢作孚面前。话筒被卢作孚缓重地放在桌上。

就是这一夜,由川省省城向西北去的陕西省城,发生了那件扭转时局的大事,这事后来被称为“西安事变”。

12月14日,刘湘发表通电,提出巩固中枢,抗敌救国,弥息内争,营救蒋介石等4项主张。

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亲赴西安,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逼蒋抗日主张。

12月22日,宋子文、宋美龄到西安。

次日,周恩来给中共中央拍发绝密级电报,电报稿是周本人亲拟:“与宋子文谈判情况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甲)宋子文、宋美龄、蒋鼎文昨到西安。蒋暗示宋改组政府,三个月后开救国会议改组国民党,同意联俄联共。

(乙)今日我及张、杨与宋谈判

我提出中共及红军六项主张:

停战

改组南京政府,排逐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

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

宋提议先组织过渡政府,三个月后改选成抗日政府。

宋子文将一张政府人选名单由谈判桌一方推向周恩来。

行政院长:孔祥熙

各部委长官人选:

外交:徐新六或颜惠庆

内政:赵戴文或邵力子

军政:严重或胡宗南

海军:陈季良或沈鸿烈

铁路:孙科或曾养甫

交通:朱家骅或俞飞鹏

实业:卢作孚

教育:张伯苓或王世杰……

是日,卢作孚在钢钎打出的印痕上,用红漆写下勘探标记:“路——1573”。这是在勘探现场,他想将成渝铁路建筑路线敲定。他确实没有初次勘探时那样专注,目光不是望着未来铁路将去向的终点重庆方向,却老是向西北方遥想……他关注着十一天前那天夜里的事变后,几乎每日每夜都在发生的事变,却没有想到,自己的名字,已经被推上了谈判桌。

四十五年后,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出版的《周恩来选集》显示:西安事变后,国共双方组建抗日联合政府,宋子文提出的全部各部委长官名单均为两名候选,唯有实业部长只推出卢作孚一人。有研究者指出,卢作孚是未来联合政府中当时国共双方共同认可的唯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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