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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哇！”卢作孚低叫道，“下面呢？”
“刚才陪她从夏坝过江，”端林蕻良望着萧红，“从江边一路走过，我忽然看到映在江中的小三峡的山峰，这江，这山，美得令人惊艳。这就是我中国的‘江山’啊！我再看到我和萧红的影子照在江心里，正好像照在松花江上一样；我和萧红的泪水滴落在江水中，正好像滴落在松花江中一样；我就想到，如果我的歌声回荡在江边，不也好像回荡在松花江一般……”
“下面呢？”卢作孚催促道。
“卢先生散步呢？”正这么说时，身边一个三十出头的男子走过，用地道的湖南口音招呼道。
“贺先生从草街子过来啦？”卢作孚应道。
“明天没课，明早赶卢先生的轮船去重庆去中央电台，前些年的《四季歌》、《天涯歌女》和去年新写的《日本的兄弟哟》都要重新录音，我还约到了重庆的女中音歌唱家洪达琦……”
“船票到手了么？”
“还没呢，明早上船前再买，能买到吧？”
“明早贺先生只管上船，我让他们把票送到你手头。”卢作孚与贺先生握手作别。
“这位贺先生是……”望着贺先生背影，端木道。
“北碚沿江上行几十里，草街子，陶行知育才学校的音乐教授。”
“敢问贺先生名字？”
“贺绿汀。”
“给八路军写《游击队歌》的贺绿汀？”端木蕻良低叫道。
“就是他啊。”卢作孚不明白端木蕻良为何会这么兴奋，急着回家赶晚饭好带全家去给“天府”或者“大明”拍巴巴掌，卢作孚告辞了。
山花开满小三峡的时节，卢作孚赶民生轮下行去沙坪坝，为罗家伦“中大”新校址看地皮。刚出峡口，过白庙子，船上一队东北口音的学生唱开了。船上路上，流亡学生唱救亡歌曲，这年头，是常事。东北学生，最爱唱的就是《松花江上》，可是，今天他们一开口唱出来却是另一支歌：那一天
敌人打到了我的村庄
我便失去了我的田舍、家人和牛羊
如今我徘徊在嘉陵江上
我仿佛闻到故乡泥土的芳香
一样的流水
一样的月亮
……
第一句就听得耳熟，卢作孚想起了北碚路遇萧红与端木的那个黄昏。接下来，学生娃唱得却不一样：我必须回到我的故乡
为了那没有收割的菜花
和那饿瘦了的羔羊
我必须回去，从敌人的枪弹底下回去
我必须回去，从敌人的刺刀丛里回去
把我打胜仗的刀枪
放在我生长的地方
去年冬天在宜昌，还听他们唱过《松花江上》。今年春天，歌声变了。谱写《松花江上》的张寒辉说，“我是把北方‘娘们’在坟上哭丈夫的那种哭声，变成《松花江上》的曲调了”。学生娃在嘉陵江上唱出的这支歌，却是把哭坟的腔调变成了掘坟——给那些让中国人哭坟的人掘坟。
老北碚没人记得，1939年早春二月最后一个周末北碚民众体育场的单位篮球赛是“天府”还是“大明”哪个赢了。老重庆——这个概念在抗战中当然包括了所有大撤退来到大后方这片土地上的下江人、东北人，工人农人军人商人学人文化人——却大都记得，就在这年阳春三月，在大撤退的第二个年头，嘉陵江边唱出一支新歌《嘉陵江上》。这支歌，在重庆中苏友好协会举办的音乐招待会上首次演唱，曲终，在重庆的抗战知名人士、八路军重庆办事处的周恩来、邓颖超、叶剑英带头起立，场内掌声雷动。周恩来握着演唱者洪达琦的手说：“你唱得好！端木蕻良的词写得好！贺绿汀的曲子作得更好！”
卢作孚是在嘉陵江上听到《嘉陵江上》的。“九一八”之后第八个年头，“七七”之后的第三个年头，经过当初的大流亡、大败退，到后来的大撤退，国人心态已于不知不觉间发生巨变。日本人开仗以来，中国人以江河为名的歌不在一二。同是以江河命名的歌，同样的年头，《黄河谣》在延安唱成了《黄河大合唱》；《松花江上》唱成了《嘉陵江上》，悲歌唱成了战歌。“哪年哪月，才能回到我可爱的家乡”唱成了“把我打胜仗的刀枪，放在我生长的地方！”
听说，谱写《嘉陵江上》的贺绿汀，曾失足落水于嘉陵江中。地点在由北碚去重庆途中，沙坪坝磁器口堆金石江段。
嘉陵江，像一根牵扯了一千里的细细的长线，从分水岭秦岭南坡……流过合川，流过北碚小三峡，流过重庆沙坪坝磁器口。码头上，包白布包头的四川民工铁抓钩抓起沿江漂送下来的木料拖向岸边。
“罗校长对这块地皮，还满意吧？”卢作孚与罗家伦由码头石阶拾级而上。民工哼着号子，扛着刚捞起的木料超越二人。罗校长笑而不答，只抬头望岸上高处。雾中，临时建筑群中，有青年学生朗朗读书声传来，听腔调，是一段古文。再向上走几步，又听得古文声被英语朗读声取代。那里是中央大学新校址。“学生们太满意了。撤回来不过一年，又开课了！对了，同学们委托我来邀请卢先生到中大演讲。”
“我怎么能到大学演讲，我不过是一个被人称作‘小学博士’的人。”卢作孚脸一红，笑道。
二人正说着，听得牛叫声从嘉陵江对岸传来，声音莽撞，竟压过了学生读书声。雾中依稀可见，一只木渡船，两个刚从梯田小道走下的白布包头的老农民颤巍巍地赶着牛上了渡船。
二人走进中央大学，不断有扛木料的民工从他们身边超越，另有校舍群，在兴建中。不同教室中，学生用不同语言朝读。动物饲养区那边，鸡鸭猪羊叫闹声一片。
罗校长说：“连人，带珍稀动物，凡能撤下来的——好一个‘鸡犬不留’！”
一声牛叫，盖过所有的动物叫唤。卢作孚想起了当初“中大”南京撤退那一天，两头奶牛脖子上的铭牌，他不太熟练地用英语念出：“NW1，NW2……”
罗校长：“体积太大，过重，行动迟缓的动物，中大只好扔下。那两头荷兰新品种奶牛，或是饲养员赶回家去，或是……宰了。”
牛叫再起，二人这才听出，这叫声不是前面饲养区传出，而是从身后。二人相视一愣，同时感觉到有什么不同寻常的事情要发生。
一头牛从雾中慢条斯理地走来，渐渐看清，它花色分明，正是去年南京中央大学的那头大奶牛。胸前铭牌犹在，依稀可辨：“NW”……两个白布包头的农民，老态龙钟，步履艰难，相互搀扶着，远远跟在牛后。牛来到罗校长、卢作孚面前，站下，报到似的，冲他俩一声叫。罗校长抢上前，迎住两个农民，握住二人的手，望着满面污垢的两张脸说：“老乡！大爷，大娘，谢谢你们。太谢谢了。中大的这头奶牛，你们是从哪儿找到、赶回来的？”
农民大爷叫一声：“罗校长！”
大爷身后，大娘叫一声：“罗校长。”
二老的声音还是孩子！罗校长愣了：“你们是……”
大爷解开长长的白布包头，露出一头少年人黑发：“罗校长，我是中大喂牛的石柱儿。”
大娘解开长长的白布包头，露出一头少女秀发：“我是跟石柱儿一槽喂牛的莫愁。”
罗校长惊道：“你们，走回家的？”
石柱儿说：“牛也是走回家的。”
卢作孚说：“从首都走到陪都。开着仗呢，两个娃娃，赶回一头牛。”
石柱儿委屈地叫唤：“本来是两头的！”
莫愁委屈地叫唤：“还有好多小鸡小狗！”
石柱儿说：“炸死了。”
莫愁说：“饿死了。”
卢作孚又问：“你们两个呢，吃啥？”
莫愁小手一指奶牛道：“它吃草。”
罗校长说：“卢叔叔问你。”
莫愁答：“我们吃牛吃过草挤的奶。大奶牛一天挤好多奶……”
石柱儿乐了，“吃不完，我们就卖。卖了钱，做盘缠，赶路。过宜昌那一片荒滩河坝时，有人想买它和它妈妈，大把大把的银元。”
莫愁插话：“我和石柱哥哥才不干呢！”
牛抬眼瞪着人。
罗校长说：“只要这头大的良种牛还在，中大保证繁殖出大的、小的一大群荷兰NW良种奶牛。”
卢作孚说：“对，中大农学院有这本事！我在四川早想改良物种，被一帮前清遗老遗少拼命反对，这下子，大后方有了中央大学，有了六畜良种！”
人说话时，牛顾自走向饲养区，它听得那边有同类呼唤。石柱儿轻轻一唤，牛站下，回到人面前。莫愁轻轻一抚牛头，牛跪人前，她托起牛胸前铭牌，用手一拭。罗校长与卢作孚看清了——NW2。
卢作孚惊道：“去年南京中大那头小牛，长这么大了！”
石柱儿再一声唤，雾中走来一头小牛，模样跟一年前南京中大那头小牛一模一样，一到NW2跟前，就朝它肚子下拱。饲养区动物叫声大作，牛辨得其中牛叫，起身，向卢作孚与罗校长走来，二人赶紧分左右让开，小牛追着大牛，摇头摆尾，走向饲养区，没入雾中。
卢作孚叹：“没见过这样的大撤退！”
“11月3日攻陷首都，中大饲养员们就把这些牲畜用木船过江，由浦口、浦镇，过安徽，经河南边境，转向湖北，到宜昌……这一段游牧的生活，经过了大约一年的时间，这些荷兰牛、英国猪和用笼子骑在它们背上的美国鸡、北京鸭，可怜也受到日寇的压迫，和沙漠中的骆驼队一样，路上它们几千里长征的路线，每天只能走十几里，而且走一两天要歇三五天，居然于第二年到了重庆。我见它们到了，仿佛如乱后骨肉重逢一样，真是有悲喜交集的情绪。”三十多年后，罗家伦在台北回忆此事，写下《炸弹下长大的中央大学》。
离开中央大学，卢作孚去南开中学。张伯苓1936年在重庆创办的南渝中学，去年已更名为南开中学。
“当今中国名校，集中于四坝，你晓得不？”
“哪四坝？”
“你我脚下的沙坪坝，小河上行几十里的北碚夏坝，大河对门子的江津白沙坝，省城成都的华西坝。”
“四坝之说，我也听过。前三个是你说的，最后一个换成陕西古固路坝。”
路上，卢作孚听得两个路人说话，一个川音，一个下江口音，看样子都是教授，却不知是哪所大学的。没几步，就到南开，卢作孚一拐弯，离开二人，所以没听到“四坝”最终定论。卢作孚一进校门，就见校长张伯苓笑呵呵望着他。
“我就是来问下子，伯苓先生迁建沙坪坝的这所学校，还缺些啥子？”卢作孚道。
重庆商务专科学校占尽地利，不必迁建创建，所以复课比复旦、中大、育才、南开都早。
校长汪百闰接受校董会的建议，重开“川江航业史及其现状”一课。理由是：如今长江被裁为两截，若论大后方交通，只剩川江了。
汪校长花了半个月，才在江北青草坝找到泰升旗教授。教授正在江边摆残局与路人对杀。失去教职后，他便以此为生。校长看得落下泪来，赶紧把聘书递上去。校长本以为教授会双手哆嗦接过，谁知教授看也不看，探身、伸长了臂，把一只卒子拱到了底，然后便直勾勾盯着对手看，直到对手一声长叹，起身，掏出一张钞票扔在棋盘上。教授拾了钞票，这才回头。校长见教授说了句什么，没听清——教授背后的民生机器厂“咣咣”的敲击船体声太大……
泰升旗教授接到续聘后，回到阔别一年的讲台。第一课却不依旧例，不从光绪年第一条轮船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