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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人曹文杰用支票骗购的物品共价值人民币8000余元。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明：
1．被告人曹文杰供述，承认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
2．证人周红骄、乔颖证言证实叫“士海”的人用转账支票购买了有关赃物并发现支票透支。
3．证人李亚军证言证实，中际公司的物品存放在双联公司，由其保存，后发现少一本转账支票。
4．证人刘利民证言证实，一个年轻人卖给他4台卫星电视接收机。
5．扣押物品清单及发还物品清单。
6．分局工作人员到中际公司开户银行查询并证实，此单位支票只盖单位财务章无人名章同样有效。
（四）判案理由
被告人曹文杰盗窃印鉴齐全的空白转账支票并用其骗购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触犯了《刑法》第152条之规定，构成盗窃罪。鉴于被告人能够主动投案自首，且全部退赔了所造成的经济损失，认罪态度较好，可依法对其减轻处罚。
（五）定案结论
根据认定的事实和判案理由，依据《刑法》第152条、第63条、第59条第2款、第60条的规定，判决被告人曹文杰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6个月。起获之转账支票一本发还北京市中际电视艺术广告公司。
（六）解说
本案诉辩双方争论的焦点在于对被告人行为的定性，即究竟是定盗窃罪还是定诈骗罪。一审法院最后采纳了控诉方的意见，定盗窃罪，是正确的。理由：①根据两高《关于处理盗窃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盗窃能够随即兑付的支付凭证按实际兑现的财物价值认定。按两高的解释，支票印鉴齐全，如无数额按实际占有的财物价值计算。经银行鉴定，被告人所窃支票印鉴齐全有效；②被告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③被告人偷窃支票后的骗购行为系兑现支付凭证的行为。被告人盗窃中际公司的支票，其主观目的是非法占有中际公司的财物，而被告人行为只是实现其占有中际公司财物所采用的手段。事实上已占有了8000余元财物，主观目的已经实现。
另一种意见认为，被告人盗窃的支票因账户中无存款，实际上不能兑现，其犯罪行为主要表现为诈骗行为，应认定为诈骗罪。我们认为，被告人在窃取及使用支票时，并不知道账户中无钱，其主观上并没有骗取商店财物的故意，其兑现支票价值的过程中虽带有骗的性质，但经对本案进行全面分析应认定为盗窃罪。但在量刑时，考虑到本案中的具体情节可依法对其减轻处罚。（以上两个案例选自北京市海滨区人民法院编著：《审判案例选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0－17页）。
窃贼是社会的一大公害。在我国，无论是古代、近代，还是现代，窃贼的行为所造成的社会危害都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在法律方面对窃贼实行应有的制裁，以维护社会的安定，保护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是历代政府立法中必不可少的内容之一。制定法律，并且有效地运用法律，是遏止窃贼滋生和繁衍的重要手段。相信，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立法程序的不断完善，再加上执法部门对法律的有效运用，我国的盗窃案会越来越少，社会秩序也将日益安定。
东陵盗宝案
北伐战争刚刚胜利，蒋介石便以裁军养息为名，想借机削弱
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三个方面军的力量。这样一来，本就割据一方的军阀们顿时乱作一团，势力大的倒还沉得住气，纷纷也想趁机倒蒋，势力小的就慌了手脚，四周打量着寻找自己的出路。
正所谓乱世多盗贼，1928年7月，一支铁定会被蒋介石裁掉的军队在河北遵化制造了一起惊天大案——东陵盗宝案。
要想了解这起中国历史上的惊天盗宝案，就不能不说到故事的主角孙殿英。
孙殿英，名魁元，乳名金贵，1885年出生于河南永城县西杨楼村。其祖先原生活在永城县孙庄，因家贫举家迁至西杨楼村，依靠孙殿英的外祖母生活。孙殿英的父亲孙玉林虽是个农民，但游手好闲，懒惰成性。孙殿英还很小的时候，其外祖母和父亲就相继去世了，留下母子二人相依为命，世道正乱，人人自顾不暇，孙殿英的母亲因而也没时间管教幼子，渐渐养成了孙殿英任性刁蛮的性格。7岁时，孙殿英入私塾师从张景泰，顽劣异常，不好生念书，经常打架惹事，一次受到老师的严厉惩罚，恼羞成怒，一把火烧了学堂，自此闯下大祸，在村里再也呆不下去，孙殿英的母亲只好带着儿子回到孙庄，靠拾柴乞讨过日子，生活十分贫困。屋漏偏逢连阴天，在这段日子里，孙殿英染了天花，病愈后落了满脸麻子，人们叫他“孙大麻子”或“麻哥”，就是这样来的，当然，蛮横刁钻的孙殿英也从不避讳，有时还自称“我孙麻子”如何如何。
长到十三四岁时，孙殿英经常跑到附近的马牧集游荡，慢慢跟一些流浪少年混在一处，闲来无事时便聚在一起掷钱作赌，他在这时就已显出一些异乎同龄少年的脾性，比如他常将赢来的钱送给一些听话的伙伴，以笼络人心，日久天长居然“成长”为这帮浪荡少年的小头目。孙殿英从小便没怎么过过正常日子，仗着心计，他认为赌博来钱远比别的职业容易，就想以此为业。既入此途，需精其术，于是他经人引见拜嵩县老赌棍曹洛川为师，曹洛川也很喜欢这个脑袋能打转的徒弟，便带着他流浪串徙于许昌、嵩县、巩县、洛阳一带，赌徒都有自己的门道，逢集赶集，遇庙逛庙，吃喝玩乐，无恶不作，众所周知，在这一行里，谁的本领最高，谁就最能得人崇拜，飘飘乎俨然就是险恶江湖黑白两道的魁首。也许是从小的经历，孙殿英发誓要在这一行里混出个人物样来，因此，对于赌博，他一直精心钻研，久练成术，熟练地掌握了各种伎俩。
20岁时，自认赌术可独闯天下的孙殿英离开了曹洛川，谁知运气不好，第二年便在宜阳庙会上因聚赌被警察逮捕，关了3个月的大狱。但就是在狱中，孙殿英意外地结识了一位豫西的绿林人物焦文典，焦大头跟孙殿英刚一交谈，立刻就喜欢上了这个年轻聪明的后辈，两人相谈甚欢，焦文典还“勉励”孙殿英说，人生在世就是要做大事，要有大抱负，像赌博这类小技固然可以赢点小钱，但总不是长久之计，因为你总得要在人前低三下四，受制于人，而要想出人头地，就必须入伍，先当兵，再带兵，有了自己的枪杆子就有自己的一片天了，不用看着别人下巴说话，到了那般地步，就是另外一重境界了，这才是男人的大“事业”。
孙殿英一直把这段话当作“座右铭”，刚一出狱，孙殿英便立即行动，终于寻到了机会在毅
参考书目
1、李克非：《盗窃罪的立法沿革与比较研究》，载《政法论坛》1997年第3期。
2、刘柱彬：《中国古代盗窃罪的产生、成立及处罚》，载《法学评论》1996年第6期。
3、王应瑄：《试论我国古代的犯罪概念》，载《法学评论》1986年第3期。
4、向朝阳：《惯窃罪浅议》，载《法学与实践》1988年第2期。
5、刘明祥：《试论盗窃罪犯罪构成中的主客观相统一问题》，法学评论1985年第2期。
6、郭绪印编著：《旧上海黑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7、范春三 袁东旭编著：《旧中国三教九流揭秘》，中国社会出版社1997年版。
8、岳南著：《日暮东陵》，新世界出版社1998年版。
9、河北文史资料编辑部编：《近代中国土匪实录》，群众出版社1993年版。
10、曹英编：《民国巨凶首恶大纪实》，团结出版社1994年版。
11、骆宾生编、齐仁改写：《黑幕大观—旧中国军、政、匪、伶、娼之怪状》，春秋 出版社1989年版。
12、《上海滩黑幕》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2年版。
13、云游客著述、黄秀娴点校：《江湖丛谈》，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14、易水寒著：《中国江湖揭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15、侯宜杰：《袁世凯一生》，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版。
16、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编著：《审判案例选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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