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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私贸易的比重及转业问题。去年国营贸易的比重是百分之十九到二十，今年的比重是百分之二十四到二十五，我们要保持这个比例。私人方面要有加有减，有的行业要发展，不合社会需要的行业要倒台，要转业。这是个老问题，去年也讨论过。一九五○年提出转业方向问题时，我们答不出来，现在敢答了。我说方向多得很，钢铁、器材、汽油等方面都可以转，保你赚钱发财。这一点他们也看得很清楚。问题在哪里呢？就是职工转业问题。这个问题一时解决不了，还会拖一个时期。中国的失业问题我看还没有完全解决。是不是可以想一个干脆的办法，一下子解决这个问题呢？不可以。我们算了一下，百货公司一个人一天做的生意，能顶私人铺子五个人一天做的生意，就是说，如果私人铺子的店员有十个人失业，我们只能吸收两个人。只要我们在北京开一个茶叶公司，很多茶叶铺子就要倒闭。又比如夫妻两个开一个铺子，有事开门，没有事关门，如果把他们都吸收过来，又让他们干什么呢？这个问题不容易解决，我们现在还不能把他们全部包下来。
银行利息问题。银行利息要采取降低的政策，以利于工商业的发展。现在银行是月利三分，年利百分之三十六。这样高的利息是无法经营工商业的，资本家与其向银行借款经营工业，还不如把钱存在银行里生利。银行的利息要降低到什么程度呢？降低到接近战前的正常水平，或者稍高一点。比如降低到月利一分，或者一分多一点，年利百分之十到十五。降低银行的利息，对于工商业的发展是有好处的，因为银行利息降低了，资本家就愿意向银行借款来经营工商业。对于国营企业的经济核算也有好处，因为资本家自己能够向银行借钱经营工商业，国营企业就不必要向他们投资了。全国公私合营的银行有职工约一万二千人，私营银行有职工七千多人，共计一万九千多人。过去私人银行是靠存款利息和借款利息的差额吃饭的。银行职员的工资很高，等于我们的一个市长、部长或者局长的收入。现在利息一降低，银行收入少了，很大一部分私人银行就必然要倒闭，很大一部分职工要失业。在这些失业的职工中，我们只能招考一部分，招考来的也只能按照我们的标准待遇。我们现在是低薪制，从私人银行里招考来的人员就不能是高薪。
银行的利息以前为什么不降下来？第一个原因是当时物价稳定还不久，如把利息降下来，就会减少银行的存款，商人就会从银行里提钱到市场上抢购东西。现在这种危险已不存在了。第二个原因是怕私人银行倒得太快，增加失业人数。现在即使私人银行的七千多职工都失业，问题也不太大，何况一部分私人银行要继续维持，我们还能招七百来人，他们不会都失业。
税收问题。这个问题，我们历来跟资本家有争论。货物税（注「货物税——是一九五○年一月三十一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的《全国税政实施要则》中确定的一个税种，政务院同时公布了《货物税暂行条例》。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颁发的《关于税制若干修正及实行日期的通告》中，对货物税作了修订。一九五八年九月十三日国务院颁发了《工商统一税条例（草案）》，将当时工商税收中的四个主要税种：货物税、商品流通税、营业税、印花税合并简化为工商统一税。——第49、65、178、199页。」）（从前叫出厂税，也叫统税）争论不大。工商税（注「工商税——即工商业税，是一九五○年一月三十一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的《全国税政实施要则》中确定的一个税种。政务院同时公布了《工商业税暂行条例》。条例规定，工商业税包括营业税和所得税两部分。一九五八年九月推行工商统一税后，所得税部分独立为工商所得税，营业税部分并入工商统一税。——第49、65、96、107、178页。」）中的营业税是按照营业额的百分比来计算的，现在一般占营业额的百分之一到三，自从有了统一的发票制度以后，按照发票算帐，争论也不大。争论最大的是所得税。所谓争论，在税法上的争论也不大，主要是在技术上即计算方法上的争论。有争论应该用复议的办法解决。现在税务局有一个专门的复议委员会，有什么不公平的地方可以到那里去复议。我们的原则是：不应该收的钱一个不要，应该收的钱一个不少。你们要按照这条原则去处理。
要防止漏洞。只要一不小心，开一个漏洞，潮水就可以往里头钻，资本家就可以利用这个缺口来向我们进攻。比如滞纳金（所谓滞纳金，就是不按期缴纳税款者，按日计算，一天罚应纳税额的百分之三）就不能取消，取消了就会天下大乱。我们有一条规定，就是不管有没有争论，要先付钱，不付钱就要罚滞纳金，不能因为有争论就可以缓纳。如果说有争论就可以缓纳，他天天可以和我们争论，我们就会收不到税。在这一点上不能有任何让步。
印花税是不是要取消呢？印花税，过去叫凭证税，实际上是一种小营业税。一九五○年，上海资本家的代表曾建议取消印花税，当时我们说国家现在还处在困难时期，还应该继续维持。印花税还有一个作用，就是可以推算营业税，即有防止漏税的作用。资本家也最怕这一条。所以现在我们还不取消。
私营工厂的工人工资，也要有一个规定，一般不能超过国营工厂工人的工资。如果不作这样的规定，资本家就会在结帐时把赚来的钱都算成“工资”，他就可以少纳税或者不纳税。
资本主义经济在今天还是五种经济成（注「五种经济成分——指当时存在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和私人资本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一九五○年六月六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所作的《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报告讲到五种经济成分统筹兼顾，原文是：“在统筹兼顾的方针下，逐步地消灭经济中的盲目性和无政府状态，合理地调整现有工商业，切实而妥善地改善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第92、136、148、179、267页。」）分之一。只要资本主义经济存在，资本家就会在各种政策上跟我们有争执。税收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在税收问题上发生一些小的争执，甚至大的争执是不可避免的。对于这一点，我们要有充分的准备。
税收是国家的主要收入，现在占国家全部财政收入的百分之五十（财政收入其余的百分之五十，来自国营企业的占百分之三十，公粮（注「公粮——即农业税。由于农业税以征收粮食为主，故称公粮。公粮按夏秋两季征收，全年统一结算。在革命战争时期，公粮是人民政权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公粮仍然是人民政府财政收入的一项重要来源。由于这个原因，本书一些地方谈到财政收入时，往往把公粮、税收并列提出。这时所说的税收，指关税、盐税、工商税等，不包括农业税。——第7、18、30、40、48、53、63、70、76、85、90、96、99、113、127、144、179、205页。」）占百分之十五，其他占百分之五）。假如税收发生了问题，整个国家的财政就要发生动摇。因为征收的方法不同，税收还有畸轻畸重的现象。现在征税的方法有三种：一种是查帐，一种是民主评议，一种是定级定额。私商要求用查帐的方法征收，能不能都用这种方法征收呢？不能。比方上海，用查帐方法征收的有两千户，其税额占全部税收的百分之六十；用定级定额方法征收的有几十万户。如果都用查帐的方法征收，那就要把他们的帐簿都拿来查，需要多少人呀！那可做不好。对于这件事情，我特地征求了各省、市委书记的意见。我说，三种方法，不管你们用哪一种，只要能收到钱就行了。他们说，查帐征收的户数无论如何不能增加，铺子不大，每家铺子都有它的帐目，那里头的名堂可多啦！你怎么给他算呢？搞不赢他们。所以，查帐的面不能扩大，还是来一个民主评议，就是你自己讲，大家评，评了以后，如果不同意，还可以复议。当然，这中间可能发生畸轻畸重的现象，应该注意。两边吵架的事情还会发生，而且经常会有。我们有一点做得不合理，资本家就到处叫，到处传，一直传遍全中国。可是，偷税漏税他们不讲。我们的办法再好，他们还是要偷税漏税的，只要资产阶级存在，完全没有偷漏是不可能的。
有同志问：他们这样闹呀，叫呀，我们怎么办？回答是：听他们的正确意见，纠正我们工作中的缺点。但是我们要有一个根本的估计，这就是我们收的税大体上是恰当的。比如汉口，去年收的所得税近两千亿元的样子。所得税等于所得额的百分之二十五，亦即所得税的四倍就是他们的所得额。这样计算，汉口资本家的所得额是八千亿元。天津的资本家去年一年赚了多少钱？我们估计是两万亿元的样子。我们收了多少税呢？只收了三千亿元。如果按照所得税是所得额的百分之二十五来计算，天津资本家的所得额即是一万二千亿元。天津资本家是不是仅仅赚了这么多呢？我看不止。假设有人问：国家的税收是不是很重？这个问题一九五○年也有人问过，我说，不轻。我们说重也不好，说轻也不好，应该说不轻。世界上的事情就怪在这里，我们所有的税率都是接收孔祥熙（注「孔祥熙——（一八八○——一九六七），山西太谷人。曾任国民党政府财政部长、行政院长、中央银行总裁、中国银行总裁等职。这里所说的我们所有的税率都是接收孔祥熙的，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税率，是参照以前国民党政府的税率制定的。——第180页。」）的，而且还精简了一点，但是我们还比他们收的多。现在我们一年的税收，大约合二十三亿元光洋（注「银元——也称银洋、白洋、光洋、大洋等，是一种银币。一九三五年，国民党政府推行法币政策，禁止银元流通。抗日战争以后，由于国民党统治区通货恶性膨胀，银元又在市场流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银元由中国人民银行按规定的比价收兑，严禁流通。本书一些地方提到的银元，是借用来说明一定数量的人民币或其他物资的实际价值的。——第6、57、94、116、141、180页。」）。国民党在九一八事变（注「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驻在中国东北境内的关东军进攻沈阳。随后，向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全面进犯。驻守沈阳和东北其他地方的中国军队（东北军），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的命令，使日军得以迅速占领了东北三省。这次事件被称为九一八事变。——180、258。」）以前，包括东北在内，也不过收八亿到九亿元光洋。税率是他们的，我们还加以“精兵简政”，他们比我们收的少。所以上海的资本家说：“国民党复杂简单，共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