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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直接涉及成本，因为劳动的有效供给是一个固定不变的量。因为即使严格地规定了一年的工作时数（实际上却不然），而工作强度也仍然是有伸缩性的。
第三节 续前。
然而，如我们从工资的增加对个人所做的工作的现时影响推究到它在一二世纪以后的最终影响时，则这种结果也是肯定的。的确，虽说境遇的暂时改善将给许多青年人带来成家立业的机会；而富裕的持续增长，对生殖率的提高与降低，似有同样的可能。但另方面，工资的增长势必减少死亡率，除非父母对子女的保育漠不关心。如我们观察高工资对下一代人的体力和智力所起的影响，则这个论据更加有力。
因为有某种消费，如果它有某些减少，则工作就不能有效地完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是各级工作所绝对必要的。
的确，成年人或许牺牲他们的子女而成全自己，但那只不过使效率的减少推后一代而已。其次，还有习惯上的必需品，它们在风俗习惯上是这样的必要，以致人们一般地宁肯牺牲大部分所谓绝对必需品，而不愿弃其重大部分而不用。第三，又有日常嗜好品，有些人（虽不是所有的人），虽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也不愿弃而不用。很多这些习惯上的必需品和日常嗜好品是物质与精神进步的体现，它们的范围随时代和地域的不同而不同。它们的数量愈多，作为生产要素的人则愈不经济。但如果加以适当的选择，它们就在最大程度上达到一切生产的目的，因为那时它们提高人类生活的旨趣。
使效率所绝对必需的那种消费，有任何增加，都不是得不偿失的，它对国民收益之所取等于它对国民收益之所增。但增加不为效率所必需的那种消费，只能通过人对自然力控制的增进而加以解决。这种消费的增加可由于知识和生产技术的进步，组织的改善和原料来源的日益丰富和扩大，最后，由于资本的增长和达到任何既定目的的物质资料的增加。
可见，劳动供给如何紧密地适应劳动需求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结为这样一个问题。在一般人的现时消费中有多少是用以维持青年和老年人的生活及效率的必需品（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有多少是习惯上的必需品，这种必需品在理论上可以免却，但实际上很多人宁愿要它而不愿要某些真正用来维持效率的必需品。当作生产手段来看，又有多少是多余的，虽然，当作目的本身来看，有些当然是极其重要的。
如我们在前章开始时所指出的，早期的英国和法国经济学家几乎把劳动阶级的全部消费都列入第一类；他们之所以这样做，部分原因是为了简单，而部分原因是由于当时英国劳动阶级的贫困，而法国劳动阶级则更加贫困；他们曾断定，劳动供给会适应它的有效需求的变动，和机器的供给适应它的有效需求的变动一样，不过前者适应有效需求的速度远不如后者那样快。就现在较不发达国家的问题而言，我们所必须给予的答案和英法经济学家的答案是没有多大出入的。因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劳动阶级所能消费的，奢侈品最少，甚至习惯上的必需品也不多。他们报酬的增加引起人数的大量增加，从而使他们的报酬又迅速降低至仅能维持生活所需要的费用的原有水平线上。在世界上大多数的地方，工资几乎是按所谓铁律或铜律来规定的，这个规律把工资固定在培育和维持一个效率很差的劳动阶级的费用上。
关于现代西欧各国，答案却迥然不同。其所以不同，是在于近来在知识和自由、体力和财富，以及易于接近海外富饶的食物和原料基地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但的确，甚至在今日英国居民主体的大部分消费仍用于维持生活和体力；
用法也许不太经济，但也没有任何巨大的浪费。无疑的，某些恣意放纵是绝对有害的；但相对于其他的恣意放纵行为它们是在减少着，主要的例外也许要算赌博。其中大部分开支，作为培养效率的手段并不十分经济，但有助于形成灵机应变的习惯，并给生活带来多样性，缺了它，人们就显得闷闷不乐，停滞不前，耕耘虽多，而收获却少。大家都承认，甚至在西欧各国，那里的工资最高，那里的熟练劳动一般是最便宜的劳动。的确，日本的工业发展有一种倾向表明：某些很贵的习惯上的必需品可以弃而不用，而不致相应地减低效率。
虽然这种经验将来可以产生深远的影响，但它同过去和现在的关系不大。就人的现在和过去的情况而言，在西欧各国，有效率的劳动所得的报酬，不是大大超过用来补偿培养和训练有效率的工人并保持和充分运用他们的精力所需要的最低费用，这仍是真的。
于是，我们可以作出结论，工资的增加，除非在不健康的条件下赚取的，差不多总能增进下一代的体育、智育、甚至德育。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劳动报酬的增加，提高劳动的增长率。换言之，劳动的需求价格上升，使劳动的供给增加。如果知识、社会风尚和家庭习惯不变，则全体人民的劳力（假如不是人数的话）和某特定行业中的人数与劳力可以说有一个供给价格，意即有一定的需求价格水平使二者不增不减；价格较高，则二者增加，价格较低，则二者减少。
可见，我们又知道，需求和供给对工资起着同样的影响，其中是不容有轩轾的，如同剪刀之两边，拱门之双柱一样。工资有等于劳动纯产品的趋势，劳动边际生产力决定劳动的需求价格。从另方面来看，工资有同培养、训练和保持有效率的劳动的精力所用的成本保持密切关系（虽然是间接而复杂的）的趋势。这个问题中的各种因素都是相互决定（即制约）的；它偶尔使得供给价格和需求价格相等：工资既不是由需求价格又不是由供给价格决定，而是由支配供给和需求的一系列的原因来决定的。
关于“一般工资率”或“一般劳动工资”这些常用名词，须略加解释。在广泛地考察分配，特别是在我们考察劳动和资本的一般关系时，使用这些名词是方便的。但实际上在现代文明中无所谓一般工资率。在数以百计的工群（groupofworkers）中，各有各的工资问题，各有各的特殊原因（自然的和人为的），支配着供给价格并限制着它的人数；各有各的由其他生产要素对它的服务的需要所决定的需求价格。
第四节 续前。
一般利率一词也有类似的困难。但这里主要的困难是源于这一事实，即在某些特定事业（如工厂和船）上所已投下的资本的收入，本来是一种准租，而只有在所投资本的价值不变这一假设的基础上才可以看作利息。在此刻撇开这种困难不谈，并记得“一般利率”一词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只能适用于新的自由资本投资的预期纯收入时，我们可以略述关于资本增长的最初研究的结果。
我们已经知道，决定财富积累的因素很多，如习惯，克己和防患未然，而最重要的是家庭情感的动力。安全保险是财富积累的一个必要条件，知识的进步和文化的发展在许多方面也使它有所增进。但是，虽然一般储蓄除利率外还受许多原因的支配；许多人的储蓄很少受利率的影响，有些人决定给自己或他们的家庭获得一宗固定收入，利率高时，储蓄得少，利率低时，储蓄得多。可是，权衡各方面的情况之后，我们坚信，利率（或储蓄的需要价格）的上涨，有使储蓄量增加的趋势。
利息既为任何市场上使用资本的代价，故利息常趋于一均衡点，使得该市场在该利率下对资本的需求总量，恰等于在该利率下即将来到的资本的总供给量。如果我们所讨论的市场是一小市场，例如一城或进步国家中的一业，则当该市场对资本的需求增加时，可以从邻区或他业抽调资本，增加资本的供给，而迅速满足之。但是如果我们把全世界或一个大国当作资本市场，我们就不能认为，资本的供给总量，因利率的改变，而有迅速和大量的增加。因为资本的一般财源是劳动和等待的结果，利率提高，固然可以引人作额外劳作和额外等待，但在短期内，这种额外劳作和额外等待，较之现有资本中的劳动和等待，不会很多。所以在短期内，对资本的需求大量增加时，满足这种需求的增加，出于供给的增加者少，而出于利率的上涨者多。因为利率既涨，所以有一部分资本将从它的边际效率最低的使用中逐渐退出。提高利率，只能慢慢地、逐渐地增加资本的总供给量。
第五节 土地就需求对分配的影响和个人把资源用于生产的关系来说可以被看成是一种特殊形式的资本，但较之供给对分配的正常影响，它却与资本有所不同，而这是我们在本章中所要讨论的。
土地同人本身和人造出来的生产要素以及人对土地所作的改良，不能等量齐观。因为所有其他生产要素的供给，都按不同方式并在不同程度上适应对它们服务的需求，而土地却没有这种适应。任何劳动阶级的报酬剧增，有使该阶级的人数增加，或效率同人数两者一并增加的趋势；该阶级有效率劳作的供给既增，往往削减它对社会所提供的服务的价值。
如果人数增加，则各人的报酬率下降，直到原有的水平。如果他们的效率增加，即使每人的报酬或许比以前有所增加，则所增加的报酬出于国民收益的增加，而无损于其他生产要素。
这个论点适用于资本；但不适用于土地。所以虽然土地的价值和其他生产要素的价值有相似之处者，受上章末节所讨论的那些影响的支配；而不受此刻所讨论的那些影响的支配。
的确，从厂商或农场主的观点来看，土地只是一种特定。形式的资本。它也受前章中所曾讨论的需求规律和代用原则的作用的支配，因为现有的土地，像现有的资本品或某种劳动一样，有从一种使用转向另一种使用的趋势，直至进一步转移无利可图而后止。因此，就前章之讨论而言，一个工厂，货栈或一张犁（除去耗损等等）的收入和土地的收入是用相同的方式决定的。不论在那个场合，收入有等于该要素边际纯产品价值的趋势；在短时间内，该收入是由该要素的总供给量和其他要素对它的服务的需要来决定的。
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土地（指古老国家中的土地）并不受本章所述的那些反作用的影响。如报酬率增加对其他生产要素的供给的影响，从而对它们对国民收益贡献的影响，从而对其他生产要素购买它们的服务所用实际成本的影响。一工厂多建一层楼，或一农场多用一张犁，该楼或该犁一般不是取自其他的工厂或农场。国家给自己的企业增加一层楼或一张犁，如同个人给自己的企业所增加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