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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包容性的性格，如此这般狭窄的心胸，造成中国人两个极端，不够平衡。一方面是 绝对的自卑。一方面是绝对的自傲。自卑的时候，成了奴才；自傲的时候，成了主人！独独 的，没有自尊。自卑的时候他觉得自己是团狗屎，和权势走得越近，脸上的笑容越多。自傲 的时候觉得其他的人都是狗屎。不屑一顾。变成了一种人格分裂的奇异动物。
在中国要创造一个奇迹很容易，一下子就会现出使人惊异的成就。但是要保持这个奇 迹，中国人却缺少这种能力。一个人稍稍有一点可怜的成就，於是耳朵就不灵光了。眼睛也 花了，路也不会走了，因为他开始发烧。为了两篇文章就成了一个作家。拍了两部电影就成 了电影明星，当了两年有点小权的官就成了人民救星，到美国来念了两年书就成了专家学 人；这些都是自我膨胀。台湾曾经出过一个车祸，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的毕业生出去旅行，车 掌小姐说：「我们这位司机先生，是天下一流的司机，英俊、年轻。」那位司机先生立刻放 开方向盘，同大家拱手致意。这就是自我膨胀，他认为他技术高明，使他虽不扶方向盘，照 样可以开车。若干年前，看过一部电影。有一次，罗马皇帝请了一个人来表演飞翔，这个人 自己做了一对翅膀，当他上塔之前，展示给大家看，全场掌声雷动。他一下子膨胀到不能克 制，觉得伟大起来，认为不要这对翅膀照样可以飞，接看就顺看梯子往上爬，他太太拉他 说：「没有这个东西是不能飞的，你怎麽可以这个样子？」他说：「你懂什麽？」他太太追 他，他就用脚踩他太太的手。他到了塔上後，把盖子一盖，伟大加三级，再往下一跳，噗通 一声就没有了。观众大发脾气：我们出钱是看飞的，不是看摔死人的，教他太太飞。他太太 凄凉的对她丈夫在天之灵说：「你膨胀的结果是，害了你自己，也害了你的妻子。」
中国人是天下最容易膨胀的民族，为什麽容易膨胀？因为中国人「器小易盈」，见识太 少，心胸太窄，稍微有一点气候，就认为天地虽大，已装他不下。假如只有几个人如此。还 没有关系，假使全民族，或是大多数，或者是较多数的中国人都如此的话，就形成了民族的 危机。中国人似乎永远没有自尊，以至於中国人很难有平等观念。你如果不是我的主人，我 便是你的主人。这种情形影响到个人心态的封闭，死不认错。可是又不断有错，以致使我们 中国人产生一种神经质的恐惧。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台北有个朋友，有一次害了急病，被抬 到中心诊所，插了一身管子，把他给救活了。两三天之後：他的家人觉得中心诊所费用较 大，预备转到荣民总医院，就跟医生去讲，医生一听之下大发雷霆。说：「我好不容易把他 的命救回来，现在要转院呀。」於是不由分说，把管子全部拔下，病人几乎死掉，朋友向我 谈起这件事时，既悲又愤，我向他说：「你把那医生的名字告诉我，我写文章揭发他。」他 大吃一惊说：「你这个人太冲动，好事，早知道不跟你讲。」我听了气得发疯，我说：「你 怕什麽？他只不过是个医生而已，你再生病时不不找他便是了，难道他能到你家非看病报复 不可？再说，他如果要对付的话，也只能对付我，不会对付你。是我写的，我都不怕，你怕 什麽？」他说：「你是亡命之徒。」我觉得我应该受到赞扬的，反而受到他的奚落。我想这 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他是我很好的朋友。人也很好，他讲这些话是因为他爱护我，不愿意 我去闯祸。然而这正是神经质的恐惧，这个也怕，那个也怕。
记得我第一次到美国来，纽约发生了一次抢案，是一个中国人被抢，捉到强盗後，他不 敢去指认。每个人都恐惧的不得了。不晓得什麽是自己的权利，也不晓得保护自己的权力， 每遇到一件事情发生，总是一句话：「算了，算了。」「算了算了」四个字，不知害死了多 少中国人，使我们民族的元气，受到挫伤。我假如是一个外国人，或者，我假如是一个暴 君，对这样一个民族，如果不去虐待它的话，真是天理不容。这种神经质的恐惧，是培养暴 君、暴官最好的温床，所以中国的暴君、暴官，永远不会绝迹。中国传统文化里……各位在 《资治通监》中可以看到一再强调明哲保身，暴君暴官最喜欢，最欣赏的就是人民明哲保 身，所以中国人就越来越堕落萎缩。
中国文化在春秋战国时代，是最灿烂的时代。但是从那个时代之後，中国文化就被儒家 所控制。到了东汉，政府有个规定，每一个知识分子的发言、辩论、写文章，都不能超出他 老师告诉他的范围，这叫做「师承」。如果超出师承，不但学说不能成立，而且还违犯法 条。这样下来之後，把中国知识分子的想像力和思考力，全都扼杀、僵化。就像用塑胶口袋 往大脑上一套，滴水不进。一位朋友说，「怎麽没有思考力？我看报还会发牢骚。」思考是 多方面的事，一件事不仅有一面，不仅有两面，甚至有很多面。孙观汉先生常用一个例子， 有一个球：一半白，一半黑，看到白的那半边的人，说它是个白球。另一边的人，则说它是 个黑球，他们都没有错，错在没有跑到另一边去看，而跑到另一边看，需要想像力和思考 力。当我们思考问题时，应该是多方面的。
有一则美国的小幽默，一位气象学系老师举行考试，给学生一个气压计，叫他用「气压 计」量出楼房的高度，意思当然是指用「气压」测量高度。但那位学生却用很多不同方法， 偏偏不用「气压」，老师很生气，就给他不及格，学生控诉到校方委员会，委员会就问他为 什麽要那麽同答？他说：「老师要我用那个「气压计」来量楼有多高。他并没有说一定要用 「气压」，我当然可以用我认为最简单的方法。」委员会的人问他：「除了那些方法之外， 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学生：「还有很多，我可以用绳子把气压计从楼上吊下来，再量绳 子，就知道楼有多高。」「还有没有别的方法？」学生说：「还有，我可以找到这栋楼房的 管理员，把这个气压计送给他，让他告诉我这个楼有多高。」这个学生并不是邪门，他所显 示的意义，就是一种想像力和思考力，常使浆糊脑筋吓死。
还有一种「买西瓜学」，老板对伙计说：「你一出门，往西走，第一道桥那里，就有卖 西瓜的，你给我买两斤西瓜。」伙计一出门。往西走，没有看见桥，也没有卖西瓜的，於是 就空手回来。老板骂他混蛋，没有头脑。他说：「东边有卖的。」老板问他：「你为什麽不 到东边去？」他说：「你没叫我去。」老板又骂他混蛋。其实老板觉得这个伙计老实，服从 性强，没有思考能力，才是真正的安全可靠。假如伙计出去一看，西边没有，东边有。就去 买了，瓜又便宜、又甜。回去之後老板会夸奖他说：「你太聪了，了不起，做人正应该如 此，我很需要你。」其实老板觉得这个家伙靠不住，会胡思乱想。各位。有思考能力的奴隶 最危脸，主子对这种奴隶不是杀就是赶。这种文化之下孕育出来的人，怎能独立思考？因为 我们没有独立思考训练，也恐惧独立思考。所以中国人也缺少鉴赏能力，什麽都是和稀泥。 没有是非，没有标准。中国到今天这个地步，应该在文化里找出原因。
这个文化，自从孔丘先生之后，四千年间，没有出过一个思想家，所有认识字的人，都 在那裹注解孔丘的学说，或注解孔丘门徒的学说，自己没有独立的意见，因为我们的文化不 允许这样做，所以只好在这潭死水中求生存。这个潭，这个死水，就是中国文化的酱缸，酱 缸发臭，使中国人变得丑陋。就是由於这个酱缸深不可测，以至许多问题，无法用自己的思 考来解决，只好用其他人的思考来领导。这样的死水，这样的酱缸，既使是水蜜桃丢进去也 会变成乾屎橛。外来的东西一到中国就变质了，别人有民主，我们也有民主，我们的民主 是：「你是民，我是主。」别人有法制，我们也有法制，别人有自由，我们也有自由，你有 什麽，我就有什麽。你有斑马线，我也有斑马线…当然，我们的斑马线是用来引诱你给车子 压死的。
要想改变我们中国人的丑陋形象，只有从现在开始，每个人都想办法把自己培养成鉴赏 家。我们虽然不会演戏。却要会看戏，不会看戏的看热闹，会看戏的看门道。鉴赏家本身就 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我记得刚到台湾的时候，有一个朋友收集了很多贝多芬的唱片。有 七、八套，我请求他送一套或卖一套给我，他当场拒绝，因为每一套都由不同的指挥和乐队 演奏，并不一样。我听了很惭愧，他就是一个鉴赏家。
上一次美国总统竞选的时候，我们看到侯选人的辩论，从不揭露对方阴私，因为这样做 选民会免得你水准不够，丧失选票。中国人的作法就不一样，不但专门揭露阴私，而且制造 阴私，用语恶毒。什麽样的土壤长什麽样的草，什麽样的社会就产生什麽样的人。人民一定 要自己够水准，人民自己如果不够水准，还去怪谁？对一个不值得尊敬的人，我们却直着脖 子叫他万岁。那你能怪他骑到你头上？拿钱买选票这种事情，使人痛心，选民在排着队选 举，一看到人在付钱买票，有人就问：「怎麽不给我呀？」这种人还配实行民主？民主是要 自己争取的，不能靠别人赏赐。现在，常有人讲：「政府放宽多了。」这是很可怕的事情， 自由、权利是我们的，你付给我，我有，你不付给我，我也有。我们如果有鉴赏能力，就一 定要争取选举。严格选择对象。我们没有鉴赏的能力，连美女和麻子脸都分不出。能够怪 谁？好比说画画，假使我柏杨画了毕加索的假画，有人看到说：「这真好｜」花五十万美金 买下来了，请问你买了假画能怪谁？是你瞎了眼！是你没有鉴赏能力。可是在这种情况之 下。真的毕加系的画就不会有人卖了：假画出笼，真画家只好饿死。买了假画不能怪别人， 只能怪自己。就好像有一个人请来了一个裁缝师傅修他的门。结果把门装颠倒了，主人说： 「你瞎了眼？」裁缝师傅说：「谁瞎了眼？瞎了眼才找错人！」这个故事我们要再三沉思。 没有鉴赏力。就好像是瞎了眼的主人。
中国人有这麽多丑陋面，只有中国人才能改造中国人。但是外国人有义务帮助我们，不 是经济帮助，而是文化帮助。因为中国船太大，人太多，沉下去之後，会把别人也拖下漩涡 淹死。在座的美国朋友，请接受我们伸出的双手。最後一点，我的感想是：我们中国人口太 多，仅只十亿张大的口，连喜马拉雅山都能吞进去，使我们想到，中国人的苦难是多方面 的，必须每一个人都要觉醒。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个好的鉴赏家，我们就能鉴赏自 己，鉴赏朋友，鉴赏国家领导人物。这是中国人目前应该走的一条路，也是唯一的一条路。
谢谢！
原载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十五香港《百姓半月刊》；十二月一日纽约《台湾与世界杂 志》；十二月八日，台北《自立晚报》；十二月十三日洛杉矶《论坛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