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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呀？在闹中年危机，闹中年危 机的人怎么写作？中年危机闹了八年？我傻了眼，是不是太长了一点？以 下，是胡美丽在那个有阳光的冬日午后对我说的话。她穿着条脏脏旧旧的牛 仔裤，光着的脚搁在椅子上，向着阳光的脸庞，看起来还是那么任性。 龙应台，二十岁的时候，我以为世界上没有不可解决的问题，就是被 人口贩子拿去卖了沦为军妓，我都有办法再站起来，只要有意志力，人随时 可以拯救自己。堕落是弱者的自愿选择。 三十岁，我觉得女人只要有觉悟，她可以改变社会、改变自己。八五 年为什么写 《美丽的权利》？因为那个时候的台湾竟然还有女职员由于结婚 怀孕而被迫辞职——那是九年前，这情况在九年后改变了吗？没有！去年就 有一桩。这等于证明，写了文章也没用。 女人只是男人的一半！其实，有许多女人喜欢做男人的一半，有许多 男人喜欢做女人的全部，这都没问题，可是也有许多女人不想做人家的一半， 她只想做她自己的全部；一个公平的社会必须也给这样的女人有充分发展的 机会，不是吗？ “美丽的权利”也不过就是“充分发展的权利”。我当时所 希望看到的，也不过是，有一天，当你问一班外文系的应届毕业生 “毕业想 干什么”时，不会有三分之二的女生告诉你，她们想到贸易公司去当秘书！ 我当然不是说，这些女人都该改口说 “我们要去当老板。”世界上没这 么多老板，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可是这个社会架构认定了老板是男人做的， 秘书是女人做的，而女人又毫不怀疑地认同、拥抱社会所派给自己的角色， 这个社会未免太陈腐了吧？我以为，凭着女人的自觉，凭着人的意志力量， 这个陈腐的社会是可以改变的，而且它也已经有所改变，至少，没有哪个大 学校长再敢在会议场合叫我 “阿花”或“小姐”，你不能不说这是进步。 可是这进步算什么？ 《美丽的权利》还没写完，该骂的人还没骂到， 我做妈妈了，美丽的权利受到空前的考验。 生了孩子之后，你可以说是贺尔蒙在作祟，我不可自己地爱上了孩子， 不只是自己的孩子，在马路上走着叫着笑着闹着的孩子我都忍不住要多看两 眼。几年来还一直想着是否要收养一个不幸的孩子，让他分享我满溢的母爱； 只是因为对自己的体力不够信任，所以没有付诸行动。好吧，这样喜爱孩子 的人，当然不愿意将孩子交出去给别人养，我自己享受都来不及呢！ 谢天谢地，让我做个全职妈妈吧！ 咦！为什么你得带孩子呢？爸爸到哪里去了？你应该和他五十比五十 地分担呀！ 一个二十二岁的绝顶聪明的新女性向我质问。她在大学里学建筑，通 四种语言，将来要做世界一流的建筑师。 呃——因为我喜欢小孩，我喜欢看他们在公园里纵情奔跑，喜欢听他 们牙牙学语，喜欢看他们吃得饱饱的，喜欢看他们睡着的脸庞，尤其喜欢抱 着孩子的感觉可是爸爸的百分之五十呢？年轻的女孩振振有辞地：你的女性 主义哪里去了？我的女性主义——我有点给她惹毛了——我的女性主义所要 求的，是社会给予不同需求的女性都有发挥潜能的机会。我现在想发挥的就 是一个全职母亲的潜能。做爸爸的那个男人碰巧没有像我这样强烈的需求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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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趣，因此这是另一种形式的公平分配。五十比五十是假平等，配合个人需 求的才是真平等，你懂不懂？未来的建筑师不置可否。 台湾来访的朋友，不熟的，进门来见到两个又蹦又跳的小孩马上就会 问：“孩子交给谁带？”对不起，胡美丽自己带：家里住着的所谓“保姆”， 其实只管打扫。这个世界是怎么回事？好像受过多一点教育的女人就该不屑 于做母亲似的。我生的，我爱养，怎么样？然后，渐渐的，我觉得可以出去 教一两门课，偶尔出远门旅行个三四天，透透气，带孩子既是全职，那么我 也得休假呀！ 现在，轮到那个做爸爸的男人振振有辞了：你怎么能走？孩子怎么办？ 我说，保姆可以暂代呀！你可以早点下班帮忙呀！ 不行，男人说，孩子需要母亲 （这可是你胡美丽自己说的），保姆无可 取代。而我呢，我下班回来已经累惨了，不能再带小孩。 胡美丽当场呆掉。 于是我对男人咆哮，嘿，平时我担负了教养孩子百分之九十的责任， 那是因为我喜欢，不是因为我 “活该”，你懂吗？现在，我只想把我的部分 改成七十，你挑上百分之三十，你竟然抱怨？太过分了吧你！ 在和男人斗争的同时，有一天带着孩子去一个澳洲朋友家的聚会。女 主人安妮把我介绍给另一个客人，一个五十来岁看起来是个成功的商人的男 人 （凡“成功”的人都会有一种让你知道他 “成功”的眼神和姿态）。当安 妮说，“美丽是个作家”时，成功的男人慈祥地答道：“很好！那您可以赚点 儿外快帮孩子付幼稚园的学费！”我张口结舌地看着这个面带慈祥微笑、自 信满满的五十岁的成功的德国男人。 如果安妮介绍的是个男人，如果安妮说：“这位李大伟先生是个作家”， 这个成功的男人会不会慈祥地说：“很好，李大伟先生，那您可以赚点儿外 快帮孩子付幼稚园的学费？”看着这个男人的嘴脸，真可以给他一巴掌，可 是，我只是由于太过惊讶而目瞪口呆地看着他，同时理解，这真的不是他一 个人的问题，他的背后站着成千上万的男人——德国男人、中国男人、世界 上的男人——以同样的眼光看着女人，慈祥的、友善的、绝对屈尊的眼光。 在金殿酒店将女秘书灌醉尔后强暴她的男人，想必也有着类似的眼光。 回到家，想跟家里的这个男人继续抗争。晚上，男人回来了，两眼浮 着过度疲劳、睡眠不足的血丝，他头痛欲裂，他心情沮丧，他的手因为工作 压力而微微颤抖，他的心脏因为缺少新鲜空气和运动而开始不规则的跳动， 他像一个泄了气的球，被弃置在角落里。 你说我应该去和他争回我应有的权利吧！现在，我应该对他说，我带 了一天孩子，现在轮到你男人了。然后“砰”地关上门，我去看电影，或者， 拎起行李上机场去了。 可是我没这么做。我给他倒了杯葡萄酒，放了热水在浴盆里，在热水 中滴上一些绿油精，准备好一叠睡衣，然后呼唤他。在他入浴盆时，我说： “你再这样下去，不到五十岁你就会死于心脏病。”那么，你问我，我是不 是就从此心甘情愿地让孩子锁在家里呢？没有，我出门的时候，保姆代劳。 保姆代劳，和我分担了对孩子的责任，而那精疲力竭的男人也得到一 点休息；用这个方式暂时解决了我的难题，但是并没有为这个时代的新女性 回答任何问题：有了孩子的男人和女人如何在养育儿女和追求事业之间寻找 平衡？国家必须介入到哪一个程度？ （不要告诉我像中国大陆那种“全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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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有任何优点，我坚持我的偏见）“男主外、女主内”，如果不是自由选择， 就不公平，但是男女都主“外”的时候，“内”由谁来主？如何平等地主“内”？ 谢天谢地我负担得起保姆，但不是每个人都能用我这个方法来解决问题。我 喜爱孩子，所以不忍心将孩子托给他人照顾；我喜爱我的工作，所以我舍不 得为了孩子完全放弃我的事业。我主张男女平等，所以不允许男人认为 “男 外女内”是天职；可是当我面对男人因工作压力而疲惫不堪的脸孔，我又不 忍心在他肩上再堆上一份压力，即使那是本属于他的一份。 也就是说，我矛盾、我困惑，我这个所谓新女性一旦受到考验，竟然 不知所措。 （别告诉我西蒙波娃懂什么；她根本就不知道小孩是个什么东西。给 我一个更好的例子！）一个如此矛盾、困惑、不知所措的人，她若是继续写 文章告诉她的读者女人该怎么做女人——那她岂不是伪君子？我可以不聪 明，但我不可以虚伪。 所以，四十岁的我，发觉一旦加上孩子这一环，男女平等的问题就变 得双倍的复杂。 更何况，人走到中年，难免要问：这下一半的路是否仍旧这样走下去？ 现代人怀疑一切、质疑一切，婚姻这个机构更不能免。在我看来，婚姻与个 人的关系就如同国家机器和公民的关系。一个人需要安全，所以要婚姻，也 要国家；但是人又渴求自由，随时有想逃避婚姻、反抗国家机器膨胀的欲望。 婚姻和国家机器一样，两者都是必要之恶。 我自己？我是荒野中的一头狼，喜欢单独在夜间行走，尤其在月光笼 罩的晚上，有口哨声的时候。 其他你就不必问了。这个世界有太多的问题最后只有自己知道答案。 或者没有。 一九九四年三月八日国际妇女节 这一次，她点燃的是一堆灶火 张晓风 0 如果我直截了当地说：“哇！这本书好棒，你真该看一看！” 你会不会觉得我太俗气了？1 龙应台这女人，你应该是知道的，如果在龙应 台的名字后面加个空格，你会填上什么？专栏作家？文学博士？台湾文学的 教授？野火点燃人？中国时报特派记者？？？如果允许你填二十个答案，你 会想到 “母亲”这个官衔吗？2“黑森林”对我来说只是一种巧克力蛋糕的诡 异名字，但对龙应台来说，居然是沿着她家后院走走就可以走到的地方。这 种事情简直是神话，我拒绝相信是事实，怎么可以，怎么可以，一家人就拥 有一座林子？而在那里，在那春来蔷薇满架的院落里，她埋头致力于自己最 艰巨的事业：她在养孩子，养她的两个孩子。 3老大是在台湾生的，如果要说得更确实一点，是个 “淡水囝仔”。 满月酒那天席开二十桌吧？对老中来说，那是用 “办桌”方式办的满 月酒，喧嚣热闹。对孩子的另一半德国血统而言，那天是他的 “受洗日”， 当天真有牧师来为婴儿施洗。典仪在淡水一栋古居中进行，那红砖三合院有 六十年的屋龄，一棵含笑花长得跟屋子等高，开满一树香甜。那阵子他们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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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有淡江大学的学人宿舍可住，却偏偏租下这栋空屋，两人一度象征式地拥 有那一片中式庭院。 古厝、受洗加办桌——我想这家人的婴儿抚养过程一定很精彩，却恐 怕不免鸡飞狗跳，险象环生的镜头吧？4“我去隔壁喂奶！”朋友聚集，她忽 然说一声，便起身走开。有人跟过去继续聊，她也就坦然哺乳，倒像三四十 年前的村妇。 我自己其实也主张给孩子吃人乳，但我当年家中如果来了亲友，我却 不免遮遮掩掩，还特别做了一件荷叶边的云肩，让婴孩在 “布罩子”下进餐。 我对自己和龙应台间的差异不免兴起几分研究的兴趣。 5我很少羡慕别人，如果羡慕了，那也只肯羡慕其人的某一部分。当然， 我也并不太羡慕我自己。 我对龙应台能写出这么好的一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