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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方面还有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如唐代河中府官妓崔徽因恋人裴敬中调任，不能相从，便“情怀抑郁”，乃至“发狂疾卒”。青州官妓段东美因情人薛宜僚病死竟素服哀号，抚棺一恸而卒。太原妓与欧阳詹相恋，“约至都相迎。别后，妓思之疾甚，乃刃髻作诗寄詹，绝笔而逝。”作为妓女，她们的性和爱在多数情况下是分离的、畸形发展的；但她们追求性与爱的统一，有时也能统一，不过社会的重重压力和矛盾往往使好事多磨，形成了一出出的爱情悲剧。
事实上，做了官吏的人，侍妓宥酒之宴饮，无法避免，也无虑乎诽谤羞辱。自明以迄清季，金陵夫子庙前的污浊的秦淮河，即为许多风流艳史的产生地。这个地点的邻近夫子庙畔，是适宜而合于逻辑的，因为那是举行考试的地点，故学子云集，及第则相与庆贺，落选则互相慰藉，都假妓院张筵席，直至今日，许多小报记者犹津津乐道其逛窑子的经历，而诗人学者都曾累篇盈牍的写其妓寮掌故，因而秦淮河三字极亲密的与中国文学史相追随着。
中国娼妓的风流性，文学性，音乐性，以及和政治关系的重要性，无需过分渲染。因为上等家庭的妇女不玩弄丝竹、绘图吟诗，文学程度也不太高，文人们不断寻找女性的文艺伴侣，娼妓因而培养了诗画的技能，因为她们不须用“无才”来作德行的堡垒，遂益使文人趋集妓院酒楼。每当夏夜风清，文人们静坐于画舫中听着那些来来去去的灯船上的姑娘唱着热情小调儿。在这样的环境里，文人逐多寻访这种艺妓，她们大都挟有一技之长，或长于诗，或长于画，或长于音乐，或长于巧辩。在这些天资颖慧，才艺双全的艺妓中，当推董小宛允称个中翘楚，最为一般所爱悦，后来她嫁给名士冒辟疆为妾。至其攸关一国政局兴衰者，亦复匪鲜，例如明末的陈圆圆本为吴三桂将军的爱妾，李自成陷北京，掳之以去，致使吴三桂引清兵入关，原谋夺还圆圆，谁知这一来大错铸成，竟断送了明祚而树立了满清统治权。可异者，吴三桂既助清兵灭亡明室，陈圆圆乃坚决求去，了其清静之余生于商山特建之别院中。还有李香君，她是一个以秉节不挠受人赞美的奇女子，她的政治志节与勇毅精神愧煞多少须眉男子。当时她的爱人迫于搜捕之急，亡命逃出南京，她遂闭门谢客，不复与外界往来，后当道权贵开宴府邸，强征之侑酒，并迫令她欢唱，香君即席做成讽刺歌，语多侵在席的权贵，把他们骂为阉竖的养子，盖此辈都为她爱人政敌。
中国才女的史迹，可以在薛涛、马湘兰、柳如是等几位青楼名妓的身世中找到。青楼妓女不同于一般普通放浪的卖淫妇。她须得受人的献媚报效。青楼女子经验丰富，手段娴熟，固不难略施小技，把男子压倒在石榴裙下，服服帖帖。妓女于是能让许多文人尝到浪漫的恋爱滋味；而中国妻子则使丈夫享受比较入世的近乎实际生活的爱情。有时这种恋爱环境真是扑朔迷离。至如杜牧，经过十年的放浪生活，一旦清醒，始归与妻室重叙。所谓“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也。有的时候，也有妓女而守节操者，象杜十娘。另一方面，妓女实又继承着音乐的传统，没有妓女，音乐在中国恐怕至今已销声匿迹了。妓女比之家庭妇女则反觉得所受教育为高，她们较能独立生活，更较为熟悉于男子社会。其实在古代中国社会中，她们才可算是惟一的自由女性。妓女之能操纵高级官吏者，常能掌握某种程度的政治实权，关于官吏的任命，凡有所说项，有所较议，胥取于她的妆闺之中。
方圆实战：朋友相交，轻天理而重人欲
古来朋友相交皆应重情轻理，但纪晓岚作为一个封建官僚，尤其是作为一个士子文人，能以情交友，真情流露，这是他天性率真，本性善良使然，也是他的一大“癖好。”
孟子讲心性工夫，首在扩充四端——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他肯定仁、义、礼、智四端的表现，皆根于人的道德心体，即本然之善性，人只要顺着四端的表现，扩而充之，则行无不善。问题是在现实人生中，因有众多的欲望，交战于心，使道德心体忽现忽隐，若存若亡，孟子对这种灵肉之战的现象，有深刻的体会，他称之为“梏之反覆”。在梏之反覆的过程中，自然形成心体与人欲之间的对立，孟子心性工夫的进一步发展，就在如何克制此对立，使道德心体能顺畅地表达。宋儒变化气质之说，是在理、欲这一层对立之外，发现了另一重的对立，此即天地之性（义理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对立。这一发现，为儒家的道德工夫论，开辟了一块新天地。
气质之说，始于宋儒张横渠，他认为人有天生的气质，美，恶，刚、柔，缓，急，偏，正，是它的属性。这些概念不是描述气质的某些特质，宋儒提出来，主要是因气质造成心体表现的障碍，是从消极面去了解它。横渠说：“形而后有气质之性，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存焉。”“善反”乃反求于心，与孟子“求放心”之义相同，指出转变气质，畅通心体的途径。
朱熹承横渠之说，对气质之性有进一步的发挥。如对气质之偏，就有较详的解说：“今人有聪明，事事晓者，其气清矣，而所为未必皆中于理，是其气不醇也。有谨厚忠信者，其气醇矣，而所知未必皆达于理，则是其气不清也。”
如何变化气质？朱熹主张从“德”与“知”同时下手。他说：“惟学为能变化气质，若不读书穷理，主敬存心，而徒切切于今是昨非之间，恐其劳而无补也。读书穷理，是扩充知识，足以使气清，主敬存心，是要从心性直接下工夫，足以使气醇，如此内外挟逼，气质日化于醇清，道德自然日进无疆。
朱熹倡导的“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信条，被纪晓岚讥讽的一无是处，他借鬼狐故事讥讽那些理学信徒口是心非，私念纷纷。对他们这种可笑面目，纪晓岚把他们揭露得淋漓尽致。
肃宁有一教书先生，喜讲程朱性理之学。有一天，一游脚僧至教馆化缘，教书先生却总不出来接待，而游脚僧也很固执，所以木鱼声不断，自早晨一直敲到中午。教书先生很恼火，赶出来责问到：“何方和尚，敢来扰乱清静？”
“多有得罪，阿弥陀佛，贫憎请求布施。”和尚于是很有礼貌地回答。
“你们本是异端，”教书先生不屑地说，“只有愚蠢的小民，才会上你们的当。我们这里全是圣贤，你别作妄想。”
和尚笑着申辩说：“佛家募化衣食，如同儒生而求富贵，同样失却本来面目，先生何故相欺？”
教书先生大怒，拿起鞭子便来驱赶，和尚只好抖抖衣服离开，却故意丢下一只布袋。
教书先生见和尚走远，摸摸这只布袋，里面全是丁当作响的铜钱，大吃一惊，心想：和尚可能再来，等一会儿再作计较。
谁知等到天黑，和尚还未回来。那些弟子早就心痒痒的，想从布袋中取钱。教书先生禁不住弟子催促，要弟子算清再取。岂料刚一开袋，群蜂拥出，螯得教书先生和弟子们鼻青脸肿，号啕呼救。
这时，和尚忽然推门而入，大笑道：“难道圣贤也盗窃他人财物么？”提起布袋就走。临走又合掌对教书先生说：“异端触犯圣贤，莫怪，莫怪！”那些围观的人，个个笑得前仰后合。
这个故事对那些表里不一，言行不一的两面人，作了尖锐的针砭。
有两个相邻的村落，各有一个教书先生，他们皆以信奉道学自任。有一天，两人相邀聚众讲学，听讲的生徒很多。双方辩论天性，剖析理欲，义正辞严，正襟危坐，如对圣贤。然而正当两人说得天花乱坠的时候，忽然扑面刮来一阵微风，吹来几张纸片，飘飘扬扬地落在门前的石阶上。
生徒们好生奇怪，都抢着拾，可拾起来一看，不觉“呵……”的一声惊叫起来。
原来吹来的纸片，不是别的，而是这两位先生密谋夺取寡妇田产的信函。
这故事也是讽喻那些两面人的。道学家强调明心静性，先心化后形化，其实心未化形更未化，只是表面冠冕堂皇而已。
有一位书生，人很老实，但以道学自诩，每每以礼责人。他的一位朋友已服丧三年，五月除服，准备七月纳一侧室。他得知了这消息，便连忙写信给友人劝阻说：“除服未三月而纳妾，可知你早有此志。岂不闻《春秋》记事重动机，故鲁文公不敢在丧中娶妇。然有此心，如同丧娶，作为你的朋友，我不敢不如实劝告。愿尊兄教我。”
不久，这位书生的妻子回娘家，临行前还约定了返回的时间，可却提前一天回来了。书生也不细问原因，因相别日久，便与妻子相拥相抱，极尽缱绻。
岂料第二天，又有一个妻子模样的人进得家来。书生一见大惊，急入内室查看昨天归来的妻子，岂料人迹杳然，原来那是一个狐精。昨夜一夕之欢，吸去他大量精气，书生自此日渐消瘦。
他的那位纳妾的朋友听说此事，也写来了一封信给他：
“夫妇相交，原是正理。狐魅假形，非意料中事。然而一夕之欢，大损真元，不是恣情纵欲不至如此。难道是男欢女爱就无法节制吗？而邪不胜正，前代贤人从未有遇妖之事，独独此妖公然犯你，岂非先生德行尚有不足吗？因为你是贤者，苛求贤者是《春秋》笔法，作为朋友，我也不敢不告，你有何教我？”
书生拿着这封信，面色发紫，一句话也说不出。
纪晓岚讲的这些故事，表明了他对天理与人欲的基本看法。所以，他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欲望，朋友相交，轻天理而重人欲，做到真情流露，毫不隐瞒。他“日食肉十数斤”，但谷米之物从不入口；他饮茶以闽茶为上乘，茶道十分了得；他吸烟尤为一绝，烟枪之大，国中无朋，以至有“纪大烟袋”之诨号。他一生“颇蓄妾媵”，一点也不隐瞒自己的“好色”，“年已八十，犹好色不衰。”他率性、率情，在洒脱中让人复归于本真；他旷达、随缘，在“世事如棋”中找到适意的人生。
方圆实战：癖好相当者，才亦相当
与纪晓岚生活在同时代，且以文才齐名的是浙江钱塘（今杭州）人袁枚。袁枚也是乾隆年间的大才子。当时又有“南袁北纪”的说法，南袁便指袁枚，北纪指纪晓岚。袁枚字子才，号简斋，乾隆四年进士，是清代大诗人，有《小仓山房集》、《随园诗话》等70多卷，对后世影响很大，笔记小说《子不语》等也是名噪一时的佳作。袁枚仕宦生涯不上10年，只做过知县。36岁便辞官侨居江宁，筑室金陵小仓山，论诗讲学，纵情山水。他诙谐博学，诗才横溢，故文坛上将他与纪晓岚合称为“南袁北纪。”
袁枚比纪晓岚大几岁，也比他早死几年，一生活跃在乾隆朝。他的诗名很大，为乾隆三大家之一（三大家另两家为蒋士铨、赵翼）。蒋土铨题辞说：“我读随园诗，古多作者我不知。古今只此笔数支，怪哉公以一手持。”表示对他的倾慕。
纪晓岚对袁枚的文才颇为钦佩。他在《阅微草堂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