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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傅恒的这些作为遭到了以耿直闻名的孙嘉淦的指责。当时，孙嘉淦应邀往谒其邸，未等入座，即仓促离府。傅恒大惑不解，追问其故，孙嘉淦直言不讳，说他不宜居此，并要缮疏弹劾。傅恒长跽认过，立改其制，孙嘉淦乃入席，欢饮终日而归。
傅恒以奢侈违制逾常格，这在等级森严的专制政治中，已有僭越之嫌。但他却能二十余年如一日，始终得到乾隆的宠信，其中的奥秘除了他能以平和待人，不树政敌之外，更主要的是傅恒牢牢把握了以皇权独尊的信条和原则，所谓“文忠（傅恒）承志行旨，毫不敢有所专擅。”
尽管如此，乾隆仍然不时对傅恒加以训教。在他看来，傅恒虽然功高忠谨，矢志用命，但却难免有急功好利之心，自金川之役乾隆就已隐隐感到了这一点。所以，他不能不对傅恒日益增长的威望和权势有所担心，担心傅恒会因此而忘形，滋生骄态。
一次，乾隆御门听政。按照常例，大臣应该先行上朝，恭候皇上圣驾。可是这一天，傅恒因事来迟，他深知乾隆的禀性，害怕遭到谴责，因而一路小跑，踉跄而入，以致于到了皇帝面前还上气不接下气，喘息不定，惹得站在一旁的御前侍卫望着他那发胖的身躯笑个不停，忍不住打趣地说：“相公身肥，故而喘吁。”
这本是一句十分随意的玩笑话。不料，就在傅恒还没喘匀大气之际，乾隆却接着侍卫的话音抢白说：“岂唯身肥，心亦肥也。”
这绝不仅仅是对傅恒的姗姗来迟的指责，乾隆最忌大臣因骄愎而目无君主。傅恒的迟误，使他的自尊受到了损害，尽管他并不怀疑傅恒的忠心，但是，他还是要警告他，提醒他，不可“心肥”，不可有侵擅之为。
傅恒虽说早有受责的思想准备，却不料乾隆出言如此之重，弦外之音如此之耸听。因而，听到乾隆说他“心肥”，立即免冠叩首请罪，一连数日神色不宁。
而类似的事情不只此例。
乾隆三十三年，江苏巡抚彰宝、两淮盐政尤拔世弹劾历任两淮盐政藉端侵肥一案鞠实后，吏部侍郎、原任两淮盐政高恒以侵贪匣费之罪论斩。
高恒是高斌之子，高贵妃的兄弟，与傅恒一样，同是乾隆皇帝的妻舅，为椒房懿亲。事发之后，乾隆恶其贪暴，于秋审勾决之日，秉笔欲下。
傅恒见皇帝裁度从重，高恒难免一死，便代为求情，说：“愿皇上念慧哲皇贵妃之情，姑免其死。”
乾隆一向很给傅恒情面，无论他所荐之人，所论之事，乾隆都能在不损害皇权独尊的前提下给予考虑，或从其所议，或有所损益。可是这次乾隆非但没有答应，反而毫不客气地反诘说：“若皇后兄弟犯法，当如之何？”
这无异于当头一棒，傅恒不由得惶惧失色，他完全没有想到乾隆会把他同高恒联系起来，更没有想到乾隆会直接问他皇后兄弟犯法当如何处置。这时的傅恒早已不是那个刚刚登上相位的年轻宰辅，整整二十年的执秉钧轴，使他深知乾隆此话的分量，更明白乾隆杀一儆百的用心，作为皇后兄弟的他，虽贵为一国之相，但如若违背了皇帝，也难免有杀身之祸，高恒就是他的前车之鉴。因而，高恒的死，使他隐约感到一种潜在的威胁已在向他袭来，他不能不由此更加谨慎，更加小心。
野史说，傅恒妻子绝美，乾隆为与之交欢，屡次派他出征在外。傅恒心有不悦，有时发些小牢骚。傅恒之子福康安长大后，相貌酷似乾隆，民间即有“皇帝占相妻，生子福康安”之传。乾隆三十五年，傅恒征缅班师，染疾而终。
心肥有二种，一是贪心不足，二是权力欲极强。对于第一种“心肥”，乾隆一般尚能容忍，但也杀了无数贪官，对第二种“心肥”，乾隆没有商量余地：杀无赦。纪晓岚“体肥”，但他常以“心肥”为戒。一生以廉洁相持，在写给他几个子女的信中详细阐明“心肥”之害，劝导他们要自食其力：
古语云：跻愈高者陷愈深。居恒用是兢兢，自奉日守节俭，非宴客不食海味，非祭祀不许杀生。余年过知命，位列尚书，禄寿亦云厚矣。不必得寸进尺，希得圆满，盖为子孙留些余地耳。尝见世禄之家，其盛焉，位高势重，生杀予夺，率意妄行，固一世之雄也。及其衰焉，其予若孙，始则狂赌滥嫖，终则卧苹乞丐，乃父之尊荣安在哉！此非余故作危言以耸听。吾昔年所购之钱氏旧宅，今已改作吾宗祠者，近闻钱氏子已流为叫化，其父不是曾为显宦者乎！尔辈睹之，宜作为前车之鉴，勿持傲谩，勿尚奢华，遇贫苦者寓抚恤之，并宜服劳。吾特购粮田百亩，雇工种植，欲使尔等随时学稼，将来得为安分农民，举是余之肖子。
古人以不贪为满，纪晓岚在乾隆朝贪官奇多的大环境中能独善其身，可以说是十分难得。他限制个人的私欲，以“心肥”为戒，不追求至极，颇得古人“花开七分为最美”之意。
方圆实战：得意时毋大快意，失意时毋大快口
纪晓岚说：“得意时毋大快意，失意时毋大快口。”是讲一个人得志的时候，不要高兴得忘乎所以，遇到挫折和失意的时候，也不要怨天尤人，牢骚满腹。要对自己的时运心中有数。为了行动，也为了全身心投入，须得对自己的时运有所把握。这比弄清脾气和体格特征还重要。要想驾驭时运需要极高超的本领，尽管永远无法明白她那反复无常的行为，但毕竟可以耐心等待时来运转。如果你运气不佳，那就暂缓行动，退而自省，以免后车之覆，遭祸丧生。即使时运相继而来，也不可春风得意，须知福祸双生。
纪晓岚有一个朋友叫陈文勤，陈文勤曾经扶乩问涉世之道，据说当时的降坛乩仙是福建籍的大学土李光地，李光地是康熙年间的理学名臣，他曾亲历当时的三藩之乱等重大历史事件，牵连其中的有福建耿精忠叛乱。他与著名学者、《古今图书集成》的编纂者陈梦雷卷入其中。后来他攫取朋友陈梦雷向清廷上报耿藩事变的信件为己功，而得康熙皇帝的宠信，而陈梦雷则因此事件而遭流放东北。李光地此举曾受到时人及后人的鄙视，他确实是康熙年间的一个世故人，一生身居要职，成为清代政坛上著名的不倒翁。
李光地的判词说：“得意时毋大快意，失意时毋大快口，则永保终吉。”陈文勤听后大为佩服，坚守终生，并对门人说：“得意时毋大快意，稍知利害者能之；失意时毋大快口，则贤者或未能。夫快口岂特怨尤哉，夷然不屑，故作旷达之语，其招祸甚至怨尤也。”纪晓岚与朋友表示认同。
纪晓岚还由此想起自己高祖的友人、河间诸生宋大壮的两句赠诗：
狂奴犹故态
旷达是牢骚
纪晓岚觉得与乩仙指示的是“重规迭矩”，其意酷似。对于如何才能做到得意时毋大快意，失意时毋大快口问题，纪晓岚认为要淡泊名利。
他曾说过死亡的问题：“四海之中，一日之内，死去的人不知其有多少，前生逋负者，安得如许之众？而死生转毂，因果循环，如恒河之沙，积数不可以测算；又如太空之云，变态不可思议。这实在是难拘以一格的。然而考虑其大势，则冤愆纠结，生于财货者居多。老子曰：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人之一生，大概无不从属于此。可天地生财，只有此数，此得则彼失，此盈则彼亏。机械于是而生，恩仇于是而起。业缘报复，延及三生。如果能看到谋利者之多，就可以知索偿者之不少了。司马迁有言：怨毒之于人，甚矣哉！君子宁信其有，或可发人深省也。”
其实，与皇帝相伴，不仅不能发一己之牢骚，就算是普天下的真理，也不能不顾场合乱讲一气，要时时观察皇上的脸色。
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当了三年皇上，脾气渐渐大了。皇上“审查”孟子的著作，发现其中有许多对君主不够尊重的地方，大发脾气，对人说：“这老儿要是活到今天，非严办不可！”遂下令撤去孔庙中孟子配享的牌位，将孟子逐出孔庙。后来有人替孟子求情，说他讲的道理基本上还是对皇帝有好处的，才恩准孟子回到孔庙。
洪武二十七年，朱元璋特命老儒刘三吾编孟子节文，删掉了《孟子》中85条皇上不喜欢的内容。那么孟子究竟什么东西惹怒了皇上呢？
1．“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尽心篇）孟子说民比皇上贵重，皇上不高兴是可以理解的。
2．“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故曰，国人杀之也。如此，然后可以为民父母。”（梁惠王）孟子在这里把皇上用人和杀人的权力削弱了，需要获得大夫和国人的认可，朱元璋显然有理由不赞成。
3．“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离娄）孟子这话的意思也很可疑：究竟这天下是天给的，还是民给的？正确的说法，应该是天子代天理民——代表历史规律领导人民前进。
4．“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万章）孟子竟然把天的耳目安装到民的身上，如此说，真命天子的耳目又该往哪里摆？
5．“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离娄）这分明是宣扬造反有理了。
总之，朱元璋与孟子的核心分歧，就是领导与群众的关系问题。究竟是人民听天子的，还是天子听人民的？孟子很明白“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的道理，很清楚“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是“天下之通义”（滕文公）。孟子无非是想强调一下，治野人也不能乱治，不能任性胡来，要守一定的规矩，不然就有翻船的危险。奈何此时已经不是春秋战国，群雄并起的时代，皇上已经一统天下，“无法无天”惯了，已经不喜欢“规矩”之类的东西了，此时谈真理，岂不是惹得皇上不高兴？因此，圣人尚且得让着皇上，况我辈乎！
方圆避祸之道三：河里淹死的都是会游泳的
——鱼网之设，鸿则罹其中；螳螂之贪，雀又乘其后。机里藏机，变外生变，智巧何足恃哉。纪晓岚置身官场50年，接触的人物，三教九流，无所不有；遇上的事件，纷纭复杂，五花八门。在人生的摸爬滚打中，他最深的体会之一，就是千万不要冒险行事。任何事情，都要用心考虑，理性为之。这还不够，还要为自己的才气留下余地，不可用尽，不可恃才放旷。这是一个置身盛事官场，只靠皇上赏识的文人立身于世的高明选择。
方圆实战：患莫大于有所恃
纪晓岚说过：“患莫大于有所恃。恃财者终以财败，恃势者终以势败，恃智者终以智败，恃力者终以力败。有所恃，则敢于蹈险故也。”意思是说，祸患没有比有恃无恐更危险的了。依仗财力雄厚的人最终必以财力而败；仗恃权势的人，最终必因权势太大而失败；仗恃才智的人，最终必因才智而失败；仗恃力量的人，最终必因力量而失败。原因在于，他有所仗恃而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