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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二十七年，纪晓岚点论了黄庭坚的诗集。黄庭坚（1045—1105年），字鲁直，号山谷道人，又号涪翁、黔江居士，分宁（今江西修水县）人。宋英宗治平四年（1067年）登进士第，除叶县（今属河南）尉。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除北京（今河北大名）国子监教授。以诗为苏轼所称赏，与秦观、张耒、晁补之同为“苏门四学士。”黄庭坚是江西诗派的创始人之一，与陈师道、陈与义并称“三宗”，生前与苏轼齐名，在宋代诗坛地位颇重。他平生标榜学杜（甫）、学韩（愈），强调“无一字无来处”，讲究“点铁成金”。他的诗生硬晦涩，语言不够透明，甚至费解。做文方面，他主张“文乃道之器”、“理得而辞顺”，反对“好做奇语”，故而其文流畅圆转，形成了与其诗风完全不同的风貌。此外，黄庭坚的书法也很出色，名列北宋四大书家之一。纪晓岚在《书（黄山谷集）后》中评其五言古体“大抵离奇孤矫，骨瘦而韵逸，格高而力壮”；评其五言古律“皆多不成语”；评其五言绝句“大抵皆粗莽不成诗”；评其七言绝句“佳者往往断绝孤回，骨韵天拔，如侧径峭崖，风泉泠泠。然粗莽支离，十居七八，又作平调，率无味。”然而，黄庭坚毕竟是江西诗派的领军人物，他的诗风格瘦硬，以俗为雅，对当时的诗坛影响极大。后来，方回编撰《瀛奎律髓》，倡“一祖三宗”之说，更使江西诗派颇具阵容。黄庭坚诗风的主向是为禅学说教，且又典故连篇，故而形象枯萎，意境单调。所以，清初的冯舒、冯班起而“右西昆而辟江西”。冯班讥方回的《瀛奎律髓》：“方君所娓娓者，止在江西一派，观其议论，全是执己见以强缚古人。”他又在《同人拟西昆体诗序》中称：“自江西派盛，斯文之废久矣。至于今日耳食之徒羞言昆体。”为排斥江西诗派，二冯将《才调集》引为西昆体正宗，极力推崇。被西昆体诗人奉为圭臬的李商隐诗，却寄托深远，情意缠绵，词藻华丽，音调和谐，颇得纪晓岚的赞赏。与二冯针锋相对，江西诗派搜刻《宋诗钞》一百零六卷，唯独不收《西昆酬唱集》中的任何一首。于是纪晓岚将此“断为门户之争。”他本人却以超越门户之见的博大胸怀去评析江西诗派和西昆体各自的得失。而且，他用历史发展的眼光看待各种诗派的衍变与交替，提出了“极而将返”的命题。他说，宋初西昆体以讲典丽矫正晚唐诗风的猥琐之弊。“西昆过于雕琢”，欧阳修、梅尧臣以朴雅矫之。“元佑（宋哲宗年号）伤于平易”，苏轼、黄庭坚变而为姿逸。“南渡以后，江西宗派盛极而衰”，于是，“穷极而变，乃复其始。”元初杨载诗作，又开始“风规雅瞻，雍雍有元佑之遗音。”
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正月，纪晓岚为父守孝期满，重新补授翰林院侍读，充日讲起居注官，擢左春坊左庶子，又任三通馆提调兼纂修。公务之余，他为儿辈讲述唐代刘知几撰、清代浦起龙注的《史通》，用朱、绿、紫三色笔正论删削，终成《史通削繁》一书。《史通》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史学理论专著，对后世史学批评、史学史和史书编纂等学科的建立影响很大。时人徐坚称“为史氏者宜置此于座右也。”宋人黄庭坚认为《史通》“讥弹古人，大中文弊，不可不知也。”全书二十卷，成于中宗景龙四年（710年），分内、外篇：内篇十卷、三十六篇（原三十九篇，《体统》、《纰缪》、《弛张》三篇在北宋时亡佚）；外篇十卷、十三篇。内篇论史家体例，外篇述史籍源流和古人修史得失。全书本着“实录”和“直书”的精神，对以前的史书，包括被奉为经典的古代史书，从内容到编纂方法做了全面系统的指评总结。归纳古史为《尚书》、《春秋》、《左传》、《国语》、《史记》、《汉书》六家，统归为纪传、编年二体；将史学辅助科学细分为编记、小录、逸事、琐言、郡书、家史、别传、杂记、地理书、都邑簿十流。《史通》一书，因笔锋犀利，观点有悖于封建传统，颇受后世统治者和御用文人的非难。自元至明中叶，世人知之者甚少，连《永乐大典》也未将其收入。明以后，版本渐多，注家也相继而起。明神宗万历（1573—1619年）以后，有李维桢和郭孔延的《史通评释》、王惟俭的《史通训故》；清代有黄叔琳的《史通解释》一书，注释比较翔实，为较好的注本。浦起龙（1679—？年）字二田，江苏无锡人。曾任苏州府学教授。除《史通通释》，还著有《读杜心解》等书。刘知几（661—721年），字子玄，鼓城（今江苏徐州市）人。高宗永隆二年（681年）进士。武后时历任左史等职，兼修国史。玄宗时，官至左散骑常侍，后被贬为安州都护府（管辖今湖北安陆等县）别驾，不久去世。他年轻时便以文词知名，善于辩论，又好言时政得失，词旨直切。他执掌史职近三十年，专攻史学，善于分析名史的利弊得失。又因屡次参与修史工作，对某些流弊看得很清楚，提出了“史才三长”（指才、学、识）的著名理论，对后世影响很大。除《史通》这部著名的史学理论专著，他还参与编纂了《文馆词林》、《姓族系录》等著作。纪晓岚所以要删削浦氏注的《史通》，不仅仅是为了教授儿辈，更是为了实践他一贯的论史“要当以人重，不当仅求之词藻间”的史学观。而他的论史方法则主张博采史料，善采史料，慎采史料。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他才完成了《史通削繁》一书的删正编撰。纪晓岚在《｛史通削繁｝序｝中说：“刘子元（原为子玄，纪晓岚为避康熙帝爱新觉罗·玄烨名讳，以元代玄）激于时论，发愤著书，于是乎《史通》作焉……刘氏之书，诚载笔之圭臬也。顾其自信太恿，而其立言又好尽，故其抉摘精当之处，足使龙门失步、兰台变色；而偏驳太甚、支蔓弗剪者，变往往有之，使后人病其芜杂，罕能卒业，并其微言精义亦不甚传，则不善用长之过也。注其书者仅数家，互有短长，浦氏本最为后出，虽轻改旧文是其所短，而诠释较为明备。偶以暇日即其本细加评阅以授儿辈。所取者记以朱笔，其纰缪者以绿笔点之，其冗漫者又别以紫笔点之。除三色笔所点外，排比其文，尚皆相属，因抄为一帙，命曰《史通削繁》。”他在《四库全书总目·｛史通通释）提要》中也认为浦氏注本改正了郭、王、黄诸注本的论舛，而浦本也有因臆改以致误之处，故不惜精力笔墨，对浦注本做了细致入微的删正。清人黄兰修为黄注纪评本做跋，曾说：“昔黄鲁直谓‘论文则《文心雕龙》，论史则《史通》，学者不可不读’。余谓文达（纪晓岚卒后谥文达）之论二书，尤不可不读。”可见当时学者对《史通削繁》一书的重视。
乾隆三十六年八月初六，纪晓岚多次评阅《文心雕龙》告竣，书年月日于该书第十卷末尾。《文心雕龙》成书于南朝齐末，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系统阐述文学理论的专著。全书分上下两编，各五卷、二十五篇。上编前五篇《原道》等属导论性质，阐述其基本文学思想。第六至第二十五篇分述各种文体的特征与源流演变，可说是后世分本文学史之鼻祖。下编二十五篇，末篇《序志》是全书的序言，其余各篇探讨文学创作与指评的原则、方法，文学与时代的关系，以及文学鉴赏等问题。全书主导思想属儒家。其文学思想主要挟击“为文而造情”的片面追求形式的文风，主张“为情而造文”，但对形式的积极作用也很重视，并具体探讨构思、修辞等方面的问题，认为文学的发展变化受社会现实的影响和制约。其文学思想，不仅对中国文学理论的建设产生深远影响，且引起国外许多学者的重视。《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约465—约532年），字彦和，原籍莒县（今属山东），世居京口（今江苏镇江）。早年笃志好学，因家贫未能婚娶，依靠和尚僧佑的接济为生。梁武帝时，他曾任奉朝请、东宫通事舍人等职，深得昭明太子萧统的重视。晚年出家为僧，法名慧地。早在南齐末年，他便完成了《文心雕龙》这部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巨著。过去，人们一直认为《文心雕龙《成书于南朝梁代，纪晓岚指出：“据《时序》篇，此书实成于齐代，今题曰梁，盖后人所追题，犹《玉台新咏》成于梁而今本题陈徐陵耳。”这是《文心雕龙》研究史中最早提出的该书“成于齐末”说。他在《四库全书总目·〈文心雕龙〉提要》中亦做如是说。在《文心雕龙·原道》的眉批上，他又论说：“自汉以来，论文者罕能及此。彦和以此发端，足见在六朝士之上。”对刘勰在文学理论上的历史性贡献，给予了高度的评价。纪晓岚评定的是清人黄叔琳辑注的《文心雕龙》本，后人将黄注与纪评合刊，这便是《文心雕龙》研究者所熟知的《文心雕龙》黄注纪评合刊本。纪晓岚所以评阅《文心雕龙》，是因为他的文学批评观在许多方面与刘勰相通相近。刘勰在《知音》篇中认为：“缀文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人情。”纪晓岚则认为：“文章一道，关乎学术、情性。诗品、文品之高下，往往多随共人品。”这里，纪晓岚不仅肯定了刘勰提出的命题，而且发展、丰富了这个命题：文章关乎性情，文章关乎人品，文章关乎学术。然而，他们之间也有意见相左的时候。依然是人品、文品这个问题，刘勰为论证“各师成心，其异如面”，举了大量文学史上的实例，因而断言：“触类以推，表里必符。”纪晓岚却不同意他这种绝对化的说法。在纪评《文心雕龙》中，他写道：“约略大概言之，不必皆确。百世以下，何由得其性？人与文绝不类者，况又不知其几耶！”他在《四库全书总目》的许多诗文评里，便屡屡揭示出文学创作活动中“人与文绝不类”的种种情形。刘勰主张用比较的观点去评论作家和作品。对此，纪晓岚给予极大的认同。他在《四库全书总目》中对宋人邵宝编纂的《苏门酬唱集》评论说：“比而观之，可以知其才力之强弱与意旨之异同。较之散见诸集，易于互勘，谈艺者亦深有裨也。”正是因为纪晓岚在《文心雕龙》中写下了大量的精辟博深的评语，所以在清代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