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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造成证券分析行业和其它术业之间恶性循环的现象。最后，考察人类社会证券市场的发展史、证券分析史、证券政策史完全可以认为，证券市场的存在可能必须以一种独特的无奈的事实为前提。就象赌博业一样，它必须建立在或然率的游戏规则之上。就像军事学一样，它必须建立在禁止使用最有威力的核武器的共同规则之上。这就是一系列证券分析神圣理想的最大悖论之所在。因此，考察证券分析家也有难处所得出的重要结论在于，人们必须区别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证券分析三种不同的“科学”境界。〔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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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炼金术：证券分析的逻辑（八）
三、试错法在证券分析中的应用
一部证券分析史，就是人类社会的证券分析事业不断产生、发展和变化的历史，就是破旧立新的历史，就是证券分析家之间在“科学”上相互斗争的历史。在证券分析史上，最革命的证券分析家必定最空虚，也最痛苦。在叔本华看来，如果对证券分析作整体地来考察，如果只强调它的最基本的方面，那它实际上总是一场悲剧，只有在细节上才有戏剧的意味。觥筹交错的证券分析界，其实就是一种你死我活、血流成河、尸横遍野的战场。因为，证券分析家批判其它证券分析家的最经常方式，就是“一针见血”地指出其它证券分析家的缺陷、错误和不足之处。考察人类社会的科学史可以发现，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中一系列“科学”不管一度显得多么科学、显得多么权威、显得多么有效，但是事过境迁之后就可能发现它们是多么虚伪、多么可笑、多么无效；反之，也可能反。从一定意义上讲，人类社会的科学史，简直就是一部非科学史。具体地，在证券分析的残酷战场上，相信所有的证券分析家及其证券分析理论最终都会百孔千疮，病入膏肓，乃至自生自灭。因此，在证券市场上，证券分析科学和非科学的界线不是证券分析能否绝对权威、绝对正确、绝对有用，而是在它里面能否具备孕育更加权威、更加正确、更加有用证券分析的变异基因。
（一）证券分析的弊病
１、如果高概率是证券分析的目的，那么证券分析就应该“尽量少说，并且最好只说同义反复的话”。因为，根据波普尔的公式可以推论：证券分析的内容和真实性概率成反比；反之，则反。
设想有三种证券分析a、b、a＆b。
a：一家上市公司的每股收益将翻番。
b：一家上市公司的股票价格将翻番。
a＆b：一家上市公司的每股收益将翻番，并且公司的股票价格将翻番。
如果用Ｃt表示证券分析所陈述的内容，那么则有下列表示a、b、a＆b之间关系的不等式：
Ｃt（a）〈Ｃt（a＆b）〉Ｃt（b） （１）
如果用Ｐ表示证券分析真实性的概率，现在假设在a、b是两个独立的陈述中，Ｐ（a）＝６／１０，Ｐ（b）＝６／１０，那么，应用概率运算的特殊合取规则，Ｐ（a＆b）＝（６／１０）×（６／１０）＝３。６／１０。于是，有下列表示证券分析a、b、a＆b真实性概率的不等式：
Ｐ（a）〉Ｐ（a＆b）〈Ｐ（b） （２）
比较不等式（１）、（２），可以得出重要结论：一种证券分析的内容愈丰富，它的真实性概率也就愈低；反之，则反。
因此，假设一种证券分析命题的真实性概率越高，则它的内容可能也就越贫乏。对于一个重言式的证券分析命题“Ａ＝Ａ”而言，其真实性概率最大，但它却最没有任何经验内容。不过，非常遗憾，在证券市场的或然率世界上，“低概率”或者“错误”居然已经成为最大的禁忌、羞耻感和批判对象，证券分析家由于追求高概率的神圣理想所导致的证券分析内容的贫乏，就是证券分析领域最大的弊病。
２、跟着感觉走：因为股市前天跌了，所以昨天跌了；因为股市昨天横盘，所以今天横盘；因为股市今天涨了，所以明天会涨。证券分析家跟着感觉走的一个严重后果，就是感觉累。与此相反，索罗斯则把注意力集中于本质性的因素，并且它已经成为其工作态度的一个基本因素。索罗斯之所以工作，只是因为不得不工作；索罗斯由于不得不工作而怒不可遏；如果不是不得不工作，索罗斯就不工作。此外，在批判证券分析家跟着感觉走的基础上，还可以得到关于“理性投资”、“非理性投资”之间的辩证关系问题的重要结论：理性投资以“理性认识”为认识论基础，而非理性投资的认识论基础在于“感性认识”。
３、把证券市场的“外因”鸡毛当分析的令箭，忽视证券趋势的内生性，顾左右而言它：因为受到利空消息的影响，所以证券行市昨天跌了；因为没有任何消息的影响，所以证券行市今天横盘；因为基于利多消息的预期，所以预测证券行市明天会涨。对此，我有一个发明来讽刺把鸡毛当令箭的证券分析家：
有一天，日本、台湾和泰国股市纷纷暴跌。于是，日本证券分析家就表示，日本股市之所以暴跌，是因为台湾和泰国股市暴跌；台湾证券分析家也表示，台湾股市之所以暴跌，是因为日本和泰国股市暴跌；最后，泰国证券分析家亦表示，泰国股市之所以暴跌，是因为日本和台湾股市暴跌。
４、理由不充足
作为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律之一，充足理由律的公式可表示为：Ａ真，因为Ｂ真，并且Ｂ能推出Ａ。具体在证券分析上，可以发现“虚假理由”和“推不出”已经成为全世界证券分析家最常见的弊病。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可能在于，技术分析的“前提”、“前提条件”、“哲学前提”、“理论出发点”、“指导思想”、“根本点”、“依据”、“基础”、“哲学基础”、“理论基础”、“基本原则”或者“基本原理”，即“市场行为包容一切、价格以趋势方式演变、历史会重演；简言之，市场总是对的”本身，就没有和充足理由律之间建立一种内在、本质的、必然的联系。
５、吹牛皮。在证券市场的或然性世界上，证券分析家的最大悲剧就是：“他骗了所有的人；最后他发现，原来他被所有的人骗了；最糟糕的是，他连自己都被自己骗了。”
６、背上“包赚不赔”的包袱。在此，也建议广大投资者对于证券分析家及其证券分析必须抱有科学的态度，而非迷信者、信仰者、崇拜者的态度。除非政治学家能够成为政治家，美学教授能够成为世界小姐，教练能够成为冠军。传说诸葛亮具有５００年的预见力，结果也只落得个“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沾襟”的田地！所谓证券分析家或者证券分析师，其在证券市场上的科学功能只是“交代清楚，尽力而为”，只是“传道、授业、解惑”，只是“分析”。对此，也可以轻而易举地提出悖论来加以论证。
７、先混个脸熟再说。
８、以自己买卖与否作为买卖策略建议的基础。一方面，自己买了就唱多，自己卖了就唱空，自己不买不卖，就不唱多也不唱空，经常成为证券分析家的一种诟病。另一方面，对于证券分析家而言，也有一种“两难推理”：如果分析家买了，投资者就会说分析家让投资者抬轿子；如果分析家不买，投资者就会说连分析家自己都不敢买；但是，分析家其实只有两种选择：或者买，或者不买。简单地说，之所以认为证券分析家“以自己买卖与否作为买卖策略建议的基础”属于一种弊病，撇开其它因素不说，也是因为它和充足理由律之间没有内在、本质的、必然的联系。
９、牛头不对马嘴。中国证券分析家的一种弊病，在于经常只是根据西方的分析理论，就武断地说中国的证券市场趋势应该如何如何如何。其实，有理由相信，在经济资源的稀缺性、经营管理的实证目标、由于体制性因素所导致的中国上市公司经营管理层换届可能是决定其财务状况的最重要因素、一级市场的证券发行上市的实证标准及速度、资产重组、经济政策一系列方面，中国特色异于西方，因此，按图索骥可能一无所获，可能牛头不对马嘴，除非歪打正着。中国的技术分析家是否已经忘记，按照技术分析理论进行工作的最终结果，“只是一种关于在一种充满竞争的自由拍卖中所进行的一切事情的一种深层理解，关于这种自由拍卖的机理及其所有的意义”，而这套技术分析哲学显而易见根植于异国它乡。
１０、作弊。知道了基本因素之后再去从事证券分析，就像知道了答案之后再去参加考试一样，纯粹的技术分析家对此可能愤愤不平。不过，这显而易见属于一种近乎迂腐的书生清谈。中国证监会原副主席李剑阁1998年在《经济学家的作用、责任和命运》中指出：经济学界甚至有些人一边以经济学家的身份发表股市分析，一边暗中与机构联手炒股票，赚取不义之财。这里，李剑阁所批判的中国经济学界令人担忧的倾向同时属于证券分析中的“作弊”现象。此外，针对证券分析家的作弊现象，可以提出一个“庄家难题”：假设所有的投资者都去跟庄，那么庄家怎么办？当然，对于一般的市场参与者乃至证券分析家而言，“作弊”或许也是全世界证券市场上一种可以理解的罪恶行径。在内幕交易泛滥的证券市场上，证券分析家的作弊现象就是孳生作弊独特不道德现象的温床。
整体而言，既然被信仰者迷信为神圣、完美、理想的证券分析王国已经百孔千疮，与其讳疾忌医，还不如索性来一个“休克疗法”。另一方面，对于百病缠身的传统证券分析家，我也建议暂时推广弗洛伊德的“自由联想法”：启发病人抛开任何隐秘、羞耻感和批判意识，爱说什么就说什么，由此摸清病人的病历、病因和病理。〔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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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炼金术：证券分析的逻辑（九）
（二）金融炼金术
１、假说方法在证券分析中的应用
在证券市场上，之所以能够产生假说，是因为参与者在证券分析及其实践过程中，经常会遇到用传统的证券分析所不能予以合理解释、清楚说明、有效分析的趋势、现象和事实，于是，便有可能设想出一些新的理论、新的观点、新的方法来试图对这些证券分析及其实践过程中的未知的新课题加以假定性解释和推测性的说明。所谓证券分析假说，就是以已知的证券市场事实材料和证券分析理论常识为依据，对未知的证券市场趋势、事物、现象及其规律所做出的假定性的解释与推测性的说明。至于证券分析假说的内容应该经常表现为一个复杂的证券分析体系：既包括一系列确实可靠的证券市场趋势和证券分析理论作为证券分析假说的前提和出发点，又包括推测性的纲领性基本观念作为证券分析假说的核心，还包括运用证券分析假说的基本观念对于一系列证券市场趋势的解释作为保护带。在具体的证券分析假说中，相信推测性的纲领性基本观念最重要。
假说在证券分析中的具体应用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