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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小狼崽子是受不了那酒味的，它们还是刚断奶的狼娃娃，经验的滋味有限，也还有些挑食，不像它们的父母，什么污七八糟的东西都吃。也许它们早就得到过警告，碰到什么食物都别急，等长辈们尝过没倒下再上。
公狼和母狼快要吃完老几身上和雪地上的羊下水时，浸泡着食物的高粱酒开始发酒劲了。接下去，狼经历了一次跟老几同样的脏腑着火和满脑子浓烟，也经历了醉酒带来的怀旧和伤感，以及旷达和自在。最后，也像老几一样，它们的脚相互使绊子，终于被绊倒。
公狼母狼的倒地被小狼们看作沉睡。它们用头拱，用鼻子顶，撒娇地哼哼，却怎么都不能让长辈们睡醒。
现在老几打量着一公一母两头狼，烂醉如泥，打着人类的鼾声。他四下寻找，找到了自己的帽子，然后背向着狼的一家，朝没了东南西北的雪原走去。
第八节 监狱门诊部
我祖父陆焉识是在第二天清早到达七大队砖窑的。他实在走不动了。发现他的是两个来砖窑偷砖的家属。家属们公私分得很马虎，砖窑的砖至少四分之一垫了她们的兔子窝，搭了她们的奶羊圈，更大胆的干脆就给自己垒一个跟圈差不多的厨房或堆破烂的库房。两个家属看见老几以为是个逃荒老头，因为老几穿着那件破军用雨衣，遮住了棉袄上的“劳改”二字和囚犯番号。砖厂有一口灶，里面还有些没烧尽的煤渣，家属们化了些雪水，又把水烧热。
老几是给热水灌醒的。睁开眼睛，看见两张红得发紫的女人脸，眼睛都是柔柔的担忧。水是用一片破铁锅的残片舀出来，靠微小的一点弧度盛住，倒进老几嘴里也就是一口。老几请她们帮个忙，去七大队家属区把六中队的邓指叫来。两个家属商量一小会儿，走了一个留下一个。留下的那个抱了几抱青稞杆来，给老几做了临时被褥。
邓指是骑马来的。那个报信的家属坐在他的鞍子后面。邓指一看见暖在青稞秸秆里的老几，就对家属们瞪起眼睛，说她们偷砖偷顺手了，这一批给县政府烧的砖她们也敢偷，不懂这是政治偷窃？两个家属嘟嘟囔囔地抵赖，同时说谁谁谁的家属也偷，偷的快够盖屋了。家属们答应了邓指“下不为例”，一面逃似的消失了。老几知道邓指已经堵了家属们的嘴；他先发制人，指控她们偷砖，一旦她们走漏老几的消息便暴露了她们自己的丑行。邓指转回来，恶狠狠地看看老几，然后四下寻觅，似乎想找个什么把老几干掉，就此灭了他受贿和私自给老几放假的口实。
不用谁告诉他，老几也知道自己看起来不太像活人。
“你好歹给老子再撑一会儿！”邓指说。“等我去带人来这儿干活的时候，你混进去干。什么也不要说。听见没有？！”
老几说听见了。这原来也是他的如意算盘：只要往干活的人群里一混，老几的犯规外出就神不知鬼不觉了。然而老几现在站也站不起，坐也坐不住，混进干活的人群是太艰难了。
邓指似乎突然想到什么，从怀里掏出一个手巾包，打开，里面包了个黑色透明的东西——一个红薯面饼。他把饼子狠狠地往老几手上一塞。饼子实心实意，死沉死沉。老几疲惫极了，连托住饼子都觉得吃力。他的嘴巴、牙齿、食道都疲惫，对付不了这么一份实诚的干粮。能对付的就是水。昨夜的水分流失可了得！眼里流失的加胃里流失的，老几觉得现在自己已经干成了木乃伊。他不敢劳驾邓指给他到锅里舀水，自己试着站起来，刚一动，却又倒下。
邓指见老几的脸走了样，倒下也倒得蹊跷，便上来查验。大棉袄胸前的纽扣只解开到第二颗，邓指动作立刻轻了。邓指吓坏了：老几不老呢，很嫩——没有表皮的老几粉粉的，露着游丝般的毛细血管。邓指一点一点地剥下老几的棉袄、棉裤，从里面剥出个血人来。犯人们都没有内衣内裤，他们的内衣内裤就是他们的皮。贴着那层皮，套上棉袄棉裤，面子的粗糙别人知道，里子粗得多么像油毛毡只有皮肉知道。里子里填塞的棉花也是废物利用，用了再用，不知被回收过多少回，早就失去了弹性和柔软。那样的“油毛毡”泡上汗，汗又结成盐，盐再经过零下二十多度的深冻。从七大队到场部礼堂，再从场部礼堂回七大队，加上迷途的一大段路，来回三四十公里，就算老几个大腿长，一步一米半，也有两三万步，每一步老几的皮肉都给“油毛毡”里子锉一下的话，那就是两三万锉。于是老几完全就成了一句俗话的写照——“不死蜕层皮”。
邓指没见过如此之大的创面。他微微张开两个手掌，老几成了个他没法下手去拾掇的物体了。
两人商量了一下，认为老几的选择余地不大，他撑得了也得撑，撑不了也得撑，反正是必须撑起来混进干活的人群。一混进去就好办了，老几可以在任何一个当口倒下，再由邓指发现，送进监狱门诊部。
一切都按邓指和老几两人商量的实施了。邓指在八点半把六中队犯人从大墙里往砖厂赶的时候，老几就忍着剧痛慢慢移到了厕所。上厕所是犯人们唯一的休息，因此厕所总是热闹繁华。老几听见有人来上厕所了，赶紧跨出门，倒在了雪地里。天天有人像老几这样倒下去，由于饥饿或者疾病。上厕所的犯人看看老几一会死不了，也就不慌了，让老几先躺着等一等，他们解了手再救他。
老几在一小时后给安置到了监狱门诊部的病房里。梁葫芦隔着好几张床以及床上浮肿或积满腹水的身体跟老几问候，高呼“热烈欢迎”。
因为这两天死的病号多，所以老几得到了床位。病房里靠两边墙垒砌了两排炕，人躺得肩膀挤肩膀。虽然有灶眼，但病人太多，烧炕就免了。地上铺了一层青稞秸和芨芨草，也睡了一排人，因此狱医和一个男看护得踮起脚尖才能在病房里辟出路来，把老几运送到老几的床位。狱医一边给老几测这个，量那个，一边跟看护讨论老几的伤势：“伤得太奇怪了……从来没见过这么大面积的擦伤啊……这么冷的天怎么长得好呢……这么冷的天好肉还冻成烂肉呢……”
梁葫芦躺在窗下的床位上，称心如意地对老几说：“这叫爷儿俩好吧？一个头上蜕了层皮，一个身上蜕了层皮，合一块儿才是全乎人！”
一针镇痛针下去，老几睡到了傍晚。睁开眼看见梁葫芦坐在他脚头，为他守着一份午饭，一份晚饭。病号犯人每天加餐，加一碗营养汤。青海湖湟鱼熬的汤。冬天犯人的捕鱼队要用炸药炸开湖上的冰，才打得起鱼来。原先鱼是不给犯人吃的，因为一个省的几千万好人都不够吃。后来犯人饿死的太多，病了的犯人也就有了吃湟鱼的口福。到了老几端上这碗鱼汤的时候，青海湖的湟鱼已经快灭绝了。这是一种奇怪的鱼类，一岁长一两体重，十多岁的鱼不过一斤来重。因此每条鱼一年长的那一两肉就有一个省的几千万张嘴等着，怎样长都来不及，怎样长都不如赤字长得快。
葫芦的后脑勺包着纱布，像个白色的瓢。葫芦头挤到了老几和一个肠梗阻病人之间，嘴巴对准老几的耳朵，一股股滚热的带鱼腥的气流形成一个句子，进入老几的意识。梁葫芦问他，跑都跑出去那么远了，为什么不就此跑掉。老几不理会他。不下雪都那么难跑，何况冰天雪地。梁葫芦听见了老几心里的抢白似的，又用气流说，红军过草地连棉袄也没得穿，吃的就是草。老几还不理他。他又说，万一碰上游牧的藏人，他们给你吃给你住，不收钱，说不定还用牦牛驼你一截。
老几看看男孩，他说得有形有色，好像他跑过一样。就是有劲头老几也懒得给小凶犯讲狼和他的遭遇战；别说他的劲头都丢在昨天夜里了。
看护在门口叫起来：“梁葫芦，不准串联结伙！回你自己床上去！”
这是晚间发药时间。虽然死了几个病人，病房仍然挤得难以下脚，臭味浓郁丰富，护士宁可不进入。他在门口叫喊名字，把包在小纸袋里的药片和灌在小瓶子里的药水往里传送，只要能动的病人就伸把手。一个名字叫出来，叫了三遍没人应，护士只好踮着脚尖，过雷区一样从地上横的竖的身体上迈过，来到沉默者身边。护士又叫两声，同时手指头先在鼻子下搁了搁，又挪到脖子侧边。接下去，护士唤来医生。犯人医生把一模一样的动作重复一遍，朝护士点点头，就算在死亡判断上达成了共识。
地铺上的病人们再无力都得动作了，搬开自己的身体，为医生、护士以及死者开出一条道。
老几看着医生护士把枕巾盖在死者脸上，然后半抬半拖地将尸首往门口运输。枕巾上盖着劳改农场医院的红印，红印正好落在那个指向苍天的鼻尖上。一般就是这样一张盖红印的枕巾隔开活的和死的。
尸首从窃窃私语中挪过，一个人问是什么时候死的，午饭吃得还怪香的！另一个说：咱这些吃晚饭吃得香的，明天吃早饭有没有胃口就难说了！……
病房熄灯早。老几的药物睡眠已经过去，这时越躺越醒。梁葫芦说的“跑”字很讨厌，成了只挥之不去的虫，在黑暗里嗡嗡。那个穿白大褂仙子一般的小女儿看见“跑”到她面前的父亲会怎样？会惊还是会喜？他可别再哭了，他的模样已经够丑了。小女儿跟婉喻住在一起，因为只有小女儿还是单身，儿子结婚前就搬到学校给的住房去了。1948年去美国留学的大女儿只能通过香港一个朋友给婉喻写信。这都是婉喻信里讲给他听的。婉喻的信寄到一个神秘的“信箱”，信箱前面一串数码。婉喻每一个秀丽的毛笔字都是给信箱后面一双双眼睛仔细地看过，才到达老几手中的。那一个个字多秀美，多单薄赤裸，它们无辜又无奈地给看过来看过去，他都为那些字害怕害羞。他不在乎自己的信给看过再到婉喻手里，他的字历练过了，厚颜了，他的字一次次爬上罪犯登记表格上，也一次次用去写监狱墙报、黑板报，一笔一划都给杀人犯、强奸犯、盗窃犯看熟了，被那些脏眼睛捕捉，再进入那些脏脑筋。而他受不了婉喻的字赤裸裸地给人看。婉喻是他生命中最软弱的一部分，就像这被磨掉了皮的嫩肉。
昨夜是那个店主救了他。不，救他的是高粱酒。没有高粱酒，他已葬身狼腹，已经被狼的一家消化了。这是个奇迹，太奇迹了！似乎有一种启示在那奇迹里：他也许是可以活下去的。
活下去为什么？
不跑为什么要活下去？
我祖父就是在这个夜晚开始设计他的逃亡计划的。
要是他跑到婉喻面前，跟她说，我和你发生了一场误会……也许我跟自己发生了一场误会；我爱的，却认为不爱。一代代的小说家戏剧家苦苦地写了那么多，就是让我们人能了解自己，而我们人还是这么不了解自己。一定要倾国倾城，一定要来一场灭顶之灾，一场无期流放才能了解自己，知道自己曾经是爱的。
老几在铺位上艰难地翻了个身。旁边的肠梗阻病人哼了一声。这个人姓徐，江苏的一个小资本家，犯人们一直戏称他徐大亨。徐大亨给饿成了一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