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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放出来了。人民政府特赦的。”
“真的？”
丹珏的怀疑让婉喻心里一痛。退休后她似乎生活在孩子的庇荫下，享受的是孩子们给她的福利，她觉得自己该拿出什么来换这份庇荫和福利。
电话铃响了。丹珏接起来，立刻说：“唉，告诉侬噢，老头子放出来了。”
婉喻一看就知道丹珏在跟她哥哥说话。“老头子放出来”像一句警告，而不是一个喜讯。冯子烨在三十分钟之后到达，摘下口罩，露出一张严阵以待的脸。进门就问丹珏：“放出来的还是跑出来的？”
“信上讲放出来的。”
子烨把信拿过去，站在八仙桌旁边阅读。读完了，想一想，又转回去，再锁紧眉头读信中某几个段落。“文革”之后，人人都会读被藏在字下的内容，个个都是侦查员、分析家。
“难讲。上次他跑出来，要是给我们也写这么一封信，谁会知道到底怎么回事情。”子烨说。
三个人面对面坐下，婉喻起身，给丹珏拿来一个洗过的烟灰缸，不然她会把烟灰弹在空饭碗里，这让婉喻觉得不清爽。等她回到八仙桌边，丹珏说这次外面没有贴通缉令，应该是真的吧。子烨认为，说不定公安局存心不贴通缉令呢，追捕逃犯的战术各种各样。婉喻坐下来，像被讨论的是她自己似的浑身不自在。她准备明天给信封上的地址发一个电报，告诉焉识，请他报告火车班次，这边好接站。子烨却决定先不回信，等一等看，假如是逃跑出来的，他找不到他们也会自我暴露，被警察再捉进去，跟他们也没有关系。
婉喻静静地说：“他到底是你们的爸爸。”
“姆妈，侬勿要糊涂噢！伊上趟回来惹出多少事体？！”子烨光火地说。
婉喻不做声了。六四年初焉识确实没少给孩子们惹麻烦。本来人们已经淡漠了子烨有个险些被毙的反革命父亲，那次陆焉识的逃亡又把人们的记忆激活了。子烨任教的大学里处处都是学生们冷冷的侦查目光：安分的冯讲师居然有个亡命天涯的逃犯父亲！后来学校到浙江乡下筹办分校，子烨赶紧要求去分校教学。他知道自己不要求学校也会派他去，与其被发配不如主动当先驱。文化大革命里，已经在乡下的子烨交代了又交代，陆焉识早就变成了母亲的前夫，也就是他的前父亲，早在1964年夏天就断绝了一切关系和消息，但人民群众还是麻烦他，一直麻烦到1976年10月。
“再说伊放出来还是跑出来，跟侬还有啥关系？你们老早就离婚了！”
婉喻现在是个听话的母亲，依顺孩子们的做法：等确定了陆焉识现在的身份再给他回信，他的身份无非有两个，一是逃犯，一是劳改释放犯。每天夜里，等丹珏睡下后，婉喻就拿出焉识这么多年写的信。一小箱子。她把信放在鼻子下闻着，那股酥油气味已经遥远了，但还一息尚存。刚来的这封信像活着的身体，散发出浓郁的体嗅，把婉喻过去盼信的感觉都唤醒了。
婉喻每天又开始盼信了。从年初盼到春天，那种微微带酥油气味的信没有再来。她很清楚焉识同时也会盼望她的回信。收不到她的回信他不能名正言顺地回到她身边来。
1977年春天4月间，我的祖母冯婉喻收到一封来自××信箱的信。她急忙拆开，看到一封公函。公函上的领导把她作为家属接受这份通知：陆焉识先生已于去年十月获特赦而被正式释放，请家属方面配合政府工作给予接收。陆焉识先生自从获释以来，一直居住在农场招待所，但招待所房间有限，不久新的一批特赦人员就要居住进来，所以请家属抓紧时间安排陆先生的居住。特赦人员中少数无法回原籍的，已经由农场接收为就业人员，但鉴于陆焉识先生的情况，早已过了退休年龄，即便留在农场，场方也无法安排他的晚年生活。
婉喻放下这封公函，一直坐在八仙桌旁边。屋里的光线慢慢褪去，夜色渐渐进来，她都毫无感觉。
她站起身，却不知道为什么站起身。不久，她已经下了楼，顺着弄堂往街上走。她也不知道到街上去干什么。当她抬起头时，发现身边是一家酱菜店，她走进去。一个缸里放着紫檀色的块垒，她盯着它们看着。一个营业员上来问她：“阿婆要买玫瑰大头菜？今早刚来的。”
营业员挑了两块玫瑰大头菜，问她：“够吗？”
婉喻点点头。玫瑰大头菜被装在一个报纸糊成的口袋里。婉喻从身上掏出一张钞票。这张十块钱她总是放在贴身口袋里，万一贼骨头偷走了她的钱包，也算是有备无患。
她走出店门之后，向街道的一头走了一截，发现不对，又转过头，向另一头走，不大确定这个方向是她来的方向。再说她从哪里来？是从学校里下了班来的吗？还是从居委会学习会场上来的？她脑子里只存着几秒钟之前的记忆：路面不平，走路差点绊倒……树叶开始落了，要把厚衣服从箱子里翻出来的……人现在怎么走路都横着走？尤其这种叫做“病退”知青的人……
她的肩膀被人拍了一下，回过头，看见手搁在她肩上的人很面熟，非常面熟，她想，记不得人家名字不好，还是应该笑一笑。
“姆妈！你跑到哪里去了？！急死人了！”
她对着一笑的人原来是女儿。还好女儿没看出自己的尴尬，几乎没有认出她来。可是不能开口叫她女儿啊，总得叫她名字啊，叫不出她名字，她就该不高兴姆妈了，天下姆妈哪里有叫不出女儿名字的？
“我看你不在家，粥倒是还煨在锅里――都煨糊了！我想你总不会走远的吧，就下楼来找你。眼看着你从弄堂口走过去，往那边走，我奇怪死了！姆妈怎么屋里也不认识了！”
可是女儿叫什么名字？一定要想出来，不然人家要笑死了。
女儿问她：“姆妈，你买什么了？”
“没买啥。”她笑笑，为自己想不起女儿的名字而心虚地笑笑。
女儿从她手里夺了一样东西去。原来她是买了东西的。她和正在打开纸包的女儿一样好奇，往纸包里探头探脑，一股好闻的好熟悉的气味让她想到了很多，但一个想法都抓不住。
“哦，你去买玫瑰大头菜了呀！家里酱菜多的是！我这个礼拜天买了那么多！”
“哦，玫瑰大头菜。”她新学了个名字，来称呼这样从童年就开始吃的东西。
“姆妈，你没带皮包怎么就出去买东西了呢？……用的是急救的那十块钱？……找回来的零钱呢？”
婉喻一下子站住了。女儿把她搀到楼上，自己又急急忙忙下楼去了。听见楼梯上的脚步声再次响起来的时候，婉喻站起身，理了理头发。她听见一个男人轻声说：“小妹，这是姆妈第几趟丢钞票？”
回答是嘻嘻哈哈的：“第三趟了！老了，糊里糊涂的！走过自己家弄堂都不认得了！”
婉喻听见两个人进来了，赶紧往里面房间走。她害怕他们，不知道为什么害怕他们。还有就是，她想多听听他们讲话。她发现他们在她面前讲话和背着她讲话不大一样。这时候她抬头看见书架上一本书，上面写着：冯丹珏著。
对了，女儿不叫“小妹”，人家是有个大号的，叫冯丹珏。和冯丹珏讲话的那个男人叫冯子烨。
“上一趟是因为老头子来信，姆妈就神志乌之了！”冯子烨说。
婉喻走到客厅里，说：“我没有神志乌之。”
子烨一惊，似乎看着一个突然学会回嘴的孩子。但只是一刹那，他就陪起了笑脸。
丹珏把手里一把钞票放到桌上说：“喏，姆妈，你买大头菜的找头。九块六角一。营业员说你跑得太快，刚刚拿着找零转过身，已经没你影子了！”
子烨笑着说：“讲讲而已，其实就是拖着不找钱。看见姆妈这样的老太太，他们心里已经算好要沓便宜了。”
我父亲冯子烨对于人的评价一向不怎么样。他活了好几十岁，碰到别人对他坏，他觉得爽气，大家过招就是；偶然碰到对他好的人，他觉得很烦，首先弄不清对方这份“好”到底有什么图头，要花许多精神去猜度分析，再说，对方对你好，你还得以好还好，一来一去，二来二去……多么麻烦！
丹珏的嘴角沾着一根抽了一半的香烟，指着那封公函说：“老头子要回来了，姆妈？”
婉喻说：“他是你爸爸。”她的表情很中性，不怒不喜。
丹珏呵呵地笑起来。她说：“叫惯了！”
子烨说：“他回来住在哪里？你们这里是两个女人，不方便的。总不见得这么大岁数再去结婚。”
婉喻不说话。她的意思可以被看作：结婚又怎么样？为什么不可以？
子烨看懂了母亲心里在顶撞他，因为他接下去说：“老也老了，还结什么婚？难为情吗？”他并不讲清楚是谁难为情，一对老男女呢，还是他们这一对中年儿女。
丹珏看看母亲，调侃说：“姆妈一点都不老，人家都以为她是我大姐！”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他们开始以调笑逗母亲开心。而母亲今天很不给他们面子，一直是那张宁静得空白的脸，低垂的薄薄的眼皮下，你看不出她的眼珠子有一丝活动。
“总归不能再结婚。不难为情也不行。”子烨说。“政治运动靠得住过两年要来一次，放出来再捉进去的人多的是，中央领导就多的是！过两年又要捉老头子进去，再离一次婚？滑稽死了！”
楼下有人叫喊：“冯家姆妈，有人找！”
那是一楼邻居家的保姆的嗓音。婉喻的眼皮抬起来，她心里一大堆混乱而大胆的盼望就在她眼皮的动作上。很快楼梯上便响起脚步声。这幢老楼的楼梯又深又陡，像个音箱，可以把各家来人、走人的消息通过脚步声传递给邻居们。
进来的是中年女人，热络得要命，一手拿着一把伞，一手端着一碗青豌豆炒虾仁。丹珏认识那把伞是母亲的，但婉喻似乎是第一次见到中年女人，脸上堆起她见陌生人特有的客套微笑。中年女人自顾自坐在了八仙桌边，两句话谈下来，丹珏和子烨弄清了客人姓何，是某知青的母亲，住在两条弄堂后面的楼上。多亏了冯家姆妈的补习，她的知青女儿考上了大学，这次从淮北农村席卷一切地搬回了上海，带了一点当地土产，青豌豆是其中之一。从何姓女人的话里听起来，她跟婉喻是熟识之极的，好多次婉喻上她家补习，都是丢三落四的，这把伞就是两个多月之前丢在她家的。
丹珏看看母亲，对何姓女人抱歉地笑道：“阿拉姆妈越老越小了！”
等到女客人热热闹闹地告别之后，子烨问母亲，这个女人叫什么名字，以后她再热情登门，大家总要叫个名堂出来。
“我不认识她呀。”婉喻说。她眼睛睁大了，一脸孩子的诚实。还有一点委屈：明明她没有做过的事，硬要赖到她头上――好事坏事不去管它，代人受禄也不好，不是冯婉喻的品性。
丹珏拿起那把伞：“这是我们家里的伞，姆妈。”
“是……吗？”婉喻问道。
丹珏看着哥哥，要他评理似的：“我们家一共三把伞，我还记不得？”她又是那样笑笑，搂住母亲的肩膀，表情和姿态是纵容的，像是说：你看看，姆妈老了，就成了她晚辈们的孩子了。
婉喻到了厨房，看见锅里果真是煨干了的粥。因为炉子上的火开得很小，所以粥并没有焦糊，只是接近锅底的部位沉积得非常厚，如同湖底淤泥，需要挖泥船才能挖得动。粥还是可以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