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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 淝水之战
一、桓温北伐
东晋太元八年（公元383年）十一月，坐落在淝水西岸的寿阳城（也就是今天的安徽寿县一带）。一个身着戎装将军模样的人缓缓地登上城头，放眼远眺与寿阳隔岸相对的东晋军队的大营，在这样的非常时刻，无论是他指挥下的数十万将士，还是对岸大营中的东晋士兵们，谁也无法预测自己将来的命运会是什么。“将军”想得更多的或许是如何消灭江东残存的司马氏的政权，但他所发动的这场战争的意义已经远不止关涉到江南百姓的生死存亡，而将决定中华民族迈向何方，甚至是整个汉文化圈的未来命运。
这位将军是谁？我想自不必我在此多说。这场一触即发的战争，便是日后震惊中外（我觉得用这个词并不算过分）的“淝水之战”。关于这场战争的来龙去脉，还是让我们从三十年前的另一场南北战争说起。
公元350年前后因后赵皇位之争引起的北方大乱，正如cinason在其大作《元嘉三十年》中所说的，其直接结果就是导致匈奴、羯为代表的北方少数民族的加速衰亡。（既然提到了匈奴人和《元嘉三十年》，在此我顺便谈一点我的看法。关于北匈奴在中国历史上的消失，“慕容鲜卑”中曾经略有提及。北匈奴的西迁路线大致接近一千年后蒙古人的西征路线，与蒙古人不同的是，北匈奴最初的目的还不是征服，而是寻找一个栖身之所。在南匈奴、汉人以及鲜卑人的打压下，辽阔的大漠地区已经无法立足，但他们的迁徙步伐在一开始是慢了一些（否则按照匈奴骑兵的速度，无须等到两百多年后才出现在东欧境内）。他们在中亚细亚地区滞留了不少时间，这期间的记录在中外的史书中几乎没有，我们只好从常理推断，他们仍然继续其原先的游牧生活。中亚历来是一个天然的好牧场，且是个民族聚居之地，这个推断应该是站得住脚的。那么是什么驱使北匈奴人离开亚洲，千里跋涉，进入欧洲的呢？我对中亚和东欧的情况不甚了解，从中国方面来看，似乎也有一个回答可以自圆其说，即气候的反常。公元三世纪末至四世纪的中国地区自然灾害连连（可参看“永嘉之乱”第四章），长城以北地区的气候也不可能不受影响，各少数民族（不仅是上层统治者）放弃北方游牧场所涌入中原就是最好的明证。可见由于恶劣的气候条件，亚洲中北部的大陆性气候区已不能够满足游牧民族的生活需要，北匈奴人也在这个时期离开了中亚，开始了他们向西的漫漫征程。）但汉人此时亦不能重新确立他们在北方的优势地位，冉闵的失败说明在北方大量少数民族（这些民族从数量上说，在北方的不少地区已不能算少数民族了）尚未完成自身的汉化之前，想要在北方建立一个秦汉或是魏晋式的汉人国家是不可能的。来自东北的鲜卑人和来自西北的氐羌人填补了中原统治者的空白。
南方还掌握在昔日中原之主司马氏的手中，不过司马昭的这些后人们完全没有他当年的威风，大多数东晋皇帝的生杀予夺的权力都掌握在权臣们的手中。而权臣们的素质也是出奇的差，无论是骄横的王敦，还是多疑的庾亮，若是放在汉末或是魏末恐怕连带兵打仗、出谋划策的资格都没有。相比之下还算有些才干的，就是桓温了。
晋穆帝永和十年（公元354年），已经集内外大权于一身的征西将军桓温从自己的驻所江陵出发，分水陆三路进攻前秦国都长安。
（桓温的三路大军有两路出自荆州，即水军自襄阳逆流而上，步军从淅川出武关；第三路由蜀中的司马勋所领，出子午谷直取长安，这正是一百多年前魏延向诸葛亮提出过的建议，历来争议颇大，我们在此不妨且看东晋在有两路军配合的情况下采用这种策略所取得的成果。）
远在凉州的前凉得知这一消息，也派出后赵叛将王擢，攻打前秦西南重镇陈仓（今陕西宝鸡），响应东晋的进攻。前秦皇帝苻健派了五万军队，由自己的太子苻苌和弟弟苻雄带领，在峣柳（今陕西蓝田南）抵抗晋军。
北方军队已有数十年没有遇到来自南方的如此强劲的攻势，桓温亲自上阵督军，一仗下来，秦军败得不成样子。接着桓温的弟弟桓冲又在白鹿原（今陕西灞河附近）击败了苻雄的军队。秦军在连续吃了败仗之后士气大大受挫，苻健只得带了六千名老弱残兵退入长安，坚守城池。
桓温转战前进，最后屯兵灞上。关中一带的郡县尽皆来降，男女老少夹道欢迎晋军的姿态，就跟见了亲人似的。这个时候距离西晋灭亡不到四十年，当年饱尝亡国之苦的关中百姓里年轻一些的还在世，于是才有耄耋老人含着泪说：“想不到今天还能见到官军啊！”
但这却是北方最后仅存的汉人情怀。换而言之，这一次或许是东晋恢复北方最后的机会。（连苻健几年前刚进入关中时也深深体会到这一点，大概是因为西晋最后亡于长安，再加上后赵在关中的统治并不牢固，民心思晋是个让氐人统治者头痛的问题，苻健在统治初期也不得不与桓温通好。）随着永嘉之乱那一代在北方幸存下来的汉人的消亡，以及后来胡人陆续大批的迁至长安一带，长安越来越脱离汉人的控制。等到半个世纪以后另一位善战的东晋大将刘裕再次来到这里时，这个城市的形象已去汉人的想象甚远，它的得而复失也就成了理所当然的事了。
二、独眼妖王
桓温没有轻易进军，没有利用士气高涨的机会一鼓作气消灭前秦。桓温有他自己的想法，当然也有客观原因，比如出兵子午谷的司马勋被前秦丞相苻雄候个正着，打了败仗，这使桓温动摇了取胜的信心。
桓温在这次北伐中止步不前的表现备受史学家们的诟病，他们最大的依据就是当时尚为旁观者、来到桓温营中探听口风的王猛捏着虱子说的那段话：“明公不远千里，深入敌军境内，现在长安近在咫尺，您却不渡灞水，关中的豪杰不知您心里想些什么，所以都不来见您啊。”一向盛气凌人的桓温对这句问话的反应竟是默然无语，半晌才顾左右而感慨：“江东没有像先生这样的人物啊！”
桓温当然不是不想平定北方（自西晋灭亡以来，东晋和北方各国一直以仇人相视，十六国中向东晋称藩或一直保持友好的国家，也只有汉人政权“前凉”等为数不多的几个，说桓温不想灭秦，毫无道理。何况桓温可是“不能流芳百世，也要遗臭万年”的好大喜功之辈），但北方不是说搞就搞得定的，苻健、苻雄兄弟绝非等闲之辈，初战的失利，多与准备不足和轻敌有关，一旦被逼入长安城中，他们自然摆出背水一战的誓死架势，在这样的情况下，不如暂且保存实力，做出可进可退的长远打算为妙。因为桓温的后方东晋原不是铁板一块，北伐打到这个份上，对桓温来说正是恰如其分（在这一点上桓温显得比岳飞要“聪明”，对敌我情况的了解要透彻得多）。
实际的战局很快对东晋不利起来，桓温与苻雄再度在白鹿原展开大战，晋兵死伤惨重。攻打陈仓的王擢也是得而复失，逃回凉州。桓温与苻健抢收关中小麦，又被秦人先了一步。桓温没有了军粮，呆不下去，只能退兵回到襄阳，桓温的第一次北伐以先胜后败而告终。
（桓温三次北伐的情况与诸葛亮六出祁山也差不太多，蜀军大概败得好看一点，加上桓温又被刻划成王莽、曹操式的奸臣，所以并不被人称道，但对比中国历朝历代，北伐的战争本就少有胜绩，桓温的北伐也没有过分的劳民伤财，虽然成效不大，但却能向北方分裂的各国表明南方政府的态度，在汉文化对中原少数民族政权的影响方面也是有一定作用的。）
桓温对这样的结果自是不满，河洛一带正好又出现混战，原来冉闵手下投降东晋的大将周成据守洛阳再次谋反。击败殷浩的羌人姚襄在自称大单于，占领了许昌之后，也打起洛阳的主意，他围攻洛阳，却一个多月未能攻克。
桓温又看到恢复北方的契机，便于晋穆帝永和十二年（公元356年）第二次从江陵出发北伐，迅速到达了伊水。
姚襄赶紧把围攻洛阳的军队撤回，将精兵强将藏匿在伊水以北的树林中，派使者对桓温说：“将军亲率王师前来，我姚襄情愿归顺，请你的军队稍稍退却，我与手下人一起到路上拜迎大驾。”
桓温心细，严词拒绝道：“我此行是来收复中原，拜谒帝陵的，与你无干。要来就来见，反正就在眼前，还派什么使者，多此一举！”说着轰走使者，径自进军。
姚襄见桓温果然比殷浩强得多，不中自己的圈套，便拒守伊水与桓温进行决战，结果战败，死伤数千人，姚襄率军退往洛阳北山。
（尽管姚襄屡遭败绩，但由于他既勇猛又爱护百姓，当地人民仍然扶老携幼的追随他，不愿离去。他的部属杨亮曾向询问姚襄为人的桓温感慨道：“姚襄神明器度，乃是孙策一类的人物，而雄健勇武则超过孙策。”巧合的是姚襄也真成了孙策第二，一年以后对自己力量仍然估计不足的姚襄想从前秦手中夺取关中，终于遭受了他平生最后一次惨败，被秦军大将苻黄眉斩杀。他把匡复羌族伟业的期望留给了投降前秦的弟弟姚苌，而姚苌日后成为羌人的“孙权”，其掌握的军事力量，也多半是姚襄时代打下的。）
洛阳城中的周成已被姚襄围攻得疲惫不堪，一见东晋大军来到，乖乖地出城投降。桓温进占洛阳，修葺了西晋帝后的陵墓，鉴于上一次作战孤军深入的失败教训，他没有再继续北进，只是向朝廷表奏征西将军谢尚都督司州（即洛阳一带）的军事，镇守洛阳，就匆匆南回了。
桓温凭借两次北伐的武功，在东晋朝廷确立了一把手的地位，南方在军事上重新采取守势，直至十三年后的第三次北伐。在这期间里，北方两大强国的地位却逐渐发生了逆转。
前秦在桓温的第一次北伐中虽然保住了长安，但苻健的太子苻苌却因伤重而死，三子苻生在与桓温的战斗中表现得异常勇猛，被苻健立为皇太子。
皇始五年（公元355年），苻健死去，苻生成为前秦皇帝。对前秦臣民而言，这是最暗无天日的三年，苻生杀人之多，手段之残忍，后赵暴君石虎与他相比，只能徒叹“后生可畏”。
苻生生来就瞎了一个眼睛，他的祖父苻洪曾经戏弄他，对手下人说：“我听说瞎孩子只有一只眼睛流泪，是吧？”
左右应声说：“不错。”
苻生大怒，拔出腰间的佩刀刺在自己的脸上，鲜血顿时流了出来，他说：“这也是眼泪！”
苻洪惊怖，用鞭子抽打他，苻生居然说：“我生性只受刀斧，不受鞭锤。”
苻洪气恼地说：“你再这样子，我让你终身为奴！”
苻生答道：“和石勒相比如何？”
苻健本想除掉苻生，因为苻雄的劝阻才把他留下来，这一留却坏了上千人的无辜生命。
苻生即位后，生活荒淫放纵，完全是一个嗜好杀人的独眼暴君。他上朝时经常带着弓箭匕首，还将锤子、钳子、锯子等各类触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