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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皇帝通过大刀阔斧的改革，建造了清朝历史以来最清廉的政府。
雍正皇帝看得见自己的反腐成绩，但他无法看见，因为无法突破集权的体制，改革为更大的腐败埋下了伏笔。＇8＇
左宗棠权力远不及雍正，他本应有所顾忌。所以能全面挑战王朝陋规，全在他是收疆重臣，功高位显，可以保持个体的相对独立性，我行我素。
左宗棠并非刻意这样，出山以来，他一直这么为人处事的。与张亮基，待骆秉章，对曾国藩，看不惯就骂。现在他已经是朝廷重臣，别人奈何不了。
左宗棠的独立性，卧龙出山，主政湖南时有效，战龙出湖，纵横战场时有用，统帅大西北时可以发挥，但他没有想到，到了朝廷，看似飞龙在天，却感觉像飞龙被关进了笼子。
权力再大又能如何？哪怕他是雍正皇帝。源头滋生腐败，治标而不治本，永远解决不完。
在清廷全盘腐败的时代，左宗棠有勇气挑战，并争得局部胜利，意义也不是没有：国家无论制度多么完善，要想政府高效廉洁，都离开不了人去践行、力争。写在纸上的制度都是死的，要靠人用行动将它激活；没有人去激活，制度等于没有。左宗棠虽在对腐败治标，但他用行动激活了反腐制度。
显然，左宗棠的独立个性，不会只限于挑战“帝国陋规”。（“陋规”是封建官僚制度里的一个专有名词。上级来了要招待，要请吃，要送礼，要送钱，就属于“陋规”。翻译成现代话，吴思叫它“潜规则”，易中天则称它是“非典型腐败”。）
他刚直的个性，非凡的办事能力，注定会正面冲击到风雨飘摇的帝国大厦的根基：官僚制度。
官僚制度是催生官僚主义的温床，官僚主义是官僚制度的副产品。1963年，周恩来总理曾列举了官僚主义有20种表现。概括地说，官僚主义是脱离民众、摆官架子、不担责任、不干实事、假公济私的行为。官僚主义是产生形式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的根源。
左宗棠在湘官集团中的地位随之也发生了变化，曾国藩在1872年病死，左宗棠事实上已经成了湘官集团的领袖人物。进京后一次次冲击清廷陋规，是扳倒杨霈后的必然，是无意为之的第二轮冲击波。
第二轮来挑战，左宗棠是功成名就、功德圆满，还是会功亏一篑，功败垂成？
冲击官僚
左宗棠入值军机处，在工作中开出的第一炮，是以“廉干”的行动，冲击晚清臃肿低效、人浮于事的官僚体系。
慈禧太后病好后，两宫太后在勤政殿召见左宗棠及军机处各位大臣。
清廷官僚集团积习已久，早请示，晚汇报，中间只跑跑龙套。谁也没料到，左宗棠叩头面见后，第一句话就说，要修治北京城的桑乾河、永定河。
他说：“臣从山西入河北，所见大出意外”，尤其皇城附近郊区，河道堵塞，水到处乱流，而沙尘暴严重，田地几乎一片荒芜，再这样下去，过几十年，北京城非被沙尘暴淹没不可。因此，他主动申请，自己带三千步兵，来“修治河道，治沙植树”。
慈禧太后每天沉溺于政治斡旋，对眼皮底下的“北京治沙”完全陌生，听到十分吃惊，问：两位王爷、众位大臣，你们知道这些严重情况吗？
这一句问得大家都傻了眼。只好照实汇报：我们确实不知道，当地的县官也没有报告上来。
慈安太后很不满，她说：你们平时都说关心百姓，现在北京眼皮底下的风沙水害都不知道，偏远的地方，想必就更加不知情了，你们平时大概都没有出过北京城，地方官也跟你们一样不关心，这怎么得了？赶快把当地县官们都撤职了，赶紧叫上来，我要问个明白！
慈禧太后当即宣布：现在就去查办地方官的家产，拿来“修治河道，治沙植树”。搞建设的事情，具体交付左宗棠与李鸿章负责。
这次会议，让一班平时相安无事的军机大臣们胆战心惊。以前瞒上压下，没出过岔子，现在半路杀进个左宗棠，原有的政治生态，一下子全破坏了。
左宗棠只想做事，而追查出的事实，用意并不在政治上打击同僚，但无意间却造成了一个事实举报，弄得大臣们颜面尽失。他这第一天上班不关心政治反着眼民生，等于当场给懒政者扇了记响亮的耳光。
从这一天起，军机大臣左宗棠看到哪里，走到哪里，总会无意打破官僚集团固有的规则。
其一是提高鸦片烟进口税。林则徐虎门销烟，结果将自己销到了伊犁，禁烟全面失败。左宗棠为了再次禁烟，利用经济杠杆的力量，发明了“以税抬价”的做法。洋烟每百斤进口税从原来的30两白银，增加到150两。这样做，既可增加政府税收，又因价格门槛，减少烟民数量。
左宗棠没有去想，从林则徐走后，中国对外政策就断了骨气，除了退让还是退让，现在左宗棠将断骨又接上了，做法是对的，但将中国的对外政策的妥协求和的整体规划打乱了。
凑巧的是，左宗棠入值军机处，正碰上《中俄伊犁条约》兑现。
左宗棠研究专家杨东梁指出，曾纪泽与俄方谈判时，俄方勒索要1200万卢布，后面一路减，减到400万，曾纪泽不同意，只答应赔250万，俄方又增加到500万，最后曾纪泽同意赔偿400万。
现在恭亲王在具体落实。为了缓和与俄国的矛盾，他同意具体赔偿中增加到1200万。
恭亲王是慈禧当年发动辛酉政变的得力助手，也是体制内创新的积极推动者，是左宗棠的积极支持者。
但左宗棠为国事不会顾忌人情，还是忍不住插手进来了。《中俄伊犁条约》本来就是自己统帅大兵压向伊犁争取过来的，现在他还要争取。俄国人惧怕左宗棠，又妥协下来，从1200万降为400万。
为国家节省了大笔钱财，做皇上的当然高兴。但具体办事的官僚，就觉得钱少难开路，以后跟俄国难处好，毕竟外交外交，天天要交。执行的恭亲王与问责的慈禧，在这件事情上态度相反了。
左宗棠与俄国公使谈判回来，慈禧太后马上召见左宗棠，当面夸奖他：“尔向来办事认真，外国怕尔声威。”这句话是对左宗棠的最好的褒奖，左宗棠也觉得自己办对了，信心更足。
有了前面三件事，慈禧太后对左宗棠印象很好。她觉得，左宗棠做个封疆大吏固然可以为自己独当一面，做个朝廷重臣也可以为自己撑腰分忧。从此，慈禧每次都力排众议，用颇有预见性的决策，对左宗棠从物质上与精神上予以支持。
左宗棠与慈禧在许多事情上观点接近。从1861年垂帘听政以来，慈禧对左宗棠的信任与支持，基本就没有变化过。当年西征新疆，李鸿章咄咄逼人地攻击，慈禧太后为他辩护，说“宗棠乃社稷大臣”，后来她干脆还口头规定，“三十年内不准参左宗棠。”这种君臣之间的信任，是左宗棠得以放开手脚，轰轰烈烈大干一场的动力。
但左宗棠没有想到，在慈禧太后的鼎力支持下，自己全副身心投入进去，用一股清新的急流，全面冲刷清朝的浊水，就必然会得罪官僚集团一大批既得利益者。
集权政治绕不过的一个怪圈：上级很满意，同级与下级总会有不满。他们就是满清腐朽而庞大的官僚集团。面对它，左宗棠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同流合污，要么发起冲击。
根据左宗棠的方式，他会锋芒毕露地来打破旧规则。这就必然需要建立新规则，来达成以下两点：
一、官僚集团内，每个官员都必须会做事，认真做，还要做好，不贪不腐，执政为民。
二、对外政策，坚决反对妥协、投降、卖国求和，这需要壮大自己，让国家强大，发动民众都起来支持，打破官僚集团的精英政治垄断传统。
这个新规则对原有的臃肿低效、人浮于事的官僚系统，会造成无穷的压力，弄得每一个混日子的既得利益者都难以再混下去。
但问题恰恰是，晚清官场，相当部分既得利益者在混。不少人的官位本就是花钱买的。像浙江巡抚王有龄那样买了官既有责任心又有治民能力的都已经凤毛麟角。八旗子弟，王公贵族，都是世袭继承的，他们除了混日子还真的什么都不会。
买官的原指望从职位上捞一把，现被左宗棠搞得既辛苦，又不赚钱，谁还会花钱买官？世袭继承的，都指望混既有体面的身份，也有潇洒的日子，一旦混不下去，还不如跟左宗棠拼命。
乌鲁木齐提督成禄就是这个典型。他跟杨霈一路货色，是左宗棠当年西征必须打穿的天花板。1873年1月17日，左宗棠参劾，朝廷下旨将成禄拿问，后经审讯，判处死缓。
但混官不只杨霈、成禄，官文、崇纶、富阿吉、崇厚，还有很多。只解决官员，不解决制度，左宗棠忙得过来吗？
只有少数有远见、想办事、能办事，不愿与体制一起慢慢耗老，随体制一同被埋葬的清醒者，才会赞同左宗棠的方法，但他们不是成了政治斗争牺牲品（肃顺），就是被政治现实逼得弯了腰（奕訢）。
古人说：“利不十，不变法。”没有十倍的利益就不改变原有的规则。但哪里有一种改革，可以让利益增加10倍？
没有“制度红利”，“改革红利”注定水花镜月，昙花一现。
当一个王朝都倾向于腐朽堕落，而“裱糊匠”李鸿章粉饰太平能赢得粉丝，真正的民族梁柱可能被视为异端。“劣币驱逐良币”，打破规则的改革者，首先被体制淘汰出局。
于是，有看不惯的、甚至直接遭遇到左宗棠方式威胁自己利益的人，就这样提醒他：在朝廷为官嘛，想顺利，“多磕头，少说话”。
而朝廷的条框也太多了，这里等级森严，一举一动，讲究上司下门，先来后到。比方每次发言，根据规定，恭亲王先回答，醇亲王再回答，然后才轮到军机大臣。
左宗棠多年做地方官，地方开会，从来没有按套路来过，习惯了民间江湖的率真、自由。
从楚军到西征军，他从来都推行，谁厉害谁先说，谁牛谁打先锋。一切凭实力说话。现在年过花甲，从头再学关系学，比水牛学跳舞还难。
左宗棠上朝不按顺序发言，慈禧太后无所谓。她只需要会办事、能帮自己出力的顶梁柱。
同僚就完全不一样了。他们本事不如左宗棠，事功基本没有，办事基本不会，出人头地就靠这个发言顺序。所以，有被冲击到的同事就提醒他：这里的规矩，总是跟着王爷走的，当上头问及，我们才能开口。
左宗棠一听，哈哈一笑。他心里很反感，但不好说出来，打算以恶作剧的方式来否定它。第二天，他很安心地跟着恭亲王，恭亲王走到哪，他就跟到哪。恭亲王上厕所，他也跟着上厕所。开头几次，恭亲王还没在意。次数多了，他觉得很奇怪，就问：左大人，你为什么老是跟着我？连我每次上厕所了，你也刚好要去上厕所？
左宗棠说，可不是吗？宝大人（军机大臣）吩咐我，说这里的规矩不同外面，凡事跟着王爷走。
恭亲王哈哈一笑，没怎么在意。可宝大人知道了，羞愧得恨不能找个地缝钻进去。
左宗棠越来越不自在起来。他甚至无法适应这里慢节奏的工作。多年来，带兵打仗、搞洋务，边疆屯田、植树忙惯了，老感到还有许多大事在等着他办，而悠闲度日，他感到时不我待。
想起1841年听说第一次鸦片战争，他一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