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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泄漏消息的宫廷人员，进行报复。但这无济于事。皇权的神秘性必须保持
非个人的性质。皇帝由于卷进他的官僚们的阴谋，不但损害了他个人的声誉，
而且削弱了他的政府的效力。此外，君主的惩罚权必须保留以解决重要的争
端。在以前的几朝，皇帝公正无私的严正性及其不可预测性平息了反对的意
见。可是，当万历皇帝依照惯例却又优柔寡断地行使这种君权时，这一切都
已丧失。批评他的人远没有气馁。用皇帝自己的话来说，他们不顾惩罚以博
取当前的名声。在大学士申时行的劝告下，皇帝才决定不批复令人烦恼的谏
章。但是已经造成了损害。而不理睬令人不快的诤谏的做法使皇帝走上了被
动抵抗的道路——在他统治时期的全部剩余时间里，他开展一场反对他的官
僚们的运动，给帝国施政的效率带来了严重的后果。
皇帝的继任问题 １５８６ 年早期就已提出。皇帝通过授予他宠爱的郑妃以贵
妃称号，把她提升到所有他的嫔妃之上，让她在等级上仅次于皇后。朝臣们
了解他的意图并不困难。他想利用子以母贵的原则，把他的第三子朱常洵提
升到高于他的长子的品级（他的次子夭亡）。这一步骤引起了造成分裂的争
端，没有朝臣能够置身事外。有些官僚在原则上维护长子继承权；他们把它
看成天理的主要部分。可是其他的人卷入了“国本”的争论，因为他们必须
选择两个王子中的一个作为他们未来的主人；他们从过去的经验中知道，错
误的一步，即使这时无声无息，当继位问题最终确定以后，也可能断送他们
自己的生命，并给他们的家庭带来灾难和耻辱。
已经引起了如此重大的争论，可是皇帝却缺乏实现他的计划的决心。他
没有透露，为了讨好他所爱的女人，他已提升了他的幼子。他自己反而空口
承认长子继承权的原则不可违背。他没有在官僚中谋取一个心腹的帮助以推
进他的事情。他在选定继承人方面的拖延仍然引起了他的最高级的官员们，
特别是首辅申时行（１５３４—１６１４ 年）和王锡爵（１５３４—１６１１ 年）对他的怀疑。
在一个派别活动已经有减弱行政机构施政能力危险的时代，皇帝不采取行动
为党派性的论战提供了一个焦点，这种论战在他死后延续了很长时间。
这一连串事件揭示了万历皇帝无力满足晚明存在的君主政体的需要。可
是，这些事件也揭示了强加于君主的无法忍受的状况，这种状况是由情势而
不是由阴谋偶然形成的。尽管是专制君主，万历皇帝却没有立法的权力。尽
管是最后的裁决者，他却不得不在合法的迷雾中行事。而当他要朝廷承认他
的人性需要时，他发现他什么也不能得到。在处理继任问题中，万历皇帝处
境孤立。１６０１ 年，在来自他的顾问们的难以承受的压力下，他才同意立他的
长子朱常洛为太子。过了 １３ 年之后，如王朝的则例所要求的，他打发他的第
三子之藩。在其间的年代里，他变得完全和他的官员们疏远了。
这位统治者和他的朝臣们之间的这种对抗性关系由来已久。早在 １５８８
年当皇帝的继位问题还未成为争端时，这一朝的实录记载，一份谴责他从太
监张经接受私礼的谏章已经使皇帝对他的公职职分的热情减弱了。此后，他
减少了公开露面，并终于无限期地暂停朝廷的早朝。将近 １６ 世纪末，他只出
席成功的战役之后的祝捷庆典。帝国朝廷的事务全部以书面形式处理，这给
了皇帝留下一些公文不予批阅的选择权，而万历皇帝常常予以利用。
到了他统治时期之末，他已不补京师和省的许多重要职位的空缺；高级
官员们的辞呈也不予答复。这些官员中的一些人擅自离开他们的职位，皇帝
仍然不对他们采取行动。这种僵局是全面的：皇帝谋求使帝国的官僚们气馁，
官僚们反过来谋求约束皇帝，支配他的行动，即使是他私生活的细节。
万历皇帝的聪明促成了他不尽君主之责。尽管他从未明白说明，但他似
乎了解，他不能改革作为制度的帝国官僚机构。①他无力革新，和对皇帝一样，
这对王朝也是不幸的。他不得不实行并不治理的统治达 ４８ 年，闭居宫中，像
是他的官僚们的事实上的囚徒。
① 冈田英弘：《大元可汗传》＇408＇，《亚洲传记》，11（1966 年），第 46—55 页。
张居正的 １０ 年：耀眼的暮光
权力斗争
一场权力斗争在嘉靖皇帝死后立即开始。１５６７ 年早期，在隆庆皇帝即位
之前，首辅徐阶主动为已故皇帝准备了一份“遗诏”，并秘密送呈当时的太
子以便得到他的同意。这份文件表达了已故皇帝对于在他统治时期因各种原
因而给予进谏官员们的严厉惩罚的懊悔。他吩咐他的继位人给予补偿。一旦
公布，便不会有人怀疑这份文件的真伪；推翻以前的判决也就无可非议。但
是，这份遗诏的制造者的意图却受到了批评。通过采取主动，徐不但和前一
皇帝的不受欢迎的政策无关（他曾担任他的主要顾问），而且还装出一副被
召回的官员们的庇护人的姿态。当有些被贬谪的朝臣重新被任命为御史和给
事中时，大学士徐阶在官僚机构内获得了可靠的权力基础，此后能够容易地
使人感受到他的影响。他的谋略受到他的一个同僚高拱的批评。
作为政治家，高拱属于不同的集团。在政府的编撰－教育部门度过多年以
后，他看透了高层的手段，并切望运用他的学识。他也已聚集了一批追随者，
一个官员的小团体，这些官员由于以前的交往尊重并遵从他，当作他们的指
导人。而且，在被任命为大学士之前，高拱曾经担任太子即现在的皇帝的侍
讲。这个背景使他能够与徐阶争夺对内廷的控制。
高拱性情急躁而有闯劲。他对官场的惯技有清晰的了解，并从不隐瞒他
对其程式化的守旧作风的藐视。在贯彻政策中，如果一种方法有效，高拱情
愿不去理睬官样文章；即使严格地说他的方法与法令的文字抵触，他甚至也
不担忧。由于这些原因，他是科道人员的当然敌人。他认为他们小心眼，碍
事，各自抱住职位去保护某个集团的利益，往往利用弹劾手段报复那些威胁
他们利益的人。
１５６７ 年春，高拱被几个御史弹劾。他合乎情理地怀疑弹劾是徐阶策划
的，并怂恿他自己的一个追随者控告徐阶在担任嘉靖皇帝的顾问时，曾经阻
挠选定隆庆皇帝为太子，显然希望在皇帝和他的首辅之间煽起怨恨。于是两
人都受到批评。如在这种情况下的惯例那样，徐和高同时以健康不佳为借口
退居在家。实际上，他们是把他们的争端交给皇帝仲裁。但是，皇帝随后的
诏书并没有表现出任何偏心。两位大学士都被敦促恢复视事。
在这个案件最终了结以前，有许多指责高拱的文件呈递上来。这位皇帝
以前的讲臣据说“奸险”、“不忠”。比较温和的控告要求他去职；更加敌
对的控告要求将他处死。控告者不但包括科道官员，而且包括北京六部的官
员和南京机关的一些官员。总计上呈了 ２８ 份控告他各种罪行的奏疏。１５６７
年 ６ 月，高拱被迫告退。
一年以后高对徐阶进行了报复，而张居正在这一密谋中起了重要作用。
张是次辅，是高拱多年来的密友。和高一样，他在政府的编撰－教育部门有长
期经历。和高一样，他也当过隆庆皇帝的讲臣。而且在应当如何指导帝国行
政方面，他和高拱有某些相同的看法。但是当高急切从事而直言不讳时，张
却以沉着谨慎而闻名。他情愿等待时机。
１５６８ 年夏，高的机会来了。徐阶遭到一个给事中指责。主要的指控和边
境防务有关，但也重新提到嘉靖皇帝的遗诏。徐阶被控利用遗诏暴露已故皇
帝的缺点。因为指控者与徐有私怨，而不是代高拱行事，这位大学士不很警
惕。他当然请求皇帝辨明自己无罪；同时他提出辞职，满心希望皇帝将要求
他留在他现在的职位上。但是张居正指示票拟隆皇庆帝诏书的官员接受他的
辞职。
徐阶刚退职，态度温和的李春芳就成为首辅。张居正又等了一年半才采
取他的下一步骤。１５７０ 年早期，一场朝廷的争论迫使吏部尚书去职。张与皇
帝亲近的太监们商议，商定召回高拱当次辅并兼任刚空出来的尚书职务，这
是一个临时的步骤。张与皇帝私人工作班子的紧密联系这时很少引起注意。
高拱回朝以后，做了一些后来玷污了他的声誉的事。他立即惩罚那些反
对过他的御史和给事中。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悄悄离去，而高拱以他作为吏部
尚书所掌握的权力在重新安排其余的人方面并无困难。这时，司礼监的太监
们成了皇帝的代表，张居正与他们保持着紧密的联系。高和张已经形成的合
作关系把帝国政府最高层的几个部门结合了起来：内阁和各部，政府的科道
部门以及编撰－教育部门都在这两位大学士的控制之下。
李春芳于 １５７１ 年夏退职，使高拱当了首辅。但是即使在这以前，高也已
经脱颖而出，成为隆庆皇帝朝廷的支配人物。
朝廷非常需要一个领袖。几年以来这两位大学士竭力填补这个空缺，并
竭力使被动的官僚们有一种管理的意识。当杨博被任命为兵部尚书时，宣布
了一项普遍适用的政策。从此以后，兵部的高级职位只给予有军事经验的官
员；他们不参加一般职务的轮换。此外，边境地区今后由中央政府定期视察。
当黄河泛滥并使大运河上的运输中断时，研究了建造一条向东的平行水道的
建议。同时，进行了把从南方船运粮食转到海路的航程试验。在为地方职务
选拔有才能的人方面，高拱和张居正是最擅长的。
已经镇守苏州的戚继光，受到鼓励为其他防御基地提供样板。任命张学
颜为辽东巡抚和李成梁为他下面的总兵，对不肯安静的东蒙古人准备了一个
有力的答复。调能干的将领王崇古总督宣府、大同和山西军务，证明甚至是
一个更大的成就。正是王崇古诱导俺答接受了一种和平的解决办法。同时，
殷正茂当广东提督，一再打败了他地区内的造反者，还有海盗和土著居民。
虽然不引人注意，这些行动却在几十年的失败和挫折之后带来了某种程度的
满足和希望。高拱管理政府时，使用特殊的方法来达到他的目的；他从来没
有试图系统地改革官僚政治。本朝的官修史书引述了他的话：“吾捐百万金
予正茂，纵干没者半，然事可立办。”高拱和张居正之间的分裂是不可避免
的。两人都有才华，两人在同一竞技场内为个人的权势而竞争。张是否打算
利用高为自己扫清场地仍然不能断定。但是，尽管他们有相同的见地，他们
在气质方面的差别非常明显也是不能不予以考虑的。同样，高拱易于让暂时
的成功吸引住他的注意力，而张居正的眼光是深远的。因此，张最终占了上
风。
当时的资料列举徐阶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