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阁。这时，或者是照张居正自己的建议或者是得到他的默许，他在宫廷中的
支持者说服这时只有 １４ 岁的万历皇帝，以皇帝的诏书答复这位大学士的丧假
请求，说他的工作是不可缺少的，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应该免除他服满全部
丧期。虽然并不是没有先例，皇帝的决定仍然在朝廷上引起一片喧嚣。部级
官员们要求张去职。政府的编撰－教育部门的成员，作为一个集体，在张居正
自己的住所访问他，在这个伦理－礼仪问题上质问他。
即使几个进谏者根据皇帝的命令受到责打，对抗停止了，张居正也从没
有恢复他在同事中的威信。此外，这一年年终之前张在一次不惜冒险的恢复
控制的努力中，组织了一次不在计划中的人员考核，命令所有四品以上京官
提交自我鉴定。这一部署是除去政敌的一个巧妙计谋，也把人事安排改变成
了党派政治斗争——一种将使明朝廷继续遭受几十年灾祸的新手段。
可是，张居正的最大弱点却在于他没有能力摆脱王朝统治方式的模式，
这反过来意味着他改革帝国官僚政治的努力不可能系统化。他赞助戚继光建
立一支新模范军（“戚家军”）；他却不能制定一种方法向其他军镇扩大戚
的招募办法、训练和战术。他在帝国国库中积聚了巨额银锭；可是他找不到
投资的办法，甚至找不到利用它作为基金以创立管理国家财政的帝国金库的
办法。他把政府的各个部门置于他个人的控制之下；可是他的权力仍然依靠
个人的政治关系。在明朝的制度下，他没有政府承认的权力以制定政策或进
行统治。同时，他扩大内阁对于吏部的影响并没有得到他的同僚们的同意；
而他和接近皇帝的中官，皇帝的私人办事人员的非正式联系，完全构成了对
王朝皇室法令的违犯。由于张的严格说来是“违制”的应变措施，以许多职
能上分离的行政部门为特征的洪武皇帝型的政府又再次成为可以运转的了。
但是，当其协调人，这位大学士，一旦去职，整个事业就又不存在了。
在这 １０ 年快要结束时，张居正进行了一次改革帝国税收管理的重要尝
试。他以皇帝的命令安排了一次土地测量。皇帝的命令于 １５８０ 年 １２ 月颁布。
当这位大学士大约一年半以后去世时，统计表还没有完成。
这次测量不能认为是成功的。河南省用了一年半时间才提出统计报表，
后来发现是重新提出的旧资料。这正是张试图克服的歪风邪气。省的官员们
受到申斥，并被命令再次进行测量；在第一次报表被驳回之后六个月内上交
了另外一套簿册。虽然大亩（２４０ 步〔每步 ５ 英尺〕长 １ 步宽）被指定为全
帝国的标准测量单位，但据说在许多地区都出现了与此不合的事例。张居正
死后，人们普遍抱怨从事土地测量的地方官员们被迫多报他们地区的耕地面
积以邀功。局面变得很难控制。帝国朝廷不得不宣布 １５８１—１５８２ 年的测量统
计表设有约束力；各地区有权选择接受它们作为征粮根据，或者利用这次新
测量之前存在的资料。如果张活得更长并把这事进行到底，土地税制度上的
合理化可以得到保证也是有疑义的。但是，这样一种可能性仅仅是由实际出
现的情况联想到的。
后果
１５８２ 年 ７ 月 ９ 日张居正之死结束了一个时代。大约过了几个月，这位大
学士本人于死后被控接受贿赂，生活奢侈，安插不胜任的党羽于要职，滥用
权力，设法使他的儿子们在文官考试中得中并进入翰林院，勾结太监冯保，
压制舆论，蒙蔽皇帝，并且甚至试图篡夺皇位。虽然有些指责有事实根据，
但这些罪状大部分是由张执政时受过害的和急切希望以牺牲他为代价来为自
己辩护的朝臣们提出的。总之，他们试图完全改变他的政策，停止他在办事
手续上的改革，同时一有可以就根除他的势力。
张居正受到公开指责，他的财产被没收。此后政府的最高层保持没有领
导的状态。内阁里的权力斗争实际上受到了抑制；任何个人这时都不再可能
对这个机构进行控制。但是另一方面，具有张居正这样才干的政治家在明代
再也没有出现第二个。没有人具有张的早期对手高拱和徐阶的才干，或者即
使是像 １５ 世纪 ４０ 和 ５０ 年代严嵩那样得力。
张居正死后，他的被保护人张四维担任这个职务约一年。他正确地弄清
了公众意见和万历皇帝的意向。因此他对职务的主要关心是使自己与他前任
所主张的严厉控制脱离关系。他情愿清除张居正的做法。这在他立即停止土
地测量的建议中表示得很明白。他的继任者申时行是另一个接受过张居正保
护的人，迈出了更远的一步。他说服皇帝停止张对公文的检查，提出有说服
力的论点：政府的地方机构没有配备人员像所要求的那样有效地去进行管
理。申任职超过八年，可是他的调停和折衷的工作没有进展。皇帝在亲自统
治方面的努力也是不成功的。１５９１ 年，申时行当他代表朝臣在继位问题上充
当斡旋者时，由于大多数朝臣表示对他不够信任而被迫去职。在他之后，万
历皇帝的几个首辅没有一个处境稍好一些。
中央施政的衰落
但是，继位和张居正的政策并不是 １５９０ 年以后分裂帝国朝廷的仅有的两
个问题。申时行以后在万历皇帝手下任职的八个首辅中，没有一个曾和张居
正交往。事实上，前三个王家屏、王锡爵和赵志皋是以反对过他而为人所知。
朱赓从退居生活中被召回；他远离朝政被认为是有利的。李廷机、沈一贯和
叶向高由高级廷臣们推荐。可是，与第八个方从哲一道，他们任职全都是不
愉快的。只有王家屏当他呈递辞呈时，没有受到御史的弹劾。他只任职六个
月，获得盛名是由于他干脆避开与皇帝争执的问题所引起的党派争论。赵志
皋和朱赓都死于任内，激烈的指责伴随他们到死。关于李廷机的事迹甚至更
为荒谬。
在他任有名无实首辅三年零九个月的几乎全部时间里，他自称有病，不
肯料理他的公务。可是皇帝不肯免去他的职务，虽然监察官员们不肯停止因
他失职而对他进行的攻击。他受到各方面的憎恶，逃到一座荒庙去躲避这种
攻击。只是在他呈递了 １２０ 多次辞呈，并在 １６１３ 年迁出北京城以表示他决意
割断他和朝政的关系后，万历皇帝才终于批准他退职。
回顾起来似乎是，主要依靠思想控制、只略微依靠专门技能的明代官僚
政治的程式化管理，已被原来为之拟定这种程式化管理的社会和经济状况的
变化所倾覆。从这种观点看，张居正试图以个人管理代替彻底的制度上的改
革，是帝国统治问题在没有达到改朝换代地步时的唯一可行的解决办法。但
是，当这位果敢的大学士声称他身非已有时，他的方案加于社会机构下部基
础的难以忍受的负担，是他的同僚们所不欢迎的。和承认他的政策中的基本
原理相比，他们更多地注意这个要人私人生活的“违法”和“不道德”方面。
张居正的做法一旦被废除，朝廷对其广布的官僚机构的控制就更进一步衰落
了。科道官员、编撰－教育部门的官员和吏部官员的一些小党派这时不受大学
士们的控制，并意识到他们自己在朝廷中的影响。他们忙于争论和尽力清洗
张的党羽，而不是忙于恢复和复兴的尝试。皇帝不够果断无疑无益于这种局
面。他不能达到他的官僚们的有德之君的理想，但他也缺乏个人才干像有力
的专制君主或暴君那样行事。
他笨拙地处理时间拖得很长的继位问题，排除了内阁作为复兴帝国施政
根基的可以性——已由高拱和张居正着手的一项工作。为了促成他个人所希
求的事，万历皇帝试图把几个大学士引为心腹，但没有成功。更糟的是，他
这样做在其他官僚眼中玷污了他们，其他官僚怀疑他们与皇帝共谋，反对他
们的愿望。当这几个大学士不能在文官和皇帝之间充当斡旋者时，便再也没
有任何办法利用他们的机构来监督整个帝国的行政。
税矿中使
当皇帝于 １５６９ 年派遣一些太监到各省当税使和矿监时，他进一步疏远了
官僚们。皇帝委派太监们去监督各省的行政工作到这时已成惯例。这些中使
自己接办行政工作，把原来主管的文官降到机构属员的地位，这也是常见的。
而且，在 １６ 世纪末年，城市工业、内地贸易和矿业无疑被看作可能的税收来
源。因此，这种政策既有实效，又是有例可援的。
在 １５６９ 年第一批督察太监被派遣时，他们与文官们协力工作，同时他们
的工作限于局部地区。１５９９ 年，规模扩大了。到了这时，所有重要的口岸都
有大珰驻守；他们逐渐扩展权力，终于开始和当地文官政府的正常职责发生
了冲突。没有商事法规和周到的检查程序，文官们本身在工商资源的税收管
理方面过去是以马虎和腐败出名。①地方官员们习惯于按照不变的定额掌握收
入和支出，总的来说，在按变动的数额予以管理方面却是无能的和未经训练
的。有效的查账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官僚们认识到他们自己管理的技术上的
限制，对营业税按不变定额实行控制。预定的收入来自由商业行会首领办理
并征收的某种形式的摊派份额。如果地方官员们不能强使商业税以定得很高
的定额缴纳，收入就将减少而不是增加，那末整个工作和他们自己的仕途都
将陷入危险。他们对采矿工作的嫌恶甚至叫嚷得更凶，因为采矿企业的倒闭，
除了极少数例外，使处于困境的采矿工人变成了盗匪。
官僚们办坏了的事太监们也没有希望办得好一些。他们不能补法定的空
缺职位。他们因他们的同事们而负较小的责任。并且没有设立正式工作班子
的先例和传统的做法，他们只能把一伙伙地方上的恶棍和投机分子搜罗在他
们的周围。在许多情况下他们的活动受到文官对手的阻挠，他们还引起了很
多城市骚乱事件。矿税实际上常常是一种敲诈的形式。太监管事们威胁要在
房屋和祖坟下挖地采矿，只有他们从业主勒索到若干报酬后才发善心。
１６０６ 年，一伙军官联合骚乱者杀了云南的矿监杨荣。这个消息令人不
安，甚至足以使得肥胖的、放纵的万历皇帝倒了胃口。可是这样做已经延续
了很长时间，他不能完全废除他的政策。当受到催逼时，他在这个问题上作
了让步。尽管在太监管理之下的税矿工作以信誉的极大损失为代价，只带来
极少的收入，然而整个万历统治时期都在继续。这个问题分裂了官僚们。产
生了一个毫不变通的英雄李三才，他作为淮安巡抚逮捕了他地区内许多太监
的追随者，并将其中的一些人处死。这还使加之于大学士沈一贯的责骂增多
了。这位大学士被他的同僚们认为，他曾有机会要求皇帝停止矿税使的活动，
但他敦促皇帝不够卖力。
① 冈田英弘：《16 和 17 世纪的外蒙古》＇409＇，《亚洲语言和文化研究》，5（1972 年），第 69—8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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