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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明代史-第8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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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来说,关于大礼的争论对实现其他的目的是有用的。
这场争论还有超出朝廷政治的后果。因为争论在发展,双方的论证变得
更老练、更明晰、更复杂。官方文献中所记载的朝廷实际作法的历史成了注
意的一个中心。这久而久之促成了研究历史先例(掌故)和研究本朝历史的
普遍兴趣。
这场争论也引起了对语言学和文句分析的兴趣,这开了晚明和清代严密
的、批判的学问的先河,因为争论在很多方面集中在礼仪用语和古代礼仪的
含义以及经典文献所记述的传统上。对这些原文的解释最终是以两种对立的
哲学上的假定为基础,一种与 12 世纪程颐和朱熹所发扬的儒家传统的解释
(明代朝廷承认它是正统的解释)有联系,另一种与王守仁(1472—1529 年)
所领导的当代学派的解释有联系。因为对原文的解释和哲学有非常密切的联
系,这种交流在一定程度上成了对翰林院的守旧传统——程朱传统——的批
判,这种批判从王守仁的学说引导出来,由他的许多弟子予以表达。各地的
官员在所有细节上都紧跟朝廷的争论。因此,王的学说在很短时间内就闻名
于整个帝国,到 17 世纪仍然是一个人们极感兴趣和有争论的问题。
最后,这场争论的解决标志了专制皇权的复兴。和大学士们商讨政策然
后才付诸实施,这已经成为明代皇帝的惯常作法。大学士毛纪在 1524 年 8
月提出他的辞呈的时候,批评皇帝的统治作风说:
迩者大礼之议,平台召对,司礼传谕。不知其几似乎商确矣。而皆断自圣心,不蒙允纳。
何可否之有?至于笞罚延臣,动至数百,乃祖宗来所未有者;亦皆出自中旨。臣等不得与闻。①
他并非完全公正。1519 年正德皇帝曾经责打 100 多名官员,因为他们反对他
南巡的计划,他也很少和他的大学士们商讨任何事情。毛纪的话适用于嘉靖
皇帝的伯父弘治皇帝(1488—1505 年在位)时的一般情况;在较小的程度上
适用于更早的几个皇帝的统治时期,他们中的大多数对待高级文官有某种程
度的尊重。
嘉靖皇帝仍然按照他的堂兄的粗暴而专横的作风进行统治。为了达到他
的欲求,他蔑视所有的忠告和惯例;他不能容忍冒犯,不能容忍对他本人和


① 朱厚照或以其年号称为正德皇帝,或以其谥号称为武宗(字面的意思是“勇武的祖先”)。正德年号出
于《书经》《大禹谟》(关于传说中的圣王禹'公元前 2205— 公元前 2197 年在位'所行善政的格言集)的一
段话:“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水、火、金、木、土、谷,惟修。正德,利用,厚生,
唯和……’”见李雅各:《英译七经》'309'(1870 年;第 2 版,牛津,1893 年;重印,香港,1960 年;
重印,台北,1969 年),Ⅲ,第 55—56 页。
① 关于盐政,见黄仁宇:《16 世纪明代的税收和政府财政》'254',剑桥,英国,1974 年),第 189—224
页。
 



他的政策的批评。他的臣子们在毫不怀疑地实现他的愿望时,保有他们的职
位,而当他们没有或不能实现他的愿望时,便很快丢掉职位。

1524 年的大同叛乱

从 16 世纪初期起,对边境戍军的控制能力就已衰退。当骚乱发生时,朝
廷实行一种姑息的政策,暂时使士兵平静下来,但纪律渐渐变得松弛,军队
更加不服从命令。1510 年宁夏的新任巡抚被忿懑不平的军队杀害,1521 年甘
肃省的巡抚遭到同样的命运。当没有严重的报复临近时,已经变得很明显,
朝廷不能或不愿干预这类事情,而这类消息在军队中引起了一种危险的看法
——他们可以放手屠杀。②
1524 年 8 月,大同戍军的士兵杀害了大同的巡抚和戍军的参将,放火烧
了许多官署,然后逃离这座城市。发生这一切是因为巡抚试图将 2500 人的军
队调到位于这座城市以北大约 30 英里的五个新堡。军队拒绝调动,巡抚于是
命令他的卫兵到这些堡去。卫兵军官尤其怠惰,非常舒适地住在城里。当他
们拒绝服从命令时,参将便责打他们。戍军部队受他们军官的煽动而骚乱,
袭击总兵公署,将他杀死,并将他分尸;然后他们用同样方式处置巡抚。这
次事件上报到朝廷,下令进行了例行公事的调查,为空下来的一些职位任命
了新的官员。但是那个地方的骚动并没有结束。
朝廷在边境政策问题上暂时出现分歧。一种看法认为,管理边境应当宽
大,并采取守势;另一种看法则认为,朝廷应当对所有边境事务的积极而可
靠的部署感兴趣。持第一种看法的人们认为军事行动费用大,而且往往是徒
劳无益的。军事力量顶多只能威吓军队中难以管束的分子,而且只是暂时的,
可是平民百姓却要忍受无休止的征发。当京师地区的安全没有受到直接威胁
时,这批人主张通过赠与和宽恕保持平静。另一批人则认为,这样的态度玷
污了朝廷的威信和声誉,最终导致整个防御体系的衰退。军人和他们的支持
者也宣扬侵略政策和征伐,部分原因是这样的政策给与他们提升和受赏的机
会。
负责调查的官员赞成宽大政策。两个辅政的大学士持相反的意见。皇帝
本人认为,巡抚对动乱负有责任;他希望只逮捕领头人而宽恕参与这次叛乱
的士兵。一支从北京到甘州出征的大部队碰巧途经大同,这被错误地看成是
来讨伐的。叛乱的士兵再次占领这座城市,并将城门关闭。这样的行动是向
朝廷权威的明显挑战,不能不予以制止。因而从锦衣卫火速派了一支 3000
人的骑兵队伍去解决大同事件。在这支队伍到达前,士兵已将当地知县杀死,
不久以后他们又包围了代王府,代王被迫逃往邻近的宣府防区以求保护。
骑兵指挥接近大同时,定下了偷偷捕捉叛乱领头人的计划,但他只获得
有限的成功。许多叛乱的首领逃脱,稍后又因他们的伙伴被捕,返回来进行
报复,焚烧并洗劫官署。骑兵指挥于是请求处决所有曾经与领头人共谋的人。
面临贬黜的负责调查的官员最后于 1525 年 4 月诱捕并处决了余下的叛乱首




② 王士贞:《中官考》'554',载《弇山堂别集》'555'第 90—100 卷(1590 年;重印,载《中国历史丛书》,
16,台北,1965 年),94,第 4153—4154 页。参见《明实录?武宗实录》'380'(1525 年;重印,台北,
1961—1966 年),第 515 页。
 



领,事件就被认为是解决了。①
大同戍军仍然难于管束。1533 年发生了另一起较大的暴动,戍军的总兵
官在暴动中被杀;1545 年那里又在酝酿一起牵涉皇室成员的不成功的政变。
蒙古人卷入了这两次事件,或者是作为潜在的帮手,或者是作为策划者,他
们常常利用叛逃的戍军在明防线的后方当间谍和向导。戍军官兵和许多蒙古
首领之间的不正当交易使管理更加困难,因为人们继续不断地来来往往穿过
防线,交换货物,也交换信息。但是遥远西部的更为严重的纠纷妨碍了对大
同问题的任何进一步的注意。①
1513 年,土鲁番的苏丹满速儿(1484/5—1545/6 年)占据丝绸之路东端
的绿洲战略城市哈密。14 世纪晚期起中国人控制了这座城市,并于 15 世纪
晚期派兵保护它,但是这次朝廷只派了一个文官去交涉归还这座城市的帝国
印信问题。交涉没有成功。满速儿继续向更远的东方袭击和抢掠中国领土。
满速儿在帝国朝廷的奸细写亦虎仙终于安排好一个和解办法,让满速儿控制
哈密并允许他照旧通贡明廷。
1521 年,写亦虎仙因叛逆罪被处决,满速儿的使者被扣留在北京,皇帝
应杨廷和的请求,批准了对土鲁番的敌对政策。这随即导致进一步的入侵,
最后造成 1524 年对甘州的袭击。主要由征集的蒙古人组成的明军奉派进行反
击,他们获得相当成功。但是,零星的战斗一直继续到 1528 年,这时满速儿
放弃了他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满足于突然袭击。他已经能确保对哈密的控制,
明朝廷承认了他在这一地区的权力。这时朝廷的政治倾向已经改变,杨廷和
六年前所提倡的政策受到了抨击。①

李福达案

张璁和桂萼这时成了皇帝最亲密的顾问,他们好几年以来尽力排除杨廷
和在官僚机构中的坚决支持者。斗争在一连串抨击和清洗期间于 1527 年达到
顶点。对峙于 1526 年夏天从一件叛逆案开始。
1526 年,桂的支持者侯爵郭勋(1475—1524 年)被某些官员牵连进一件
叛逆案,这些官员反对皇帝的政府和他所任命的人。这是一件奇怪的案件;
连被告发的人的姓名也不可靠。据说他是一个叫李福达,或李午,或张寅的
人。根据 40 多年以后的 1569 年获得的证据,有某个姓李的人曾经反叛,被
充军,脱逃,又于 1512 年再次反叛。那时据说这个人于 1526 年以别的化名
露面,在太原戍军里当军官。他受到郭勋的关照,因为他的一个儿子被侯爵
选作侍童。但是这桩案件关于他的说法是多年以后根据新的证据推想的,是
可疑的。法庭的审讯把注意力集中于郭勋家里的这个人是否的确就是很晚才
在 1512 年被打败的那个叛逆者。
这桩案件最初于 1526 年 8 月引起了皇帝的注意。据说被告发的人曾经一


① 皇帝把这座位于紫禁城西北的宫殿叫做他的“新宅”。这座宫殿也叫做“豹房”。见毛奇龄编:《武宗
外纪》'371'(清初;重印,载《艺海珠尘》,嘉庆时期'1796—1820 年';重印,载《百部丛书集成》,38,
台北,1968 年),第 3 — 4 叶。
① 《明实录?武宗实录》'380',第 2204 页。
① 关于葡萄牙人到达中国的更多资料,见伯希和:《明代历史的火者和写亦虎仙》'419',《通报》,2,38
(1948 年),第 81—292 页。
 



度被带往侯爵家,侯爵看重他炮制春药的技术。后来他在回到他的家里时,
被一个仇人认出就是在山西领导过一次暴动的那个叛逆者,他也是一个声名
狼藉的术士。当这个人在地方当局出庭时,他被辨明无罪,而告发他的人则
被充军。但是在这期间,当时在北京的他的儿子曾经恳请侯爵求负责的那个
御史放过这一案件。御史拒绝了,反而在诉状中加上了郭勋的名字。
这个人在他的儿子被捕后,向当局自首。他被控叛逆,稍后郭勋也被加
上了同样的罪名。1526 年 9 月,郭被进一步告发,占用预定给京师戍军的大
量银谷。皇帝只命令他说明关于叛逆的指控,郭因此指明他曾多次被司法当
局指控卷入了种种案件,原因是他在本朝最初的几年中支持过皇帝。
1527 年,当这个案子移送北京再审时,刑部把诉状改成施行巫术。所有
共谋者仍有被砍头的连坐罪。但是皇帝在诉状改变后渐渐起了疑心。他最后
站到了郭的一边。1527 年 10 月,他将所有涉及这个案子的官员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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