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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悠南北朝:三国归隋的统一路-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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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仅过了一个月,京兆王元愉声称得到密报,高肇弑杀了皇帝(“高肇弑逆”),并以此为名,在信都(今河北冀县)城南登坛即位,改元建平,起兵造反。
  元愉是宣武帝的异母弟弟,他既讨厌高肇,又讨厌兄长宣武帝。孝文帝在位时,他做徐州刺史,爱上了一个姓李的女人,纳她为妾。宣武帝即位后,为他娶了于皇后的妹妹为王妃,他不喜欢,心中独爱李氏(对于感情的专一在亲王之中倒是难得),两兄弟因为这事闹得很僵。有人告元愉贪赃,宣武帝把他召入内宫,杖击五十,外放他到冀州做刺史。
  元愉越想越不平,宣武帝对另外两个弟弟——清河王元怿和广平王元怀非常好,却对自己这么糟;而且可恶的高肇也总在宣武帝身边说自己的坏话。他一赌气,便杀了冀州的长史和司马,扯起大旗自称皇帝。
  元愉贵为亲王,兵力和号召力却很弱。宣武帝以尚书李平为都督行冀州事,前往讨伐,又重新把元英搬出山,以为后继。然而,根本用不着元英动身,元愉已经被李平以及驻扎在北面定州(治所在中山)的安乐王元诠打得丢了信都,出逃被擒。
  宣武帝派人把他带到洛阳,打算当面训斥。高肇深恐夜长梦多,买通了押解的人,在走到野王(今河南沁阳)时将元愉给做了。(元愉次子元宝炬日后被宇文泰立为西魏皇帝,造反不成的元愉,在死后二十七年,阴差阳错地被儿子追尊为文景皇帝)
  高肇的黑名单上还有一人——反对立高后的元勰。他知道元愉在徐州时与彭城王元勰关系不错,而元勰推荐的长乐太守(长乐郡的治所也在信都)潘僧固,被元愉胁迫参与了谋反。他便找元勰手下的郎中令魏偃、前防阁高祖珍,以官位做诱饵,一同诬陷元勰里通元愉,借此报复元勰。
  这状告得离谱,元勰远离权力中心已有多年,挂的都是虚职,终日里以写文撰记度日,没有任何动机造侄子的反;对于元愉等亲王暴虐不法,他更是十分鄙视,怎么可能去蹚这趟浑水?
  宣武帝对叔叔一向敬重,竟然相信了高肇与两名证人的一面之词,设下酒席,召元勰等亲王入宫赴宴。
  元勰尚且蒙在鼓里,他的王妃李氏(就是李冲的女儿)刚生了孩子,因此并不愿进宫。宣武帝一次次派使臣召他,他才与李妃诀别,上了牛车进宫。
  牛通灵性,似乎预感到宫内的气氛不对,在东掖门内(洛阳城的东南小门)的桥头止步不前,怎么打也不走。宫内又派人来催,随从无奈,挽着元勰才进了殿。
  宴席散去,亲王们各自去侧殿休息。元勰刚准备入睡,一名皇帝护卫领着武士从门外进来,手中端着一杯御赐毒酒。
  元勰不信皇帝会要杀他,申辩说:“我没有罪,请让我面见至尊(即宣武帝),虽死无恨!”
  护卫答道:“至尊怎么可以再见呢!”(言下之意,宴席上已经见了皇帝陛下,现在赐你毒酒,就是要你死)
  “至尊圣明,不可能无事杀我,是谁诬告我,我愿与他当面对质!”
  旁边的武士得了高肇的好处,不耐烦地手举刀环,朝他打去。元勰大声喊道:“冤枉哪,皇天!我乃忠臣,却遭杀害!”
  武士又用刀环狠命击打,连推带按地逼元勰喝下了毒酒,怕他不死,上前又补一刀。次日清晨,元勰的尸体由被褥裹着,送到彭城王府。按照官方的说法通报家人:彭城王酒醉而薨。
  痛失丈夫的李妃号啕大哭,骂道:“高肇枉理杀人,老天有灵,必叫你不得好死!”元勰的死讯传开,皇亲贵族为之哀叹,平民百姓为之流涕。洛阳城内的和尚悲痛得一天不进米食,喝水充作斋饭。(宣武帝和高肇大概都不会想到,元勰的人望有这么高,若真有心谋反,恐怕这对君臣早就死无葬身之地了。真是讽刺之极)
  元勰死时年仅三十六岁,谥号武宣王(与元恪的谥号一样,只不过次序颠倒。从感觉上说,武宣还略强于宣武)。他的第三个儿子元子攸后来做了皇帝,追谥他为文穆皇帝。谥法上说:“保大定功曰武;善问周达曰宣;经纬天地曰文;布德执义曰穆。”这四个字,元勰都受得起。可惜,他居然死于小人之手。

八、宣武帝失政
  高肇杀了元愉、元勰后不久,被加封为车骑大将军,继而又升任司徒,位登三司(也就是所谓太尉、司徒、司空“三公”)。小人如此得势,足可看出,北魏的衰亡已经不可避免。
  清河王元怿是个明白人,他曾经在一次宴席上,乘着酒劲,挖苦高肇说:“天子的兄弟能有几个,按你的杀法,差不多要剪除干净了!过去王莽凭着国舅的地位,篡了汉室江山;如今看阁下的样子,恐怕最终也会制造祸端吧。”
  元怿还劝宣武帝要防微杜渐,不可以放松警惕,并提出北魏是“明君失之于上,奸臣窃之于下”,祸乱的根源,便在于此。宣武帝听了不以为然,笑笑作罢,依旧袒护高肇。
  宣武帝手中掌握的是个处于大变革时期的帝国。孝文帝时代留下来的一项项制度,都有待于进一步的贯彻与执行。孝文帝处理政事,极认真,也极负责。史载他“百官大小,无不留心,务于周洽”。他的治世哲学是:“凡为人君,患于不均,不能推诚御物。苟能均诚,胡越之人亦可亲如兄弟。”身为执政者,如果不能够平等诚恳地以统一的标准对待不同的人、不同的事,又岂能让天下人平等诚恳地做事,又岂能将改革措施一如既往地推行?
  宣武帝恰恰不能做到这些。他最擅长的,是佛教的义理。他喜欢在内宫召集天下名僧,亲自讲经论道(北魏中后期的皇帝,佛学的修养都不低,而以宣武帝为最甚)。大道理夸夸其谈地说了一堆,他本人并不能领悟多少。对于传承自前朝的政策与制度,他非但不能像父亲那样平等诚恳地执行,还大打折扣,很多东西到他手中就变了味。
  比方说“俸禄制”,其本意是杜绝贪腐,改良官吏队伍。孝文帝处理贪官是绝不手软的,尤其对于皇亲贵族贪财恣纵,不是发配就是处死。宣武帝呢,则纯粹随心所欲,感情好了,根本不予处理。被杀身死的元禧、元详、元愉,一个比一个贪,倒台的原因,却不是因为执法严格,而完全是政治斗争的结果。打压他们的高肇,一面举着打击贪污的招牌,一面下手比谁都狠:元禧被诛后,他家的所有财物珍宝奴婢田宅,全部被高家霸占。宣武帝乐得做个顺水人情,对舅舅的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其他的贵族,像广平王元怀这样的,也是一个劲地贪,只要皇帝信任,就不用担心任何惩罚。
  姑息违法乱纪行为的结果,北魏的社会再也看不见孝文时代严谨的风气,洛阳城奢靡安逸的生活培养了一批不思进取的社会蛀虫,甚至出现了卖官鬻爵的现象。《魏书》认为宣武帝的水准相当于西汉的元帝、成帝和东汉的安帝、顺帝。以我看来,这是给了面子。宣武帝统治的十七年,比无所作为更加糟糕。
  宣武帝并非不想有所作为,他曾经对前来求和的柔然使者说:“你们蠕蠕先祖社仑乃我大魏的叛臣,之所以暂时不来攻打你们,只不过现在江南未平,所以让你们多活几天。想和我国通和,是不可能的。如若你们称藩修礼,那么我国自会优待于你。”
  由此可见,宣武帝的目标是天下,他的抱负是要统一南北,廓清宇内。但他既不能像孝文帝那样亲临前线,指挥作战,也缺乏必要的战略眼光,白白浪费了孝文帝留给他的大好局势。
  钟离之战前,他两次拒绝邢峦的正确建议,放弃在西线夺取益州,将大兵集结在东线,损兵折将之余,还逼得益州刺史王足投了南梁。钟离之战后,他并没有吸取教训,继续以东线为攻击重点,寻机报仇雪恨。没料想,旧恨未消,又添新仇。
  郢州司马彭珍于永平元年(公元508年)叛逃,带领梁兵攻打郢州治所义阳。悬瓠将领白早生也杀了豫州刺史司马悦,向南梁的司州刺史马仙琕求援。宣武帝派元英、邢峦南下征讨,没费什么工夫就夺回了叛降的各城,马仙琕也被元英击退。信誓旦旦的元英一路紧追马仙琕,欲报钟离之耻,听说韦叡的援军就在前方,便不再追赶。
  (看起来元英是患上了“恐韦症”,即便有面对面报仇的机会也不敢贸然行动;同时也说明北魏军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不像过去那么让人放心了。此战结束后过了一年(永平三年,公元510年),元英抱着终身的遗憾病故,“战神”韦虎也从此定格为北魏克星)
  永平四年(公元511年),形势反转。南梁的朐山(今江苏连云港西南)发生内乱,守将刘晰被民众所杀,首领王万寿向北魏徐州刺史卢昶求援。卢昶派郯城和琅琊的守将张天惠和傅文骥前往救援,打败了南梁的守兵,占领了朐山。这时宣武帝又犯了战略方向的错误,他听从卢昶的上表请求,派出多支军队,累计十万多兵士,力图守住朐山。
  朐山地处海滨,与青冀两州的治所郁洲(今江苏连云港)隔海相望(南梁的时候,郁洲是海中的一个小岛,不与大陆相连),是南梁北上进兵的前沿阵地,不容有失。而这个小镇对于北魏的意义则没有那么大,它并不位于北魏南下的主干线上,离南梁其他的战略要地也不近,一时花大力气守住了,也不可能以此为据点,向南推进。守朐山,根本是赔钱的买卖,性价比太低。
  这一观点,是御史中尉游肇等人所认同的,宣武帝却想不到。统领大军的卢昶,是北方名门之后,与高允同时代的卢玄之子,读书好,学问大,指挥作战一窍不通。他的大军没有办法进入朐山参加防御,也不能对攻城的马仙琕构成威胁,甚至连粮草都无法运入城。
  十二月,守朐山的傅文骥弹尽粮绝,向马仙琕献城投降。之前没有一点表示的卢昶见朐山丢了,骑上马就跑,十万魏军跟着溃散。淮北普降大雪,从朐山到郯城的路上,遍地都是冻死的、冻坏手脚的北魏士兵,加上马仙琕所率梁军乘势砍杀和俘虏的,魏军损失八成以上。
  朐山失利是钟离之后北魏军事上最大的惨败,两大失败都发生在宣武帝时期,令他戴上了“外战外行”的帽子,并不是偶然的(如果说高肇专权是北魏衰败的内部标志,那么钟离、朐山的惨败则可以说是北魏衰败的外部标志)。
  (南方的梁武帝受到胜利的鼓舞,三年后(梁天监十三年,北魏延昌三年,公元514年)在降将王足的怂恿下,开始在淮水下游的浮山(今安徽五河一带)修筑拦淮大堰,想要水灌寿阳,除掉这个心头之患。虽说中国古代水利一向在世界上名列前茅,梁武帝还是太异想天开了,完全超出了当时的技术条件。浮山堰工程上马后,经过近两年耗人、耗力、耗钱、耗时的“艰苦奋斗”,终于建成,总长九里,高二十丈(相当于三十多米,是当时全世界最高的坝,可那年头也没有吉尼斯世界纪录可以申报呀),一时间令寿阳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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