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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
有生以来，我真的是第一次被推上“贼船”，莫名其妙不由自主地要去完成一件想干也得干、不想干也得干的事情了。
接下来的日子，我并没有因为黄老板的离京而感觉到丝毫的轻松，相反，我意识到自己必须竭尽全力调动自己一切的社会关系，想方设法挖掘到哪怕一丁点儿对黄老板公司上市都有用的信息。
那些日子，除了正常的上下班，我几乎将原本承担的部分家务活全推给了妻子，余下的时间便发了疯一样，一遍遍地翻我的电话本和多年收藏的名片，一次次地打电话，男的女的，年轻的年长的，熟悉的不熟悉的，甚至是仅仅一面之交的，我都要掘地三尺一个个地打，一遍遍探询、打听对方是否有关系在中国证监会。甚至于在上班的时候，做课题之余，也不忘抓紧时间一遍遍地打，仿佛上辈子我没打过电话，这辈子非要将上辈子没打的电话补回来似的。反正
同事都说我疯了，说我想发股票财都想疯了。反正我妻子也说我疯了，说我螳臂当车不自量力，做不到的事情就直接跟人家黄老板说办不到得了，干吗非要认死理钻牛角尖一条胡同走到黑？干吗非要自己跟
自己过不去，不撞南墙不回头？
对于所有的议论和指责，我只能是有苦难言、置之不理。其实，我这样倾尽全力为黄老板找关系，且不说我的同事不理解，就是与我同床共枕多年的妻子也是不理解我的。
我妻子是北京人。我岳父岳母上世纪五十年代大学毕业分配到北京工作。在偌大的北京城，他们除了平时联系并不密切的一些同学和同事，人际关系中并没有宗族乡亲这个概念，更没有三姑六姨七大
舅八大妗的。社会关系简单，生活方式简朴，说话做事环境宽松，谁也管不着谁，谁也欠不着谁，谁也帮不着谁。
我们那里可大不一样，小地方嘛，人口不多。又没有什么外来人员，人际关系是番薯藤嫁接稻秧草，牵来牵去，你与他，他与我，没有关系都能牵出关系。
从小处说，不是非亲即故，就是非朋即友；从大处说。美不美，家乡水，亲不亲，故乡人。尤其是我们这些远离家乡到首都京城工作的人，家乡人见家乡人，谁能不觉得亲切？何况我还是我们家乡远近闻名出的唯
一博士生、我的家人和乡亲眼中的骄傲？被父老乡亲寄予如此厚望的我，被黄老板事先用各种礼遇铺垫得密不透风的我，如果对黄老板这个家乡人不远千里不遗余力的求助置之不理，那我不被父老乡亲戳
脊梁骨才怪，那我不被我父亲破口大骂才怪。
再说了，黄老板不远万里不遗余力求助于我，那是看得起我，他这事要真能办成，我不发大财也能发一笔小财。虽然我对以这种方式发财也并不抱多大希望，可我却没有理由不全力以赴。
虽然我全力以赴了，甚至付出全力了，可转眼一个月过去了，我却仍一无所获。我的掘地三尺和撒网式的广泛联络，并没有使黄老板托我办的事生出一丝希望。打了无数的电话，我唯一的收获是知道操作
股票上市的事太挣钱了，同时也太难了。有的说我早就想捣鼓这事了，因为我做梦都想发财；有的说我也真想能够帮助你，这样我他妈的就用不着整天为缺钱的事与老婆吵架，只可惜我他妈的干错行了，当初为什么不学金融证券的争取到中国证监会工作啊，
要那样我就可以大发横财了。
看来英雄所见略同，这时候人们都认定在证监会工作就不愁发不了财，就不愁缺钱花。甚至有的人说他也认识中国证监会的，可人家证监会的却并不认识他。他说他单位就在方庄与中国证监会仅仅一
墙之隔，他每天只看到证监会门口车水马龙宾客盈门，他说方庄那一带的高档酒楼每天无论是中午还是晚上经常爆满，那都是全国各地前来中国证监会运作股票上市的人给抬起来的……
至于情况是否属实，我还无从查证。但有一点却是可以承认的：中国证监会炙手可热，在国家证监会工作的人牛。想想也是，谁都想求助于他们，他们能不“热”吗？他们能不牛吗？他们能不发财吗？
一个月的时间到处求人却无功而返，我懊丧极了。我直恨自己无能，甚至也跟有的人一样恨自己当初怎么有眼无珠怎么不去读金融证券专业。要那样没准真能分配到中国证监会去工作，也没准还能在
证监会捞个一官半职的。要那样我就他妈的用不着这么漫无边际地求爷爷告奶奶了；要那样我现在没准也开着高级轿车上下班；要那样我也能过上人模狗样人五人六的日子，哪用得着像眼下这样骑着辆
破旧自行车活脱脱像个落魄博士的样子哟！
自从黄老板离开北京回家乡，他可是忘不了三天两头地给我打电话询问事情的进展，有时候他甚至让他的女秘书小赵给我打电话。小赵打电话可不像黄老板那样开门见山直截了当单刀直入，小赵总
是嗲声嗲气没话找话地同我寒暄几句，半是调情半是撒娇地跟我套近乎，然后话锋一转说：“胡大哥，我们求您办的事，您可真得帮忙啊，且不说黄老板对您寄予厚望，就是光看在我的面子上，您也不能不帮忙呀……”末了，小赵对着话筒“咯咯咯”地笑，虽然相隔千山万水，但透过话筒我却不难想象此时的小赵
笑得前仰后合的样子。她是天生的情种，善于调情，知道怎么与男人周旋。可惜我却无心恋战，因为我内心很清楚她给我打电话的真正目的。所以，每次听到这位漂亮的赵秘书的电话，我就心跳加快神经紧张。
那样子就像身无分文却误入高档娱乐场所嫖娼的穷小子。面对风情万种热情无比的小姐，内心却忐忑不安毫无底气，欲进不能，欲退不甘，最终力不从心节节败退，以致羞愧万分落荒而逃。
更让人扫兴的是，每一次赵秘书晚上将电话打到我家，妻子儿子都在身边。每次一听是赵秘书那嗲声嗲气的女音，妻子总会狠狠地剜我一眼，嘴霎时气歪，那张原本生动的脸立马黑得像窗外的天，让我那
原本温馨的小家庭突然间阴沉压抑，几乎让人透不过气。就连儿子原本纯真快乐的说笑声也被赶得无影无踪。
每每这个时候，我都羞愧难当，想方设法无话找话地去哄妻儿，以期重新调节回原本欢乐的气氛。顺便说一句，自从我身不由己地被黄老板推上“贼船”，我和妻子的关系便陷入冷战，很多时候她对我总是
爱搭不理的，晚上睡觉她总是拿儿子当挡箭牌，搂着儿子不让我碰她。有时到了周末，她甚至招呼不打就带着儿子回娘家去，害得我无可奈何独守空房。好在那时候我受黄老板之托，心在黄老板那边，对正常的夫妻生活也没有太多兴趣。况且，他们不在家我也落得清静，继续一次次为着黄老板的托付打我的电话。
就在我一次次无功而返，一次次陷入绝望之际，寻找操作股票上市关系的事却在不经意间出现了一线希望、一次转机。这线希望和这次生机，并非来自我一次次的电话，也非来自我一个多月来主动苦苦
寻找的社会关系网，偏偏来自于我的博士生导师高教授的一次谈话。
那天我因做课题的事去我的母校、北京某著名大学找高教授，向他求教我眼下正在做的课题所碰到的几个难点，聊着聊着，高教授忽然问我：“听说你最近对投资股票很有兴趣？”我一下怔住了，心想肯定有人将我最近发了疯似的到处打电话找关系联系
股票上市的事告诉过高教授。现在高教授既然主动提问，我无法回避，只得苦笑着，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接着叹了叹气，索性将前因后果来龙去脉和现在的苦衷如实地告诉了高教授。
高教授听罢，沉思着，对我身不由己卷入股票操作的事既不肯定又不否定。我索性试探着问：“高老师，您有什么关系可以帮助我联系到中国证监会的人吗？”高教授看着我，先是摇了摇头，紧接着似乎想起了什么，皱了皱眉说：“这样吧，我回去问问我儿子。”他这么一说，我的内心忽然涌起一股热流，暖融融的。我知道，高教授一向反对学生经商，更反对自己的儿子从商。他总说无商不奸，做学问就得一心一意，沾了商就肯定做不好学问。可他儿子大学毕业却偏偏选择了经商，当了父亲的叛逆，让父亲从小对儿子子承父业的愿望毁于一旦。为此他曾经无比伤心，好长一段时间情绪低落。
眼下，高教授说了这么一句，一方面说明他已经无奈地默认了儿子的选择。另一方面，他同情我眼下被无奈卷入股票风潮的遭遇，他想帮助我。一想到这些，我不由得有几分激动，我禁不住站起来抓紧高教授的手，“高教授，那我太谢谢您了！”高教授用另一只手按住我的肩头，示意我坐下。高教授说：“你先别谢，我只是回去问问他，成不成还难说呢！”话虽然这么说，可我内心已经很感激高教授了。要知道，高教
授不但学问好，在学界很有威望，而且一向关心爱护他的学生，我三年的博士生涯对此深有感触，我时常庆幸此生当过高教授的博士生。
当天晚上，高教授就给我打电话，说：“我回家之后跟高兴说了，他让你直接跟他说。这样吧，我让他接电话。”高兴就是高教授的儿子，我没想到高教授真的这么惦记着我的事，而且这么雷厉风行，此时我的内心别提有多高兴了。
高兴接过话筒，没有寒暄，而是直截了当地问我怎么回事。我将情况如实向他介绍，并请他想办法帮助我。高兴很爽快地说：“没问题，明天你等我电话吧！”我很高兴，心想他真像他父亲高教授，助人为乐，正要说些感谢之类的话，没想高兴却将电话挂了。看样子经商的人真是忙，说话简短，办事爽快，我不由得对高兴生出几分好感，更庆幸高教授有这么一个
能干的儿子。
第二天，高兴果真给我来了电话，说他已经打听到了，他有一个朋友认识中国证监会的人，而且是证监会中负责审批股票上市的那个部门的人。我一听
喜出望外，连声说：“好啊好啊，能不能见一见他们？”高兴说：“只能先见一见我那位朋友。”我求之不得，连忙说：“好啊好啊，你们什么时候有时间，你安排吧，地点也由你定，我做东。”话一出口，我感觉自己此时活像一条正被主人喂食的狗，因有求于主人，而正一个劲地摇着尾巴蹦着跳着，唯恐主人不给似的。
好在高兴马上满足了我的要求，他说出了见面的时间和地点。
又隔了一天，我、高教授的儿子高兴，还有高兴说的那位朋友一共三个人，就在一块儿见了面。
那天是周末，星期五的晚上。下了班，我就匆匆往事先约定的沪江香满楼酒家赶。
沪江香满楼是京城比较有名的上海风味酒楼，地点在东四十条那边，我没有去过，但听说价钱比较贵，可价钱再贵也得去啊。这个地点是高兴定的，高兴说他那位朋友喜欢吃上海菜，既然是你有求于他，咱们定在沪江香满楼吧。我说行，只要能见到你那位朋友，怎么都行。为了找到有助于黄老板的公司股票上市的关系，我已经像无头苍蝇一样忙乎了一个多
月。眼看着眼前好不容易浮现一缕曙光，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