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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留的红军被驱赶到了北部的贫瘠山区。政府军还在准备着在短期内消灭最后的共产主义根据地，尤其是灭掉延安。
所有这些计划却被突如其来的发展所打断。自南京政府成立以来，日本对华的侵略战争愈演愈烈。1931到1932年间，日本占领了满洲；1934年建立帝制的所谓的“满洲国”，并且把1912年废除的清王朝的最后一位皇帝溥仪作为傀儡扶上了皇位。日本下一步的政治目标就是，把整个中国北部拿下，置于日本的统治之下。对日本的仇恨以及军民的抗日呼声达到了极点。尽管形势如此，蒋介石却还要继续他既定的方针，即先安内，也就是先消灭共产党，然后再从民族意识上组织抗日。1936年12月，他前往西安，计划与北方军就进攻延安进行商谈。可是北方军却扣留了他，逼他停止内战，与中国共产党建立新的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使得蒋介石在短时间内投入了抗日战争。【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借助于北伐的巨大胜利以及中国的重新统一，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也许可以转入国家的重建和现代化中去。当然，说到建设，形势对于他们来说，是相当严峻的。在国内，他们认为要结束共产党的持续反抗，而国外还要应对日本不断升级的侵略。同时，清朝末期150年来以及共和国第一年所造成的巨额债务犹如泰山压顶。由于历次战争赔款所借的外国贷款每年支付的本息一项就占国家财政的37％，军费开支还需要40％，因而对社会保障和经济建设的资金就捉襟见肘了。在此情况下，这个政府无办法形成一个统一的管理，国家的统一只是形式上的。蒋介石也只是统一了一部分军阀，对许多军阀他们还得采取妥协、商量的办法，也就是说，承认他的中央政府那些军阀是有前提的，即他们对中央政府有很大的独立性。而政府起初真正控制的也就是江苏、浙江两省。
农村的社会革命在犹豫不决的尝试之后就停滞了。其失败之原因就在于他能波及到南京政府大员们、农村的绅士阶层、城市的商人阶层以及军人阶层的利益，他们占有着国家的土地、山林，控制着贸易和钱庄。可是贫苦的农民却强烈要求改革。在军阀混战时期，他们备受蹂躏与剥削。清代的人口爆炸以及砍伐山林所引起的荒山面积急剧扩大，还有在河流涨水时作为蓄水处的湖泊的干涸，导致了农业的恶性循环。旱、涝灾害连年发生。
地主们不顾农民疾苦，变本加厉地剥削。正是由于这些绅士们的家人在皇帝时代属于上层人士，故此他们在村镇担负着重要角色，他们靠地租生活，成了纯粹的寄生虫。他们不再顾及儒家的道德规范，也不理睬儒家的形象影响，而以一种新的资产阶级式的精神对农民和佃户进行穷无止境的盘剥。长江以南的情况尤为恶劣。在江南，佃户和农村短工达到60％～90％。据农会统计，佃户不仅要拿出收成的四到六成去支付地租，还得额外再拿出一部分去为地主支付农业税。在此就显示出南京政府的软弱无能，它们没有办法改变农村的这种日益恶化的状态，这就埋下了它们必然垮台的种子。每次改革的延误和失败都是在帮助毛泽东，有助于他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反对政府的农民起义。
孙中山社会革命纲领中所设想的控制资本主义发展的思想，在《文》蒋介石领导《人》下却发展成了《书》一副令人厌恶《屋》的讽刺漫画。政府是控制着资本家，但不是为了限制其对工人的剥削，而是为了充实他们个人的腰包。一个日益膨胀的官僚机器扼杀了企业家的自豪感，甚或走得更远：政府和军队敲榨富有的商人，对于那些不太情愿者，他们就指使青帮的杀手们实施绑架，甚至谋杀。
孙中山的民主革命、建立宪政的思想与社会革命思想的命运别无异样，因为南京政府发展成为蒋介石的一人军事独裁。孙中山“训政”阶段所设想的借助于反对派对政府施加压力、监督政府的方针被完全废除。新闻检查不仅用以对付共产党的宣传，而且更多的是用以对付民主、自由作家对政府的批评。在此状态下就没有什么值得惊奇的了，为什么知识分子纷纷离开国民党而转向左翼。最后，几乎没有哪一位有影响的作家不是同情共产党的。鲁迅这位中国20世纪最伟大的作家，在1930年以后明确表示倾向于共产主义的立场。
南京政府更多地把“保持稳定”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也就是通过秘密警察以及青帮铲除反对派。1934年，蒋介石发动了“新生活”运动。他试图以此重新唤起儒家的伦理道德延续两千年帝制时期作为意识形态的儒家学说，并且以它来维持现在的社会结构，规范国民的行为。正是因此，他强烈地反对“五四”运动，并绝对禁止有关它的一切活动。此刻，蒋介石所要做的就是，把一种失去了力量的伦理道德服务于自己的需要。这种“新生活”运动也包含了一些从欧洲法西斯运动传染进来的内容。他们要“使全国国民生活军事化”，并教育市民要“忍受贫苦，时刻准备着为国家而献身”。“兰衣社”这个精英组织更类似于欧洲的纳粹，他们是新生活运动的急先锋，而且宣布效忠于蒋个人。
显而易见，作为党的使命的那场革命已经失败了。蒋介石自1932年以来只是为自己谋利益。南京政府辩解说，世界上没有哪一个政府面对如此多的问题，也就是蒋介石从上台第一天就面临的问题，去进行一场民主和社会革命。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同时也只是在一点上是对的。这种歪理也说明了，国民党上层何以在胜利后即刻腐败并抛弃了其革命使命。这位与亿万富翁之女结婚的蒋介石，尽管其个人保持一种基督教清教徒式的生活方式，但是他并不想对自己圈子里所蔓延的收受贿赂进行限制。从而使贿赂之风蔓延到军队、党以及整个国家管理机器之中。政府要员、政治家以及官员们从事经商活动，而企业家和商人则兼任国家官员。他们把国家和个人混合在一起，以便利用国家专权、机构、发展资金以及经济计划，充实自己的腰包。由此形成了一种体制，共产党人把它斥责为“官僚资本主义”。
不管人们是否相信，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并不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蒋所关心的更多的只是他自己的利益，他的统治阶层范围内的利益。为了保持这个体系的“稳定”，蒋介石雇佣了两千名青帮会员作特务，有人估计青帮会员多达10万。这些人捕杀共产党人和工会领袖，压制工人罢工，对那些面对敲榨不愿痛快交钱的商人实施恐怖，并且谋杀那些不听话的知识分子。南京政府的这些腐败宣告了自己的垮台。日本入侵只是加速了这个垮台的进程，但是垮台的真正原因还在于其自身。44
第11章 抗日战争和国内战争（1937…1949）
■抗日战争（1937～1945）
1936年底，国共两党统一战线宣告建立，由此揭开了全面抗日的序幕。自1901年义和团运动失败之后，一大批日本军队长期驻扎在北京。1937年7月7日，一支日本武装部队在北京西南郊附近的芦沟桥与中国军队发生冲突。日方即刻由满洲以及日本本土调集大批军队，开往北京。可是，中国人这次真的决定要全力抗击。一场不宣之战开始了。
日本的将军们计划着，以闪电战在三个月内控制中国的中心，从而迫使中国人自己坐到和谈桌上来。开始时这个如意算盘似乎还打得不错：不到7月底，人已疏散了的北京就落入日本人手中。上海的情况却不同，蒋介石派出几支经过德国军事顾问训练的精英部队迎战日军，血战中的日本军围着上海苦苦打了三个多月。直到第二年，当日军在太平洋战争中第一次摧毁了大英帝国在新加坡的军事要塞时，西方人才真正的明白，中国人抗击日军的顽强精神不得不令人敬佩。尽管如此，这些牺牲仍然没有换取胜利：1937年11月，上海前线失守，日军通往南京之路敞开了。蒋介石把首都迁往四川的山城重庆。12月，日军攻陷南京，一周惨无人道的大屠杀开始了。日军残暴地血腥横卷一条条大街，强奸妇女、屠杀男人、妇女和儿童，在一个广场上，为数众多的市民和士兵被成批地枪杀。仅此一地，至少有30万人被屠杀。
当时西门子驻南京的代表，德国人约？拉勃，就救了10万余人的性命。纳粹和日本人知道，拉勃在柏林颇有影响，他便借此尽力帮助中国难民。他担任了一个国际安全区的主席，并借此在日本大屠杀的那一周使25万中国人顺利逃亡。45中国人在南京为他竖立了一个纪念碑。日军的暴行作为“南京大屠杀”而记入史册，而且至今仍然是中、日关系中难以愈合的伤口之一。
1938年底，日本军占领了广州和武汉，控制了这里的铁路线以及经济中心。但是，他们没有想到，中国人拒绝任何妥协、投降。此时的情况显示，日军在华的战线拉得过长，尤其是中国中部、西部那茫茫无际的山林、沙漠拦在他们面前。他们不得不停下来。战争终于在爆发16个月之后进入了对峙阶段。
■内战在持续
统一战线的双方从一开始就开辟了两个战场：一个是抗日战场，一个是国共战场。共产党人把中国北部边境的大片地区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并且在日本占领区建立了敌后“解放区”，也就是说，日军只是控制了其占领区的城市以及借助于铁路线上的碉堡才能触及到的地区和附近的村庄。
中国分成了三个势力范围：被日本占领的中国；蒋介石控制下的以重庆为首都的中国以及共产党控制下的以延安为中心的中国。共产党的中国由中国北部边境的两个地区构成：陕甘宁边区和陕北、河南和内蒙地区，以及主要是分散在中国北部的零星“解放区”。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时，共产党控制的18个根据地的面积达到100万平方公里，人口大约一亿，红军由当年的7。2万发展到91万人，党员由当年的4万发展到120万人。
1941年1月，蒋介石部队袭击了活动在重庆政府控制下的安徽省的共产党的“新四军”，杀死了3000余将士。这使人联想起1927年在上海对付共产党和工人运动的突然暴力行动。国共两党的统一战线由此就被埋葬了，尽管两党在公开场合回避这个问题。
■“延安精神”
毛在延安开始了这个共产主义思想意识上的莫斯科保护运动。在一系列的理论著作中，他把马列主义中国化，把那指导城市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转化成为指导农民革命运动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的中心概念Proletariat在中文里表述为无产阶级，普通意义上包括所有“没有财产者”，无论是农民还是工人。
日本占领区的农民仇恨日军，因为他们烧杀掠夺、奸污妇女，抢走耕牛和粮食。这种民族仇恨有助于共产党人发动农民群众。在“解放区”，共产党通过土地改革从而真正赢得了农民的拥护。他们发动贫、雇农，在党的领导与红军的保护下分土地，从而实现耕者有其田。就这样，共产党人建立了一个革命的农民阵地，这个阵营不再惧怕地主，他们对民族革命毫无兴趣，但对社会革命积极性却很高。
党的干部在敌占区独立开展工作，而且远离延安。这就很需要一个严格的党的纪律，以使党的所有干部按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