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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年，具有强烈的官方色彩。内容主要是通过图文宣传日本军国主义政府的政策，炫耀其武功等。但是，正是由于其特殊身份，既有充足的情报源，审查部门又不敢对其过于放肆，不经意间，也会透露出一些本来被日军封锁的消息。
这篇文章本来应该早一些完成，但是通过在日本国家电视台NHK工作的朋友，萨试图获得一些更丰富的资料，对方也同意给我提供其珍藏的历史影片。但是，可能由于没有说清，对方提供的材料多少有些文不对题，但依然颇为吸引人——那是一部日本摄影师在上海拍摄的日伪军警与中国特工（也包括在沪的盟国谍报组织）交手的纪录片，虽然立场相反，但其镜头却记录了一些相当珍贵的历史瞬间。这些都是真实的历史，每一个镜头的背后不是导演，而是——牺牲。
可惜的是，以老萨糟糕的历史功底，还无法查清这部纪录片中日方的几次行动中，和日伪军警斗智斗法的中方特工人员的身份，只能判断出几乎所有行动，都涉及“检举”——即叛徒的出卖。
让我们回到《写真周刊》的这篇文章。
根据《重庆侧谋略团事件》一文可以看出，这个最终被日本军警侦破的中国特工组织颇具规模，其公开身份主要是伪满洲国在日本的留学生和在日的华侨。且把这篇文章翻译如下——
该间谍团的主要负责人，是潜伏在东京市内，以留日学生身份在某大学文科学院就读的商林森（化名）。在他的领导下，则为东京、京都、广岛、九州、北海道各区负责人。该谍报团存在的目的是在帝国各大重要城市设立地下组织，为（中国的）对日抗战服务。
该组织的结构图，如附图所示。他们在帝国本土的工作内容，主要包括两方面——第一为爆破、放火等特工行动，第二为开展宣传活动。
由于我军警防范监视甚严，为了能够实施爆破、放火等行动，商林森在组织中设置了一个专门的技术小组，由三名部下项德秀、同容良、刘希远（均为化名）组成，设法就地研制制作爆破信管和高性能炸药。其攻击目标，锁定为我国实施战争至为重要的本土军事设施，以及资源储藏仓库。其研发过程颇为顺利。
根据另一份日方文献《昭和十六年度外务警察概况》记载，这支正式名称为“在日中华抗战立国团”的地下组织被破获后，曾有成员述称于“七七”事变之后“激于义愤”，在了解到某日本政府大员前来视察消息时，与同学设法于关西地区寻机破坏其铁路道岔转向功能，造成其列车相撞倾覆事件。
这似乎确有其事。1937年7月29日夜二时三十分，从东京发车的“特急富士号”列车于冈山车站莫名其妙被另一辆列车追尾，原因不明。“特急富士号”尾部加挂的“要员展望车”被撞毁，只是由于停车时专车人员均已下车没有造成伤亡，而追尾的“广岛23号”列车车内人员死伤甚多。
不过，由于供述的所谓同谋同学据称已回国无法调查，基于技术分析日警方上层认定这是一起铁路设施技术故障造成的事故，地下组织成员的供述是为了扩大影响。即便真有此事，也属个人行为。实际上，尽管该组织的武装破坏行动不但有技术上的准备，而且已经通过对日方军事和资源设施的调查做出了实施攻击的计划书。但是，直到被破获，该组织并没有真正在日本本土发起大规模的袭击行动。
实际上，根据历史记载，曾有多个中国地下组织试图在日本发起袭击。例如，中共党史记载，1938年，中共曾设法在日本重建抗战前被破坏的东京支部（主要负责人汪叔子，东北讲武堂出身），也曾试图建立一支称为“别动队”的武装力量，下设执行刺杀任务的铁血青年团和执行破坏任务的袭击破坏队。其暗杀目标包括广田弘毅、板垣征四郎、荒木贞夫、米内光政等，也包括在日的伪满要员；其破坏目标为日本的军工厂和京滨工业中心地带。
但是，这些袭击大多停留在纸面上，原因何在呢？
推测其原因大致有三：第一，这些中国地下组织的主要成员均为在日留学生，而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大部分中国留学生回国，在日学生不过数百人，伪满建立后，也不过增加到3000人。因为人数较少，所以在日的中国留学生会受到日方特别的监控，而且由于周围日本人的警惕不易开展袭击行动。第二，由于中日之间的地理原因，在日的中国地下组织无从得到实施武装袭击的装备和武器，只能立足于自力更生。这恐怕是“重庆谋略团”专门设立研究小组的原因，但即便技术上可以实现，要想得到足够发起一次爆破所需的炸药，也不是实验室里可以轻易产生的。第三，考虑到这些地下组织在情报和宣传方面有更高的价值，若直接实施武装行动，易于被对方破获而丧失在敌内地的重要情报源，其上级部门不鼓励其进行袭击、爆破等行动。
这些地下组织在情报、宣传等方面的确做出了较大成果。且继续看《写真周报》中对于中国地下组织的描述——
该组织以制作散发宣传品和无线电系统为主要宣传手段，多次发起行动。昭和十五年（1940年）十二月下旬，商林森指挥在横滨地区，针对留日满洲国学生较多的地区和华侨居住区制作“反满抗日贺年卡”达数千张之多，并全部切实秘密送达发放对象手中。而昭和十六年十二月月底，他们又大量制作抗日传单，准备散发而未成。
此外，昭和十六年一月左右，由该组织负责情报的参谋陈钟乔为首，与另一名成员李国仁组成无线电班，他们主要致力于情报用无线电设备的制作，其设计的长短波无线电接收机、广播用高性能电台都是堪称优秀的无线电通信装置，而且都成功地制作完成了。只用这些设备，他们不但和重庆建立了情报通道，接收重庆方面各种指令，而且巧妙地建立了针对在日华人和满洲国人的地下电台，向他们传播抗日思想。
尽管他们实施活动甚多，且有进一步的计划，但在我××部门的积极侦破之下，上述人员终于全部被破获逮捕。
《写真周报》上在关于破获谍报组织的报道中，使用了一张模糊而且没有标注的照片，推测是在跟踪中国地下工作者时拍摄的。
从1941年年底这一地下组织试图发放抗日传单，已经印刷但没有来得及实施来看，该组织的破获时间应就在1941年12月中。
那么，这个地下组织是隶属于我国哪个谍报部门的呢？既然日方提供的资料表明该组织属于“重庆”系统，第一个可疑的目标，便是当时曾十分活跃的军统特工。
这批在日本活动的中国特工是不是军统的人员呢？
别说，从组织结构图看，还真有些像。原因是这张日本人绘制的图表中，这个“重庆谋略团”和华北的抗日杀奸团是并列的。抗日杀奸团是爱国学生自发组织的抵抗团体，曾刺杀程锡庚、吴菊痴等汉奸，火烧日军在天津的棉花仓库等，其部分领导人如李如鹏等是有军统背景的。如此看来，活跃在日本本土的“重庆谋略团”未必不可能是军统的又一个外围组织。
抗日战争前后，是军统特工组织活动的高峰期。根据杨者圣先生考证，当时军统海外特工机构包括美国站、伦敦站、巴黎站、菲律宾站、新加坡站、曼谷站、腊戍站、仰光站、印度站（辖德里、孟买两个分站）等，另外，在德国、意大利、埃及，及其他西北欧、东南亚等国设有特工组或直属通讯员，其组织几乎遍及全球。军统人员的回忆文献中显示，在日本本土，军统局设有至少一个情报组，其负责人为上海站站长庄心田（后来到了台湾依然是大特务，吴石案就是他经手的），而和军统合作密切的美国海军少校梅乐斯更感慨地描述军统的特工一直深入到天皇的皇宫之中。
梅乐斯的话肯定是夸张，否则以戴笠好大喜功的性格，不搞出个天皇谋杀案来他就不是戴雨农了。
耐人寻味的是军统在日本的地下组织情况，直到今天也没有公开，是军统档案中除台湾地区外，唯一没有解密的部分。至于其原因，似可参看廖文毅案。
上个世纪60年代，廖文毅等在日本建立所谓“台湾国”，开台独之先河，甚至派人到台北暗杀蒋介石。军统局的后身，国民党“军情局”负责人沈之岳（据说给毛主席当过收发员）派了人去报复，凡是“台湾国”部长正职的，见一个杀一个，见两个宰一双，直杀得台独分子无人敢当老廖的正部长。廖文毅无法发展，在台湾的家人又被军统逼迫，终于跑回宣誓效忠中国，这台独政府，也就烟消云散了。
有朋友评价：“那是军统杀手们的余晖在落日中最后的闪烁了。时代已经不同，他们必将走进历史，这种手段对于今天已经不再适合，但那份豪气和传奇，依然是让人缅怀的。”
从这起案件中可以看出，军统在日本，肯定有根深蒂固的地下关系，而且一直到战后仍在利用，故此不予公开也是一种保护。这一点儿也不奇怪，大陆这边的“红色死间”程一鸣老爷子的关系到洛杉矶奥运会还在发挥作用，也是至今不能公开呢！
但根据国民党早期在日本活动情况推测，其主要依赖者，当是当地有一定势力的黑社会或华侨侨领，他们更多的时候是为利益服务，脚踩两只船，轻易不肯弄险，不是直接出面的一线人物。这一点，从廖案实施刺杀的杀手都是从外面派进日本就可以看出。让他们做发传单、地下广播等前端工作的可能性不大。实际上军统内部人员也从无人在回忆中显示过其在日本曾有一个“谋略团”。所以，萨认为这个“谋略团”和军统应无关系。
此外，国际问题研究所王芃生部下也有在日本的组织，但规模很小，似也与此无关。
那么，会不会是共产党的红色组织，被日方误以为是重庆派来的呢？
前面提到共产党在日本的确有不小的组织。但是，根据菊池一隆和曲晓范合著的《抗日战争时期旅日中国留学生的救亡活动》表明，因为发展组织过于急切，中共东京支部在1939年遭到破坏，其领导人汪叔子及36名成员被捕。而“重庆谋略团”的活动高峰似在1940年至1941年，双方存在活动时间的差异。所以这个组织似乎也不是共产党领导的。
这时，一个名字偶然地进入了我的视野，那就是——伊作衡。
牺牲于1943年5月7日的伊作衡的名字，曾出现在多名抗战时期中共地下工作者的回忆之中。东北党外围组织成员刘丹华、高方被捕后，伊作衡就押在对面一侧牢房内，这位经验丰富的老地下工作者帮助他们串供，终于使他们得以脱险。在入狱前，他也曾舍身掩护和营救共产党员，并节衣缩食资助同学去延安。
然而，伊作衡，却是一名国民党人。
伊作衡，黑龙江齐齐哈尔人，是一个极具传奇色彩的抗日地下工作者。他和萨有一点香火之缘——伊作衡是辅仁大学学生出身，而辅仁大学正是萨的母校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他在抗战中主要以记者身份活动于东北地区，真正的职务是中统东北调查室哈尔滨分室主任，奔走在哈尔滨、吉林、长春、沈阳、四平、大连、营口等地，收集情报，宣传反满抗日，发展组织。1941年12月15日，正在做动员伪军工作的伊作衡因叛徒出卖被捕。就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