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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枪，宁可死，不退却，不成功，便成仁。
老师，听李艳讲了您当年的轶事，再回头看您给的信，我感到又难过又失望，您在信中劝我的话和王蒙当年奉劝文学青年（包括您）的话何其相似乃尔！这令我万分痛心。老师啊老师，您可千万不要学那些无耻的小人，刚刚扔掉打狗棍，就回头痛打叫花子。想当年您瘦得像只猴，三根筋挑着一个头，老师，您也是在文学小路上艰难跋涉的苦出身，千万不要好了疮疤忘了痛，那样，您会失去我和成千上万文学青年对您的爱戴。
老师，昨天夜里，我又写了一篇题为《肉孩》的小说。在这篇小说中，我认为我比较纯熟地运用了鲁迅笔法，把手中的一支笔，变成了一柄锋利的牛耳尖刀，剥去了华丽的精神文明之皮，露出了残酷的道德野蛮内核。我这篇小说，属于“严酷现实主义”的范畴。我写这篇小说，是对当前流行于文坛的“玩文学”的“痞子运动”的一种挑战，是用文学唤起民众的一次实践。我的意在猛烈抨击我们酒国那些满腹板油的贪官污吏，这篇小说无疑是“黑暗王国里的一线光明”，是一篇新时期的《狂人日记》。如果有刊物敢于发表，必将产生石破天惊、振聋发聩的效果。今随信寄上，请老师大笔斧正。“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老师不必怜香惜玉进退维谷，更不必投鼠忌器左顾右盼，有什么看法直说不要吞吞吐吐，竹筒倒豆子，是我党的光荣传统之一。
《肉孩》阅罢，如老师认为已达到发表水平，请您给找个婆家嫁出去吧。当然，我知道现在去火葬场烧死人都要靠关系，何况发表小说？所以，老师您尽管大胆去攻关，该请客就请客，该送礼就送礼，一切费用由我报销（别忘记开发票）。
老师，“肉孩”是我苦心经营之作，还是寄给《国民文学》为好。我的理白是：一，《国民文学》是中国文坛的领袖刊物，领导着文学新潮流，在该刊发一篇，胜过在省、市级发两篇。二，我想采取“猛攻一点，不及其余”的战术，迅速拿下《国民文学》这个顽固堡垒！
敬颂
大安！
您的学生：李一斗
老师：
我有一个朋友去京办事，托他带给您一箱（十二瓶）我参与研制的酒国佳酿“绿蚁重叠”，请您品尝。
李一斗又及
三
酒博士：
您好！
感谢您馈赠的“绿蚁重叠”，此酒色、香、味俱佳，只是在总体感觉上似乎有些不协调，就好像一个五官端正、不能说不美丽，但缺少那么一种难以言明的魅力的女人。我的故乡，也是酿酒业发达的地方，当然与你们酒国比较起来相差甚远。据我父亲说，解放前，我们那只有百十口人的小村里就有两家烧高粱酒的作坊，都有字号，一为“总记”，一为“聚元”，都雇了几十个工人，大骡子大马大呼隆。至于用黍子米酿黄酒的人家，几乎遍布全村，真有点家家酒香、户户醴泉的意思。我父亲的一个表叔曾对我详细地介绍过当时烧酒作坊的工艺流程及管理状况，他在我们村的“总记”酒坊里干过十几年。他的介绍，为我创作《高粱酒》提供了许多宝贵素材，那在故乡的历史里缭绕的酒气激发了我的灵感。
我对酒很感兴趣，也认真思考过酒与文化的关系。我的中篇小说《高粱酒》就或多或少地表达了我的思考成果。我一直想写一篇关于酒的长篇小说，结识您这位酒博士可谓三生有幸。今后，我会有许多问题向您请教，所以，希望不要再称我为“老师”了。
您的信及大作《肉孩》均拜读，感触颇多，随便谈谈吧。先说您的信：
①我认为，狂妄与谦卑，是相互矛盾又相互依存的两种人生态度，很难说哪种好哪种不好。事实上，看似狂妄的人实际很谦卑；看似谦年的人骨子里却很狂妄。有的人在某些方面、某些时刻极狂妄，而在某些方面、某些时刻又极谦卑。绝对的狂妄和永远的谦率大概是没有的。如阁下的“酒后狂妄”，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化学反应，似乎无可指责。所以，你酒后自我感觉良好我感觉也良好，你酒后骂几句《国民文学》的娘也触犯不了刑律，何况你还没有骂他们的娘，你仅仅说“要是不发表，才算是他们瞎了眼”哩。
②李七先生把小说写成那种模样自有他的道理在，你如果认为不好，扔到一边不看即可。假如你有朝一日碰到他，送他两瓶“绿蚁重叠”抽身就躲吧，千万不要犯革命浪漫主义的毛病去跟他进行什么“血腥大辩论”，更不要试图跟他动武，此公练过八卦拳，与黑社会联系密切，心狠手辣，啥都敢干，据传北京有个吃多了饭没事干的文学批评家写了一篇批判李七文学的文章在报上发表后，没出三天，这位批评家的老婆就被李七他们给拐卖到泰国去当了妓女。所以，我劝你趁早别多事，这个世界上，有许多人是上帝都不敢惹的，李七即是一个。
③你既然已经像“三八吃秤砣一样铁了心搞文学”，我绝对不敢再劝你浪子回头，也免得你恨我。无意中招了别人嫉恨是没有办法的事，有意招人恨则是“扒着眼照镜子——自找难看”了。我本来就够难看了，何必再去扒眼睛。
你痛骂那些想“独霸文坛”的“混账王八羔子”，我感到很舒畅。假如真有那么几个混账王八羔子想独霸文坛，我会跟你一起骂。
我在保定军校教书是十几年前的事了，听过我的课的学生有好几百名，姓李名艳的女生好像有两位，一位白脸瞪眼子，一位黑脸矮胖子，不知是哪一位与你同事。
关于我在课堂上骂王蒙的事，确实记不得了。王蒙那篇劝导文学青年冷静地设计自我的文章我好像读过，审情度势，当时的我读了那篇文章感到情绪受了打击，心里不舒服是可能的，但要我在宣传共产主义的课堂上驾王蒙，绝对不可能。
实际上至今我也没扔掉要饭棍，我想，即便有朝一日我扔了要饭棍，也不会“痛打叫花子”吧？我不敢下保证，因为人的变化往往不是能由自己决定的。
再谈您的大作：
①您给自己的小说定性为“严酷现实主义”，这主义的内涵究竟是什么东西，我委实搞不清楚，但大概意思是看出来了。小说中描写的情景令我不寒而栗。多亏这是一篇小说，要是您做了一篇这样内容的报告文学，那事情就麻烦透了。
②关于作品的“发表水平”，一般地认为有两个标准：一是政治标准，二是艺术标准。这两条我都拿不准。拿不准就是拿不准，并不是我有意“吞吞吐吐”。好在《国民文学》群英荟萃，您就听他们判决吧。
我已把大作寄给《国民文学》编辑部，至于请客送礼一事，学问很大，我干不了。像《国民文学》这种中央级大刊，能不能请出来送进去，也许需要你亲自去试一下。
祝你
好运气！
莫言
四
《肉孩》
秋天的后半夜，月亮已经出来，挂在西半天上，边缘模糊，好像一块融化了半边的圆冰。凉森森的光芒照耀着沉睡的酒香村，谁家的鸡在窝里叫起来，叫声闷闷的，好像从地窨子里发出来的。
这叫声虽然沉闷但还是惊动了金元宝的老婆。她围着被坐起来，在朦胧中发着怔。青白的月光从窗棂里泻进来，把黑色的被子印上惨白的格子。男人的脚在她右侧直竖着，凉冰冰的。她拉拉被角为他遮盖。小宝在她左边蜷着，呜呜地打着均匀的呼噜。更遥远更沉闷的鸣叫声传来，她打了一个哆嗦，慌忙披衣下地，走到院子里，抬头看天，见三星西斜，昴星东升，离天亮不远了。
女人推着男人的腿，说：
“起来吧，快起来吧，大昴星都出来了。”
男人停止打鼾，巴嗒了几下嘴唇，坐起来，迷迷瞪瞪地问：
“天就要亮了？”
女人说：“快了，早点去吧，别再像上次那样，白跑一趟腿。”
男人慢腾腾地披上夹祆，伸手从炕头上摸过烟笸箩，捏着烟斗，装了一锅烟，塞到嘴里叼着。又摸到火镰、火石、火绒，噼噼啪啪打起火来。几个有角的大火星子溅出，有一颗落到火绒上，他嘬着嘴吹气，火绒燃起。暗红的一点火在昏暗中闪烁。他点着烟锅，巴咂两口，正要掐灭火绒时，女人说：
“点着灯吧！”
男人说：
“还要点吗？”
女人说：
“点着吧。穷富不在这盏灯油上。”
他憋足一口气，悠悠地吹那火绒，愈吹愈亮，终于“噗噜”一声燃起了明火。女人端来灯盏点着，然后挂到墙壁上。青幽幽的光辉立刻充满了房间。夫妻俩目光相碰，立刻都躲闪了。和男人在一头睡着的几个孩子一个说梦话，声音很高，像呼口号一样。一个把胳膊伸出来，手在油腻的墙壁上摸索着。一个在哭。男人把那条小胳膊塞进被里去，顺便推了推哭泣者的头，不耐烦地说：
“哭什么？讨债的鬼。”
女人叹了一口气，问：
“就烧水吗？”
男人说：
“烧吧，烧两瓢就行了。”
女人想了想，说：
“多烧一瓢吧，洗得干净一点招人喜。”
男人不说话儿，举着烟锅，小心翼翼地探头到炕角上去看。那个小家伙睡得很香。
女人把油灯移到门框上挂着，让光明照亮里外两间房。她涮了锅，添了三瓢水，盖了锅盖，拿一把干草就灯火上引燃，小心着塞进灶里，紧接着往灶里续草。火旺了，金黄的火舌舔着灶脸，火光映得女人的脸焕发出光彩。男人坐在里屋炕前的矮凳上，出神地打量着好像变年轻了的女人。
锅里的水吱吱地响起来，女人紧着往灶里填草。男人把烟袋锅往炕壁上叩叩，清清嗓子，慢吞吞地说：
“东头孙大牙家里又怀上了，人家怀里也有吃奶的。”
女人顺着眼说：
“人跟人怎么能一样？谁不想一年生一胎？谁不想一胎生仨？”
男人说：
“大牙发起来了，这狗日的，仗着他舅子当验级员，别人验不上，他就验上了，明明该验二级，他就验上了特级。”
女人说：
“朝里有人好做官，古来就是这样。”
“不过我们小宝儿验一级是稳了的。谁家的孩子也没舍得下咱这么大的本钱。”男人说，“你吃了一百斤豆饼，十条鲫鱼，四百斤萝卜……”
“我吃了什么？”女人说，“看着是进了我的肚子，到头来还是变成奶汤，全被他嘬了去！”
说着话，锅里水开了，蒸汽沿着锅盖的边缘，一股股往外窜。蒸汽升腾起来，那一点灯火失去辐射能力，像一粒红豆，在雾气中抖动。
女人停止往灶里续草，吩咐男人：
“把洗衣盆拿来吧！”
男人吭吭着，拉开房门走到院子里，把一个破了沿的黑色大瓦盆拎进来。瓦盆的底上，凝着一层薄薄的霜花。
女人揭开锅盖，蒸汽汹涌上升，几乎把灯火淹灭。后来渐渐清亮起来。女人抄起水瓢，从锅里往盆里舀水。
男人问：
“要掺点凉水吗？”
女人把一只手伸到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