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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朝察举制下，被举资格的取得，完全在于地方长官的举荐。地方长官的举荐权和察举标准的道德化，构成了九品中正制得以成立的前提。南北朝时期，地方长官举荐的基础受到动摇，出现了自举这种新的考试制度的萌芽。
选官原则中才学标准的不断提出和被强调，冲击着察举制度，呼唤着新的选官形式的产生。而考试内容的突破，有利于扩大应举者的范畴，使官员的选拔由举荐变为开科考试成为可能。而只有开科考试，才能真正贯彻按才学录取的原则。公开考试、公平竞争、择优录取是科举制度的基本特征，其中考试是核心。科举制度比以往任何选官形式都更强调考试的作用，考试朝着排除其他因素干扰的方向发展。
但是，选官制度中才学标准，并非在短时间被能够完全贯彻，门第也不会随着王朝的更替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只有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一般地主经济的发展成熟，全社会文化知识水平的提高，才有可能真正实现才学选官的原则。
科举制度实际上一种自举，即只要符合一定的政治条件和身体条件都可以报名考试。唐朝的铨选更能够体现通过考试选拔官员的精神和原则。铨选是所有人进入官僚队伍的必经之路。或者说，一切官员不论是通过何种渠道获得出身，都必须通过铨选来选拔。
“凡官，不历州县不拟台省”的规定，则是针对中国古代选官制度中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转折性问题而提出的。中央和地方行政关系的运作，主要采取地方汇报，中央年终审查的机制，加上地方长官和豪强大族在很大程度上垄断地方政务等因素，中央实际处理地方事务不是很多。随着新的中央集权体制的建立，首先带来的变化是中央直接面对的地方机构增加，以及官吏选拔和考核权的集中，中央要处理的地方政务因此大量增加。中央官缺乏地方工作经验而造成的决策偏斜问题，都被提了出来。把“凡官，不历州县不拟台省”作为选官的一个重要原则确立下来，无疑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
在官僚政治事务的运作方面，以追求公平竞争为特点的考试录用方式，以“依资序迁”为准绳的官僚选任原则，无不反映出官僚政治较高的理性化程度。
科举是传播儒家正统观念最为有利的工具，体现着儒家的传统政治理想，隋唐以来，施行科举制的重要结果之一就是造就了一种新的社会结构。科举考试为少数平民通过官方正常程序改变地位提供了机会，其积极意义在于试图建立公平有效选拔人才的社会机制。
“资格”一词的内涵非常丰富。从广义上说，它事实上是由管用的出身、进入仕途后的履历、职任的剧易、品级的高低、课绩的记录、乃至推荐者的身份、人数等多种因素决定的。而在诸多因素中，官员的“资历”显然占有突出的地位。就其狭义而言，“资格”与课绩相对，主要是指“资历”。
资序，即资任、资历，其内容包括差遣职务的高低和任数。资序系统，主要是由诸多外任差遣层次构成的。“依资序迁”的任用升迁原则，在我国官僚制度史上曾经长期发生作用。
完全合丝对缝、秩序井然的原则规定，在复杂多变的官僚场上，很难不折不扣地照样实施。为保证根据需要及时派遣，必须采用一种上下衔接、纵横贯通而富于弹性的资序与派遣对应方式。这套体系，是在人事选任工作的长期实践中，在矛盾、平衡的反复运作中逐步丰富起来的。
重资序不重绩效，重“实历”不重能力，是官僚制度造成的弊端。
出现于八世纪中叶的《循资格》，在其后千余年的封建政治制度史上，占有不可低估的地位。“资历至上”的原则之所以长期行用不衰，绝不是偶然的。
首先，《循资格》是在门阀政治彻底衰落的背景下产生的，注重资历的精神以格条形式固定下来，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历史的进步，体现了更为平等、开放的趋势。重视亲民，强调资格，有其合理性：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使官吏重视基层实践，使一些具有治事经验的肉得以充实到中上层官僚队伍中来；“资历至上”的原则可以部分地限制请托，阻止达官贵人子弟的过快升迁。
其次，循资原则的固定化，与社会上存在着庞杂臃肿的官僚队伍分不开，它是铨选制度只实行高度中央集权的必然产物。封建国家为了扩大统治基础，力求以仕宦之途吸引不同社会阶层的广大成员。
在难以掌握众多候选人实际才能的情况下，资历作为容易核查的条件，为吏部应付矛盾提供了一条相对便捷的途径。于是资序在铨选中所占比重大为提高，并进而 为系统的资格之法。一系列规则的产生，反映了封建人事管理制度走向标准化和程式化的过程。
当代社会如何进入官场？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表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表明：目前中国社会分为十大阶层，其中干部即国家与社会管理阶层高居社会顶端，；排在最下面的三个阶层则分别为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城乡无业阶层。而‘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表的《当代中国社会流动报告》则指出：干部子女成为干部的机会是非干部子女的2。1倍。近年来整个官员阶层日趋精英化，大部分的新进公务员都出身于中上层家庭，他们有条件接受更好的教育，得到更多的提拔机会，更容易进入“国家与社会管理阶层”。
据统计，我国现有公务员500多万人，其中只有8％是副处级职务以上，92％的公务员职务层次都在科级职务以下。占全国公务员58％的县、乡两级公务员超过300万人，受制于机构规格和职位数量，绝大部分难以升迁。这有限的职位自然会成为众人争夺的“肥肉”。在现实政治生活中， 为争夺职位明争暗斗已经成为一种官场常态，发展到极致，雇凶谋杀竞争对手的也时有发生。
1。3 为什么进入官场
自科举制度创立实行，教育与科举逐渐合而为一，科举成为做官的敲门砖。金钱、美女、高官、厚禄、轻车、宝马，人生所欲，不过于此者。面对这等美妙似锦的辉煌前程，谁个还能不去孜孜以求？
成了秀才，就跻身士林，预备做官，成为统治阶层的成员了。秀才只是科举入仕的第一个台阶，仍不属正途，优异者选任小小社学教职。中了举人做官的路子就比秀才宽多了。一中进士，点翰林，才算走上了升官的坦途。官场养尊处优，荣华富贵，作威作福的现实，也就使得清末社会各阶层都踊跃科举之道。物理学上有“场”，科场有如物理学上的“场”，一旦踏入，任何人都难以止步：中了秀才想举人，中了举人想进士。没中的千辛万苦要考中，落第的死不瞑目要再考。
皇权专制下的官本位是必然的政治体制。科举能叩开官场大门，科举的观念深入社会的骨髓，读书、应试、入仕三位一体，是知识分子实现个人人生价值的取向、手段和行为方式。
当腐败成为一种双向的社会需要时，一切反腐措施都将黯然失色。权力是以最小的成本获取财富是捷径，欲获取财富就必须做官。
尽管中国有世界上最早的文官制度，但是入仕的途径却是很杂滥的。中国古代的官场，是“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生意场，象做生意般地做官，这是中国的一大特色。
人人都想当官，却不知道如今当官就象唐僧进了盘丝洞，到处都是诱惑，没有定力、毅力和信念，身败名裂是早晚的事情。诱惑是各种各样的，金钱、美女、享乐，那都是比较浅层次的、容易发觉的；贪得无厌地追求政治利益，为了升官不择手段，是另一种诱惑造成的结果，而且这种诱惑很容易跟所谓的事业心混淆起来，更难以考察，陷进去更容易忘乎所以，摆脱起来更困难。
追逐利禄、出人头地、建功立业、文章传世是进入仕途的缘由。
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农民追逐权力，大致不外两方面的缘由，一是由于被逼得走投无路，不得不铤而走险，如陈胜、吴广、韩信、朱元璋等，这是属于求生存一类；二是出于改变现实地位的目的，用现在人的话说，就是“跳出农门”，这是属于求改善一类。这一类在中国历代官员中，占了大多数。
士、农、工、商，这是中国历史上对“民”的传统排序，“士”为四民之首，“农”排在第二，实际上，农民一直处于社会的最底层，整个国家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重担，几乎全都压在农民身上，所以，农民要想改变自己的处境和地位，唯一的办法就是由“士”而入“仕”。中国封建社会的一大好处是，它为这种途径提供了可能性。
做官，与农民种田、工人做工、商人买卖一样，其最基本的目的，就是为了挣钱吃饭，养家糊口，不要以为那些显官政要，都是什么“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圣人；如果没有俸禄，没有官员所享受的许许多多特权和优惠，还有那么多人对仕途趋之若骛吗？
出人头地永远是文人投身仕途的终极目的。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黄金时期，对于文人来说，那个时代最大的好处就是自由。政治上的专制制度尚未形成，思想上的独尊儒术尚未确立，用人制度上的门阀等级观念尚未出现，甚至后世被视为天经地义的“忠孝”观，也还没有变成禁锢人们思想和行动的桎梏。这样一种时代气氛，大大鼓励和激励了文人们，使得他们渴望出人头地，渴望一举成名。那是一种典型的个人主义、个人英雄主义。可以说，春秋战国时期所有的文人，都是在这样一种精神的支配下投身仕途的。
岂止春秋战国时期，可以说，中国几千年的专制社会，以致整个世界历史的政治舞台上，所有那些政治人物中的绝大多数，其投身仕途的初始的、基本的动因，都是赤裸裸的出人头地的欲望，攫取功名利禄的野心。
官场，其实就是一种政治运动场，投身其中的选手们希望夺冠，希望出人头地是太自然不过的事情。
仕途上的文人，其命运对君权有极大的依附性。没有君权的认可，他们可能一事无成；如果得到君权的欢心，他们可能立刻身价百倍；而一旦失去了君权的宠信，他们又会立刻变得不名一文，甚至身败名裂。
君权是永恒的，而掌握这种权力的人，则是不断变易的。你能得宠于旧主，未必能续爱于新君，而一旦失爱，就会变成阶下囚。
中国的文人，深受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影响，走上仕途以后，莫不以建功立业为己任，但并不是所有仕途上的文人都能够成就一番事业。因为象历史上大名鼎鼎的李白、杜甫等人，就不是干政治的材料。政治需要的不是学问，不是才华，而是：一是行政能力，二是权力。
在政坛上多如过江之鲫的文人中，有这两种“力”的人不在少数，如果这些人处于同一时代、同一政治舞台上，事情就有的麻烦。政治人物与生俱来的对权力和利益独占的欲望、嫉妒的心态，使得他们之间不要说和衷共济，连和平相处都十分困难，必定要争个你死我活。这就是“权力排他性”法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