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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学生进行管理，基本上不存在学生自治。
这种行政化严重地抑制了大学学术生态的健康发育，当代大学种种为人诟病的现象，都与行政化有直接、间接的关联。比如，大学行政化使大学缺少体现自己本质和宗旨的理念和精神，主要以行政官员的好恶为取向，追求一种扭曲的政绩最大化，各个大学热衷于追求那些能够被外部的行政体系看到并且认可的政绩。正是在这样的心态下，从90年代开始，出现了大规模的高校合并、调整风潮，各个大学竞相攀比规模；随后各大学又掀起建新校区的高潮。
凡此种种表明，大学行政化必须予以改变。归根到底，大学是一个教育机构，是一个学术机构，大学承担着教化国民、延续本民族及人类文明、知识、价值的重大使命。而历史已经证明，这个使命是行政权力无法承担的；相反，有能力承担这个使命的，是享有充分学术自由的学术共同体。大学不可能没有行政管理，但这种行政权力不能喧宾夺主，在大学中，行政权力必须受到限制，且以服务于学术创造为其基本目标。
近年来，高考作憋是年年发生，腐败渗入教育领域。专家认为，从深层次上讲，至上而下的高考集体作憋是官场腐败发展到相当程度的衍生物。导致素质教育和应试考试两张皮。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整个社会将形成扭曲的价值观。
“考试看孩子的，挑学校看家长的。”在越过各地高考最低录取线后，家庭背景各自不同的考生们，不由自主地陷入一个由学校、招生办、家长组成的招生黑幕中。“机动名额”、“定向招生”、“自主招生”等一些招生录取政策，最容易被学校工作人员钻空子。
在高校招生环节还存在一些监管不到位的暗箱操作，比如：个别保送生资格成了权钱交易的工具；由于定向就业招生可以在学校调档线下20分以内、当批录取分数线上录取，一些人就借机向考生收取所谓的“定向费”，有的高达数万元之多；又如调档阶段，有的考生家长通过关系将其考号告诉招生老师，只要这个考生被提档，招生老师就有权将其录取。
过去高等学校的考试招生和录取工作基本上是非市场运作机制，分数是一个人能否上大学的决定因素。可现在，选择学校等只在民办学校或者其他领域进行的一些市场化做法，越来越多地渗透到高校的招生范畴中。在招生工作缺乏有效监督的情况下，招生指标很容易成为敛财工具。问题在于，现在市场已经有了，但规则没有形成，于是就有人钻空子来牟取私利。
在一般人的印象里，类似发生在招生领域中的腐败事件，只是近年来才有的新鲜事物；而实际上，招生领域从来就不比其他领域“清白”。其中的腐败现象早已存在，只不过受贿形式一般比较隐蔽，不一定是现金交易罢了，可称之为“隐性腐败”。这种腐败行为往往不为人们注意，招生工作是一项“肥差”，这已经成了高校人所共知的秘密。
很多家长明知孩子的高考成绩已经达到了录取分数线，却总是觉得没送钱不放心，给了钱才安心。原因在于：招生人员实际掌握着在录取分数线（提档线）以上挑选新生、调配专业方向的权力。如果这些权力不能得到有效的监督和制约，便可能成为滋生腐败的权力基础。
在中国，教师是一个道德色彩极为浓厚的特殊人群，社会对他们的评价体系很大程度上构建在道德的框架内。而由于当前几乎没有什么专门用以规范教师职业行为的法律。所以当一些教师将道德赋予他们的权力无限滥用时，社会似乎还没有心理准备。
在师生关系中，教师因其年龄、学识、地位、经历，一般总是处于强势力地位，是握有权力的一方；而学生则处于弱势。
由于对教师的权力没有一个明确的法律和科学界定，在中国的一些校园里，教师的权力正在出现异化和滥用的苗头。在这种背景下，一旦权力和学生之间形成互惠互利的供需关系，我们的教育功能就会变质。
教育部实行的将全国高校招生名额分配到各省的做法，沿用的是司马光“逐路取士”的思路。这个思路本身就有问题，它暗含的一个前提是：通过“计划”，官方就可以公平、公正、高效地配置高等教育资源。显然，这是官本位社会、计划体制下的思维。 “计划”中的公正是官方一相情愿的产物，而社会实践中的公正是多方博弈的结果，后者比前者拥有更高的智慧和技术含量。更重要的是，人的各项权利——包括享受高等教育的权利——都是天赋的，而不是“官赋”的。天赋的平等从来就只是机会的平等，而“官赋”的平等往往是以结果平等来取带机会平等。无视人与人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差异，这种做法看似高明，实际是对社会公正的最大伤害。
据报道，教育部说：为了遏制教育乱收费，二十年间制定颁发了三百份文件。教育腐败以“乱收费”居首，百姓痛恨也集中于“乱收费”。不过它绝对不是绝症而无药可治，难就难在明明知道病根所在，却不敢痛下决心铲除病根。这不是怕痛的问题，还有更大的难言之隐。每种社会存在都不是孤立现象，每种腐败都彼此互动共存，从而形成社会腐败的“并发症”。
东方是“羊”的教育，培养的是逆来顺受的人；西方是“狼”的教育，培养的是个性张扬的人。
一个社会必须向尽可能多的人公平地开放机会，而考试就是在社会资源稀缺的情况下，确保公平的最好办法。
大学生失业，不能不回到社会底层，这种现象如果成为普遍现象，就很危险，就可能威胁到社会稳定。
蔡元培先生认为：政党是要制造一种特别的群性，抹杀个性。教育是求远效的；政党的政策是求近功的。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
7。16 有关权力的其他一些理论
美国的凯特。米丽特把“政治的精髓”定义为权力。
米歇尔。福柯是一位博大精深的后现代思想家。他突破了传统哲学关于权力的论述，他以一种动态的、去中心的、不稳定的权力描述，取代了固定的、实体的权力概念。中国人民大学博士黄华在《权力、身体与自我》一书中对福柯的权力理论作了介绍和阐述。
权力理论在福柯的学术生涯中占据了极其重要的地位。也是福柯为当代思想界提供的最有价值的方法论。福柯动态的、多元的权力观念，突破了传统哲学中单一的、压制性的权力观念。他一直从事着权力理论建构，由权力的微观物理学分析，到通过生命权力与国家权力等宏观权力形式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权力分析模式。
按照福柯的说法，权力是各种力量关系的集合。“（权力）是各种力的关系在它们所运作及构成它们自身的组织的领域里所展现的多样性；（权力）是一个过程，经由不断的斗争与对立、转化、加强或倒置力的关系；（权力）是这些力的关系在彼此之间找到的支持，于是形成一个锁链或一个系统，或是相反的，是（这些力的关系）的歧义与矛盾，使得它们彼此孤立；最后，（权力）是这些力的关系可凭借而产生效用的策略，使它们。。。。。。可以显现在国家机器中、法律形成过程以及各种社会霸权中。”
在福柯看来，权力不是获得的或分享的某个东西，也不是我们保护或回避的某个东西，它从无数的角度出发，在各种不平等、变动关系的相互作用下运作；权力无所不在，它来自各处，能够在任何时间、地点产生；权力不是一种制度，不是一个结构，也不是某些人天生就有的某种力量，它是人们对既定社会中“复杂的策略性处境”的一个称呼。
这样，与传统权力观将权力看作一种实体，或某种可以被某些人或某些团体占有的观点相反，福柯强调权力是一种关系，一种内在相互作用的关系。
福柯视权力为关系而非实体，主张权力关系论，抛弃权力占有论，这使他超越了西方古典政治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的权力理论。在西方古典政治理论中，权力被看作是可以交换的商品，始终与法律和合法性密切联系在一起。在马克思那里，尽管权力被看作是一种内在关系，但关于权力的相互作用方面一直被忽视。因为与权力机制对人的实际影响相比，马克思主义者更着迷于经济结构中所谓的权力“终极原因”。福柯的权力关系说虽然建立在马克思学说的基础上，但他显然认为权力关系远不止于经济关系，不能将权力关系还原为经济关系。
既然权力是彼此联系、对立的力量关系的总合，包括这些不同力量抗争、转化的过程，那么这种权力关系是动态的、不稳定的。福柯纠正了通常存在的对权力的误解，人们常常把权力与压抑、控制联系在一起，而不太重视权力承受者的反抗。正是由于反抗的存在，使得权力关系经常处于公开冲突的状态，这种不稳定体现在权力拥有者和被支配者之间每时每刻存在的对抗。一方面，这种关系的对权力拥有者的限制，权力拥有者希望用暴力关系代替这种对抗的权力关系；另一方面，只要权力关系存在，权力的被支配者就有反抗、造反的可能。权力的流动关系，通过法律、监狱、军队以及各种主流团体和机构之间的协调、竞争等方式表现出来，成为社会改革和各种政治力量变化的一种动力来源。
福柯的权力概念是对传统权力概念的解构，他对历史的结果、理论化的有效性提出了质疑，使之成为解构宏大叙述的一个有效武器。
福柯没有将自己对权力的研究仅仅停留在考察权力拥有者是如何使用权力的，或者权力承受者对权力拥有者的反作用，而是将考察重点放在权力机制的运作上。权力机制决定了权力拥有者和权力承受者，并以不同方式造就了他们。人们研究权力时，不仅要关注权力主体的双方，而且更要关注他们与权力机制的关系。
对福柯而言，现代权力与古典权力不同，它是局部的、持续的、生产性的。在一定程度上，这些特征是权力所处环境发生变化的必然结果。
权力从制造痛苦的肉体惩罚，到以一种更隐蔽的方式对身体进行限制，由此产生一种“权力的微观物理学”。福柯就这种微观的权力研究提出了几种假设。
首先，权力的这种运作方式不应被看作一种所有权，而应被视为一种战略。这是一种被行使而不是被占有的权力，它不是统治者的特权，而是由被统治者的位置所展示的、有时加以扩大的效应。
其次，这种权力在实施时，不仅成为强加给无权者的义务和禁锢，而且通过他们得到传播，在遭遇反抗时，便加大对无权者的压制。这意味着，这些权力深入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它们不是固定在国家与公民的关系中，也不固定在阶级的分界处，它们在个人、身体、行为的层面复制出一般的法律和政策形式；尽管存在着某种连续性，但它们之间没有相似性，没有同源性，只有机制的特殊性。
最后，权力的这些关系不是单向的，它们确定了无数撞击点，每一点都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