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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别总是与权力相对称，也就是说“成正比”，级别越高，权力就越大。权力大小的不同，有时也决定着犯罪或者说腐败的方式、方法的不同，而方式、方法的不同，又决定着风险的大小。贪污的高风险是明摆着的，因为“有帐可查”；受贿的低风险也是明摆着的，因为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如何选择不是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是以权力的大小为转移的。村官乡官、会计出纳多以贪污为手段，因为他们的权力有限，只能铤而走险，选择贪污这种容易暴露的犯罪方式；而一些厅长、局长、省长、市长的犯罪则多以受贿为手段。
其实这依然是制度之痛，是权力的不受限制、不受监督导致的权力腐败。且不说竭制腐败之根本制度远未完善，就是已有的“高级干部子女不能经商”的规定，看起来也是有名无实、形同虚设。
腐败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自然可以分门别类，划分出种种不同的类型。比如从规模上看，有小腐败与大腐败之分，从心理支配的角度看，有被动腐败与主动腐败之别；有个人腐败与集体腐败之差。
所谓被动腐败，就是你不想腐败，可在某种特定的背景下不得不随波逐流，即为被动腐败。换一种说法就是：没有心理需求，不得已而为之的腐败。但是，事物是不断变化的，久而久之，被动腐败极有可能向主动腐败的方向转化。（《杂文月刊》155）
腐败——反腐败——再腐败——再反腐败——长期腐败——长期反腐败，最终形成“腐败与反腐败”相互依存的格局。
贪官的路子：找门子、盖章子、开条子、占房子、搂裙子、掷馓子、叼杯子、啃盘子、装孙子、当老子、丢位子、进局子。
权力与金钱结合起来，就等于开始了慢性自杀。把好多贪官推向绝路的正是权力与金钱的肮脏结合。权力滥用可以在不声不响中给你带来很多人一生都得不到的金钱，但是，结果有可能使你不但丧失了权力，到手的金钱也成过眼云烟，成为犯罪的证据。
把权力作为筹码，最终可能赌掉的是自己的名誉和权力。
公共权力行使的终极目的是为了社会民众的利益。要防止公共权力渗透到经济领域，不能让有关部门即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形成不公平竞争态势。
腐败是低效率的社会机器的润滑剂，腐败能穿透一些僵化刻板的政策。
厅级领导嫖娼，警察站岗；处级领导嫖娼，大大方方；科级领导嫖娼，慌慌张张；普通干部嫖娼，罚个精光；一般职工嫖娼，开除回乡。
不要拿情人与老婆比，很容易被逼婚。
不要拿情人与情人比，会使你动以新换旧的危险念头。
不要在工作圈子里找情人，会妨碍你的魅力的施展，而且不安全。
天涯何处无芳草，要找不在单位找，本来数量就不多，何况质量也不好。
在商业利益和政治资本的双重利益驱动下，地方政府一直利用强制性土地征用政策，低价从农民手中征地，高价出售，从中获取巨额土地资本增值收益。而好多腐败官员也由此以权力寻租的方式获得暴利。
大陆土地制度的本质问题是官权强制侵蚀民权，国家和社会强势阶层不受约束的侵蚀农民的土地权益。如果不限制政府和官员在农村土地上所拥有的无限权力，靠执政者的内省和自制是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
通过权力交换为亲属谋取利益这种腐败行为是国家机关大面积腐败和政权出现危机的标志，权力的这种恶性膨胀是不能通过合理的权力配置来解决的。它暴露了权力制衡的局限：相互监督是可以蜕化为相互利用狼狈为奸的。防止这种结果的唯一办法，就是建立在言论和结社自由基础上的民众监督和立法机关周期性的民主选举。
现行的银行体制为权力作为资本进入经济过程创造了外部条件，是导致惊人腐败和国有资产流失的根本原因。
“要想富，动干部”。任何一个身居要职的领导都知道，在现行体制下，官帽是最职钱的资源，只要想发财，批发官帽是最快的致富之路。
时下掌握了官帽，无疑掌握了一种最稀缺、能量又最大的政治资源。
贪官贪官，靠官而贪，没官没权如何贪污得来？贪官都是权力至上的信奉者，自己的权力来自上司，贪污了那么多，送上的也不会少，敢张狂向下索取，必然敢于向上行贿。
最贪的贪官贪什么？最贪的贪官贪的是搞腐败的“群众基础”。广西梧洲市交通局长私分国有资产，在单位发钱就象发洪水。他为什么这样做？其实质是为了营造腐败的“小环境”，打好腐败的“群众基础”，是为了培植腐败集团的“生力军”，培养“第二梯队”；是为了让众人对其大搞腐败装聋作哑。贪官靠发钱就象发洪水一样腐蚀了单位里的人、周围的人，腐蚀了包括一些领导干部在内的“群众”，于是有了一定的“群众基础”。在这样一个“牢固”的腐败“基础”和“温室”里，贪官的胆子会更大，手会伸得更长。最贪的贪官贪的是搞腐败的“基础”，同反腐倡廉阵营争夺“群众基础”。
英国阿克顿勋爵说：“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
孟德斯鸠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变的一条经验。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
腐败人人有，不露是高手。藏在权力下面不见形影的宝库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金银山。
边升官边腐败的奥密何在？用贪官王怀忠本人高度概括的一句话“只要把上面哄好了”。这个上面一是负责考察干部的组织人事部门的人；二是任用、使用干部的直接上级。大小干部的任命，都是先由上级机关考察，然后领导研究决定后下发文件。中国的干部任用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只怕上级不注意，不怕群众不满意”。干工作就是为了给上面看的，给自己制造“政绩”，为职务的升迁打下基础，为了“哄”得上级领导高兴，不惜采取各种手段，从甜言蜜语到请客送礼，从吹牛拍马到伪造政绩，无所不用极其。
要防止公共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个人化，个人权力绝对化。
人们常常看到贪官们为自己作检查时说：自己虽然在经济上和生活作风上出了问题，但是在政治上能够与党中央保持一致。自己在“政治上没有问题”。贪污腐败，没有政治问题。那么怎样才算是有“政治问题”？也许贪官爱国、爱党、甚至爱人民，所以政治上没有问题。在中国，“政治问题”就是这样难以把握。（《杂文月刊》148）
现在凡是大案、要案都是有权力作保护伞，案子越大，权力也就越大；反过来说，正因为他们手中权力大，案子才做得大。真理往往被具体的权力所扼杀。
现在人们都知道，用腐败来维持稳定。
腐败是我们这个社会的一大润滑剂，有了它，办事效率才会大幅度提高。
商人不得不行贿，而官员不受贿也不容易，因为官员也需要行贿。
拒贿也得讲究技巧，你不能生硬地摆廉洁，那样把人非得罪光了。
你正经，你受累，还没有人说你对；清清醒醒太痛苦，不如大家喝个醉；你也醉， 我也醉，咱们医院来相会，反正看病是公费。
脸皮薄，吃不着来喝不着；脸皮厚，吃个够来喝个够，各种利益捞个够，能享受的都享受。
现在送礼，一是不需要理由：千条理万条理，送是硬道理；二是不要送货物：这样货那样货，钱是硬通货。
在老百姓眼睛里，官场根本就是粪窖，进去了莫有一个清白身。
如今当官的，不直接收受贿赂，而喜欢间接来，有二传手，二传手当然是心腹之人。
实权和实惠都姓实，是一对亲密无间的孪生兄弟，手握实权的人如果对实惠怀有敌意，就是在门口设上五岗六哨，估计也没法将实惠这位兄弟拒之门外的。
＇贪官铭＇ 官不在大，有权则灵。利不在多，能捞就行。虽是九品，唯我独尊。吃喝玩又捞，样样都先行；官衔年年升，油水日日增。来往有小车，开口乱弹琴；动辄瞎指挥，糊弄人。无劳累之伤神，无工作之费心。世人无法比，神仙也不能。百姓曰：“此官可恨。”
＇赃官铭＇ 官不须大，有权则灵。利不计小，能捞就行。斯是宝库，唯我攫银。嘴皮忙唱廉，手中捞得紧；调戏有小姐，往来无百姓。随便花公款、嫖赌饮。无穷困之劳顿，有妻室之烦神。香港有金窟，瑞士储美金。孔子曰：“乘桴浮海。”
＇庸官铭＇ 官不在高，有位则名。权不在多，够级则灵。斯是衙门，唯我厮混。上班品龙井，下班五粮春。讲话有秘书，开会赶门庭。可以登报纸，上电视。无徒步之苦恼，无下岗之揪心。今赴洛杉矶，明年游东瀛。合肥曰：“当官最易。”
在一套成文的游戏规则之外，真正起作用的是与之相伴生的另一套不成文的游戏规则。后者看起来是辅助性的，却更有刚性，更有支配权。这套贯穿始终的规则只有两个字，就是贿赂。几乎所有的人都对它深恶痛绝，但事到临头，一几乎所有人都自觉理所当然地就范。
社会越文明，不道德的交易也越文明。
贪官并不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也不是只有一张脸谱，不少贪官就是典型的“变色龙”；从某种意义上说，“大奸似忠”的贪官更可怕，更值得警惕。
历史证明：官样文章越是做得滴水不漏、无懈可击，官场腐朽便越是惊心动魄。
对于有个一官半职的人来说，没有人是不怕查的，而泛泛的查和有详实依据的查又是两回事了。
一个干部被查来查去，似乎证据确凿但又不了了之的例子实在太多了，在尘埃没有落定之前谁又敢下结论。
在各级党校的大门口，都树立着党校的校训“实事求是”。党校的学生——未来的各级官员是迎着实事求是走去，绕过实事求是而行，背着实事求是学习，离开实事求是工作。
走直路办不了的走弯路办得了；男人办不了的女人办得了；领导那里办不了的夫人那里办得了；平时办不了的领导生日办得了；白天办不了的晚上办得了。
送钱送物，说得好听点，叫做联络感情，说得难听点，叫做贿赂下药，最终目的无非是讨好巴结领导好为我使用。要达到这个目的，重要的是让领导舒服受用。
12。4 关于所谓期权化腐败
所谓期权化腐败，是指出租权力的官员暂时放弃眼前利益，谋求退休或者辞职以后再获取投资回报。在期权化腐败已经成为部分官员以权谋私的新手段的时候，通过立法方式限制公务员的离职从业年限与范围，是有助于防止期权化腐败的产生，切断了官员获得期权收益的途径。
但是，仅仅通过对官员期权收益的套现进行限制，并不足以消除期权化腐败。因为，归根到底，期权化腐败来自于现权腐败，期权化的症结来自现权的不当行使。如果说腐败的实质就是公权兑换私利的交易，期权化腐败并没有改变这种权力交易的性质，只不过权力投资与利益套现出现了移位，官员将套现权力利润的时间推到了“安全期”，套现的方式表现得非常巧妙（如以高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