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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奋远相对要干练一些，不多说话，说出来就有一定的分量。可他的主要精力放在局里建房上，一两个月难得在局里露一面。担任行管办主任后，正处级问题解决了，更像一个“局外人”了。因此在局里也很难听到他发出的声音。
局里倒是常能听到朱锋、姬飞和牛望月的声音。常见他们站在楼道里哇哇乱叫。可惜他们发出的大都是噪音。而噪音和尾气一样，市里的环保局专门有人负责监控的，超标了还要处以罚款。与余宏进相比，这几个人目光更短浅。三个人中，姬飞还算有点谋略，有时候甚至有老奸巨猾的一面，属于三个人中的“狗头军师”——虽然他和当年四人帮中的张春桥并无瓜葛。朱锋有点像个麻雷，谁将他的捻儿点着，他都会噗一声飞上天去，并发出一声巨响，在空中炸开——虽然响声很大，但伤及不到人。三人中最没劲的是牛望月，这个人简直像一个孩子。谁见了他笑得殷勤一些，他便会在开会时说：某某是个好同志；谁若和他迎面走过时没打招呼，他就会评价：这个人不怎么样。牛望月很少有自己的观点和立场。局里开会时他像孩子一般淘气，抓起这件乐器拉一下，拿起那件乐器弹一下，举起某件能吹奏的乐器再吹一下——问题是他吹笛子时也没有一点章法：有时腮帮子先鼓起来，再将嘴凑上去；有时嘴凑上去了却半天鼓不起腮帮子。问他为什么吹不响，他却捂着半边脸说腮帮有点酸。
因此他们几个人的意见往往没有丝毫分量，就像几个女人拍腿甩胳膊议论张家长李家短一样。有时开会阎局长提出某个议题，牛望月就会一会儿拍腿，一会儿甩胳膊。朱锋拿着一个“碟儿”跟上一阵乱敲。姬飞则在那儿抱着胳膊含笑不语。待他们拍完了，甩完了，敲完了，阎局长便会看其他几个没发言的人，其他几个人便会讲出一些很有见地的意见。尤其是马方向副局长，讲出的意见总是入情入理。更不可思议的是，他总是能在两种不同的意见中找到他们的相同之处，并设法将他们融合在一起。这种“融合”过的意见经他的嘴里讲出来，总是有那么一种“高瞻远瞩”、“高屋建瓴”的味道。如果马方向副局长是一个农夫，给人的感觉，他简直可以把两种生长习性完全不同的庄稼播种在一块田里，两类庄稼却都长势喜人，丰收在望。每当他讲出这些意见的时候，阎局长就会赞赏地看着他。包括朱姬牛三个也会频频点头。这样就很容易形成决议。
所以我现在和马方向副局长有了那种“心照不宣”的默契，对我今后在玻管局的发展有多么重要！庸俗一点、功利一点讲，陶小北、李小南、小高能给我一票，马方向副局长给我的则不是一票！他不动声色做做工作，给一些人暗示一下，我就会额外地得到一些票。就像白色恐怖中那些地下工作者，在马方向副局长这儿“接头”后，互相并不需要说什么，临别前重重地握一下手，心里便都有数了。
我决定弃暗投明——在心理上抛弃阎水拍局长，悄悄投奔马方向副局长。因为阎水拍局长已成为东海黄公——他再有九个月就要退居二线了！
是的，跟着马方向，在玻管局就会有方向，对这一点我已深信不移！
《背叛》吴言
第二十一章
小牛和小马在局里的会议室打了一架。
局里给阎水拍局长新买了一辆黑色的新款奥迪小汽车，新车当然还是由小虎开。阎局长刚坐了一年多的那辆红旗小轿车便退给小马开。小马开的那辆“二一三”已跑了三十多万公里。拉着几位副局长下县里检查工作时突然就坏在路上了。尤其丢人的是，有一次一位分管工业的副省长来市里检查工作，这辆“二一三”拉着余宏进副局长吃力地跟在车队后面跑，突然就像一匹已耗尽精力的老马一样，卧在公路上不动了。后面一辆车跟得太近，差点儿就发生那种“追尾”的交通事故。那位司机当时吓出一头冷汗，一个急刹车。随即跳下来将尚在“喘气”的“二一三”屁股猛踹一脚，骂道：“这破婊子车，还有脸跟上省长跑，叫几个人过来推沟里去！”
当时余宏进副局长夹个小包站在公路边，黑着脸看小马吭哧吭哧修车。车队早像一溜儿在草原上撒欢儿的奔马一样，不见踪影了。那天车修了两个小时都没修好。小马嘟嘟囔囔骂道：“这车的毛病就像婊子逼里的那种阴虱，哪里能找到！”余宏进副局长蹲在马路边抽了几支烟，最后只得搭乘一辆“蹦蹦车”回了市里。坐在蹦蹦车上摇来晃去的余宏进副局长当时十分生气。按照余宏进副局长的身份，他若在县里任职，就是一个常务副县长。有谁见一个常务副县长乘蹦蹦车的？余宏进副局长虽练气功、涵养尚好，这次却再也忍不住了。回到局里便径直去找阎水拍局长，气鼓鼓地对阎水拍局长说，再派那台破车拉他下乡，他要么不去，要么就去出租汽车公司租辆桑塔纳。临出门时又扭回头对阎水拍局长说：“局里该买一辆车了，否则贻误了工作谁负得起这个责任！”
当局里几个副职都有了类似余宏进副局长这样的经历，并都向阎水拍局长提出买车的要求时，阎水拍局长便派赵有才和冯富强去省里买回这辆刚上市的新款奥迪小汽车。
这样那辆刚跑了不到两万公里的红旗小汽车便退下来，供几位副职使用。这辆“二一三”则由冯富强出面，以两万元的低廉价格卖给一家汽车修理厂。
按理，红旗应由原开“二一三”的小马开，可开面包车的小牛却想开红旗。小牛有自己的小九九：开面包车主要是每天接送同志们上下班，再就是接送局里同志的孩子们上学。每天就在紫雪城跑这么几趟，然后便钻在谁的房中打扑克。一年下来，修理费和汽油费只能报销五万多元（实际开支只有三万多元，两万多元属于虚报）。而开红旗，一天到晚脚底儿朝天拉着局领导在县里、省里跑，又是下乡，又是开会，又是剪彩，吃香的、喝辣的不说，还能领一些衬衣、防寒被之类的纪念品，更重要的是，空间大了，车辆的开支大了，一年至少也能报销十余万元。
小牛将想开红旗的想法通过牛望月告诉了政秘科主持工作的副科长冯富强，又告诉了主管政秘科工作的赵有才主任。赵有才本来不太想这样调整，但碍于牛望月的情面，也就含糊其辞同意了。牛望月和小牛立即趁热打铁，请赵有才主任、冯富强副科长、鱼在河副科长吃了一顿饭。其实我内心里是反对这样调整的，因为这样调整没有丝毫道理。若小马是阎水拍局长的侄子或什么亲戚，谁敢动这样的念头？况且我对小马印象好一些，对小牛印象差一些——岂止是差一些！这王八羔子仗着有个牛望月，平时对我待理不理的，可见了冯富强却点头哈腰，像见了他爹一样。有时甚至跟上冯富强挤对我。
一犬吠影，百犬吠声。小牛之所以跟上冯富强卖力地狺狺狂吠，是
因为他那些修车条据都要冯富强签字后才能呈送阎水拍局长，再然后才能从康凤莲那儿领出人民币。有一次我和冯富强准备坐他的车出去办点儿事，这小子一跑进大办公室便殷勤地接过冯富强手中的公文包。出楼道后我去卫生间，顺手将我的公文包递给他。可待我出来下楼坐到车上后，却不见包。问他：“包呢？”他竟冲我坏笑着说：“在卫生间门口放着呢，你出来没看见？你不是让我放卫生间门口吗？”我重新跑上三楼，卫生间门口并没有包。我心里陡然紧张，又“噔噔噔”跑下楼去问小牛。那包里有我刚给阎局长加班赶写出来的一份汇报材料，下班前要送到阎局长办公室呢！“包呢？小牛你可别和我开玩笑！”我这样说着，焦急地在车上左顾右盼找包——我以为小牛给我藏哪儿了。小牛说：“真在卫生间门口放着呢！你再上去里外找一找。”我没辙，只得又焦急地“噔噔噔”跑上去。跑进卫生间里边一瞧，果然看见那个小包像个受了委屈的孩子一般，正蹲在卫生间门里边湿漉漉、脏兮兮的地上，悄悄抹眼泪呢！我当时勃然大怒，肺都气炸了。可勃然大怒气炸肺又有什么办法？我总不能下去扯着他的脖领子和他在大街上打架吧！可就这，这小子仍然不依不饶，上车后再次打我脸：“鱼科长，包里没丢啥东西吧？你那包撂大街上也没人拣，不就装几份阎局长的讲话材料嘛！”当时恰好路面上有个障碍，这小子猛打一把方向盘，险些将我甩一边去。接着他还继续“追杀”我，扭头不阴不阳地对我说：“以后别把自己的东西随手递给别人，一是丢了什么说不清。再者谁都只有两只手，我若长三只手，这方向盘该往哪边转？”
我当时脸都气白了，有一种被别人摁住脑袋往头上撒尿的感觉。
更可恶的是他竟然欺负小孩子。孩子们乘面包车都喜欢坐副驾驶座上。为抢这个座位有两个孩子都打过架。后来小牛就将这个座位像柳如眉拨指标那样拨给了冯富强的儿子毛毛。乘车上学的大都是局里像我这个年龄段的同事的一帮孩子。孩子们的家长最大也就是个副科长。其他领导的孩子要么上大学了，要么上高中了。上高中的孩子一般喜欢骑自行车，不愿坐面包车了。乘面包车的大都是一帮上小学和幼儿园的小娃娃。即使有个别初中生，也已没兴趣抢前边那个座位，而总是孤独地坐在最后一排，没人注意时将目光往大街上的漂亮女孩子脸上扫。
有一次孩子们乘面包车回家，我儿子最先来到车前，拖着小书包费力地爬上前边那个位置。他将小脸东张西望，甚至扭身得意地向后面车上的孩子们扮鬼脸。此时毛毛跑过来了，让我儿子将座位让给他，我儿子不让。两个孩子正僵持着，小牛拉开车门上车坐到驾驶座上准备开车走。他将钥匙捅进去打着马达后，扭头发现了我儿子和站在下边拉扯我儿子的冯富强儿子。毛毛恶人先告状，说：“小牛叔叔，鱼小明不给我让座位！”我儿子正欲分辩，小牛竟瞪着一双“牛眼”向我儿子断喝一声：“下去！”他凶神恶煞般的模样险些儿将我儿子胆吓破。我儿子急忙拖着书包抹着眼泪下车。下得太急，书包带在座位上挂了一下，一下将我儿子扯得一个马趴跌倒在地，小脸都蹭破了，磕掉了一颗牙。从那以后，我儿子一见小牛便像见了鬼似的重足而立。那天我儿子给我说了这事后，我恨不得真像宰一条“小牛”那样，一刀宰了那孙子。我当时一边安慰儿子，一边将仇恨深深地记在了心底。
但那天我却没有表示反对小牛开红旗。第一我即使反对也无济于事，因为赵有才和冯富强已经同意了。第二我现在还不能得罪牛望月。那段时间我正使出吃奶的劲儿搞统一战线，传达室老乔和通信员小高都纳入了我的统战范畴，怎么会排斥牛望月总工程师？这个家伙在局里即使不具有举足轻重的位置，不属于那种领导核心，但毕竟是局党组成员，在会上有“一票”的权利。他不一定能给你帮上忙，但“添乱”还是有条件的。他在会上手拿碟儿敲起来，敲得阎局长颇烦，阎局长有时也会给他点儿面子，那些无关